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与反酷刑制度一。
前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并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他们的权利很容易受到侵犯。
因此，国家和社会需要采取特殊的保障措施来保护他们的权利。
这些特殊的保障措施在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中得到了体现。
这些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惩罚或待遇国际公约》、《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等等。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轻权利、重义务的社会。
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则是在最近一些年才得到正式承认的。
根据传统的观念，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代表正义，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则代表邪恶。
前者有权采取任何手段来对付后者，而后者则无任何权利可言。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人权不是普遍的，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
只有”人民”才有权享受人权，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属于”人民”的范畴。
因此，”剥夺犯罪分子的人权”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改变。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带来了新思想和新的概念。
随着人权概念在中国的普及，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了传统观念的落后并越来越重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
本文将介绍中国政府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以及防止酷刑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还将介绍在该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二。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为加强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中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
这些措施被包括在在大量的法律文件中。
这些文件主要有：1.《宪法》。
中国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通过的。
它的第2章规定了各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污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宪法还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非法失职行为行公民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以上这些规定为为保护人权、禁止酷刑奠定了宪法基础。
2.《刑法》。
中国刑法于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
1997年《刑法》确立了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法律平等原则”和”刑罚与刑事责任相适应原则”.该法第4章专门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根据该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249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中的以上这些规定为惩罚实施酷刑者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3.《刑事诉讼法》。
1979年制定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包括了有关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详细的规定。
（1）辩护权。
该法第4章专门对”辩护与代理”作出了规定。
例如第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3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与旧《刑事诉讼法》相比，1996年《刑事诉讼》的一个重大进步在于它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
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介入刑事诉讼。
该法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7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并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或者在必要时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这种规定使得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为被告人准备辩护，因而在实际上严重地限制了辩护权的行使。
1996年《刑事诉讼法》大大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
该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的批准。
”（2）强制措施的时限。
《刑事诉讼法》第6章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并为这些强制措施规定了严格的时限。
传唤和拘传。
第92条规定：”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拘留。
第64条规定，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公安机关在拘留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第65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人应该在24小时内进行审问。
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需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逮捕。
第6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1日至4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提请逮捕书后的7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71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侯必须出示逮捕证。
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24小时内进行审问。
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需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待审关押。
该法第124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拘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
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1个月。
”第125条规定：”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第126条规定：”下列案件在本法第124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2个月：（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众所周知，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中国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收容审查”制度。
这种制度最早是用于城市治安管理的一种行政措施。
但后来演变成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用于对付那些身份不明、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
根据这种制度，公安机关可以在不提出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将一个人关押3个月以上，甚至无限期地关押。
在80年代，尤其是在几次”严打”运动中，”收容审查”制度被公安机关广泛使用，甚至失去了控制。
它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人权问题并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批评。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人们曾就是否废除”收容审查”制度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对付犯罪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手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制度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并且违反了《宪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应该废除。
立法机关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在对原《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拘留和逮捕的条件进行必要的调整后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
（3）证据和口供。
新《刑事诉讼法》还在证据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规定。
该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4）无罪推定原则。
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另一个重大改革就是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是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的法律原则。
《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包含了类似的规定。
但是在中国，犯罪嫌疑人在被警察拘留那一刻起就被推定为有罪并被称为犯罪分子。
直到80年代末”无罪推定”还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或”精神污染”而受到批判。
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这一原则在经过人们的激烈的讨论之后终于被立法部门所采纳。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这一规定完全改变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
在旧的制度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被看作是试图掩盖自己罪行或为自己罪行辩护的坏人。
因为在审判之前他们已经被推定为有罪，所以对他们的审判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
往往判决书在开庭审判之前已经印好，在法庭上法官审问被告人，出示犯罪证据，与律师进行辩论，最后拿出事先印好的判决书当庭宣读。
在新的制度下，被告人与公诉人成为刑事诉讼中平等的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