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合同诈骗案辩护意见书
铜陵市狮子山区人民检察院：
为犯罪嫌疑人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我受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接受X之妻N的委托，并征得X本人的同意，担任X的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本辩护人查阅了侦查机关移送的本案材料，会见了在押犯罪嫌疑人X。本辩护人认为：铜陵市狮子山区公安分局狮公刑诉字[2014]036号《起诉意见书》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两个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指控X涉嫌合同诈骗罪依法不能成立。
一、《起诉意见书》认定事实错误
2013年8月7日，W为了收购安庆D矿业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名下的安徽省宿松县铜铃寨多金属详查、探矿权（以下简称“铜铃寨探矿权”），通过银行汇款支付X1500万元（人民币，下同）。2014年3月，X与安徽J矿业集团（W）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探矿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本案合同”），合同交易标的为股权与探矿权，受让方J集团并W通过收购X持有的铜陵Q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Q公司”）全部股权，以期实现对D公司控股，继而获取D公司名下的铜铃寨探矿权。合同约定全部收购价款为2100万元，W已付的1500万元锁定为收购定金，从而确立双方履行合同的担保方式。为了将W支付定金时间与双方签约时间达成一致，故合同双方将签约时间落款为2013年8月。
《起诉意见书》对上述事实认定为X实施了采取合同形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侵占W的财产，构成了合同诈骗罪。
概括起来，《起诉意见书》认定X实施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基本上是基于三个错误定位，即：1、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是通过受让股权方式实现收购探矿权目的，《起诉意见书》却定位于采矿权交易；2、本案合同交易系多金属探矿权转让，《起诉意见书》却定位于一个矿种黄金（虽然《起诉意见书》没有明确黄金作为交易诈骗的唯一矿种，但其运用的证据几乎全部以黄金为例）；3、本案合同交易标的系探矿权，没有也不可能约定确认探矿权项下的矿种、品位、储量、开采商业价值等，而《起诉意见书》却将探矿权尚未探明就自行确认没有“开采价值”。正因为《起诉意见书》定位错误，所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
1、本案合同交易的是铜铃寨多金属详查、探矿权，绝非采矿权。《起诉意见书》采信的安徽省黄金局1998年黄金矿产准采证、安庆市地矿局1998年重新申请采矿证、安徽省国土资源厅2002年采矿许可证等，与十几年后的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探矿权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
2、《起诉意见书》运用矿山开采许可证、资源税证明、2007年申请探矿权的相关书证，认定“可证实该矿山被开采过”，从而认定X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但是事实相反，正因为该探矿区域范围内，自90年代末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陆续进行了定点式而不是矿脉式、鸡窝型而不是片状型、少量而不是大规模的黄
金开采，表明该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范围探矿的必要性，所以才有了十几年后安徽省国土厅2013年8月颁发的D公司名下探矿权证，具名探矿内容为多金属矿（并非黄金单一矿种）详查；探矿范围扩大至1.20平方公里；勘查单位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11地质队等。因此，《起诉意见书》只能自该探矿权证颁发后顺延分析本案事实性质，不应自该探矿权证颁发之前逆向认定事实。
《起诉意见书》通过采信上列证据认为“可证实该矿山被开采过”，据此认定X涉嫌合同诈骗，显然是错误的。本案合同并没有转让方X承诺该矿山没有被开采过，W也没有将其作为收购条件。W出资收购的就是上述探矿权，仅此而已。《起诉意见书》凭什么认定该矿山只要被开采过X的转让行为就构成犯罪？因此，将是否被开采过作为指控X的合同行为涉嫌犯罪的构成条件，完全是荒唐的。
3、《起诉意见书》认定X隐瞒了该矿山被开采过导致无开采价值，全部是根据过去进行过黄金开采的历史事实。但是，本案合同交易的是多金属探矿权，并没有锁定黄金为唯一矿种，交易双方更没有通过合同之外的其他形式，确立黄金为双方唯一的交易品种。《起诉意见书》罗列该矿山已进行过黄金开采，比较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那么，尚未形成自探矿权证项下的进一步持续探矿活动，更没有形成最终探矿结论，《起诉意见书》又凭什么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难道侦查机关为查明案件
事实，组织了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调动了探矿机械设备进行了系列探矿活动，查明了该探矿区域范围内没有开采价值吗？
本辩护人据了解，铜陵市铜矿最早开采时间距今约3000年之久，并且在同一矿山内，持续数千年仍然开采至今。因此，根据已被开采过即得出没有开采价值的结论，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而是主观随意性的自由心证方法。
4、《起诉意见书》认定X隐瞒矿山被开采过的事实要求311地质队做出降低工业品位的普查材料，与事实不符。《起诉意见书》作出此节事实认定，无非是采取将2013年1月《普查报告》（以下简称“13年地质报告”）与1990年7月《地质普查报告》（以下简称“90年报告”）进行比较。事实上，13年报告并不是经过新的地质勘探后根据探明的地质数据提出新
的勘探结论，而是对90年报告提出的地质勘探数据进行专业技术分析。两个报告专指黄金矿种而言（并非本案合同交易的多金属探矿），90年报告结论按黄金品位每吨含量9.96克、储量305公斤、当时市场价每克40余元；13年报告将90年报告提出的勘探数据黄金品位每吨含量降至2.86克、储量增至653.4公斤、2012年黄金市场价每克340元，黄金交易价格增长近9倍。并且，90年报告22年后的2013年，由于采用新的选矿工艺，故矿石加工成本大幅下降。据此可见，矿产品位含量与矿产储量具有相对性，品位偏高储量则降，品位偏低储量则升。13年报告绝非主观杜撰的数据结论，而是根据黄金市场价格数倍增长、加
工成本却大幅下降的情况，为了扩大矿产资源经济价值，防止矿产资源形成巨大浪费，针对90年报告勘探数据进行科学、专业技术分析得出新的结论，并无不妥。仅就黄金作为单一的矿产品种而言，本案合同交易的探矿权就具有相当的开采价值，何况，合同交易的探矿权并不限于单一的黄金矿种，而是多金属探矿综合品种。而《起诉意见书》却背离科学、客观的态度，断然认定“没有开采价值”，从而认定X涉嫌犯罪，缺乏事实根据。
5、《起诉意见书》运用311地质队2009年、2011年地质工作简报等书证，认定“可证实该矿山经探矿工作未发现有价值矿体”。恰恰相反，这两份简报均表述找矿工作已初见成效，该矿区发现多金属矿种，成矿条件有利，有可能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工业矿床。正如此，311地质队的找矿成果，成为安徽省国土厅颁发的铜铃寨多金属探矿权证的科学、客观依据。
6、《起诉意见书》运用A、B等证人证言，认定“该矿山无开采价值事实”，又是一个荒唐的认定方法。如上所述，本案合同交易标的是探矿权，必须持续开展探矿工作，通过组织资金、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调配勘探机械设备进行钻探、打井等方法探明矿产资源品种、品位、储量，继而进行科学分析方能得出有无开采经济价值的结论，若有，则据此申报批准采矿权证。而上述证人均是自然人，不通过勘探活动即出证没有开采价值，除非这些证人具有特异功能，能够眼观地下数十米有无矿产。《起诉意见书》竟以证人的主观认识与推测证明矿产资源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