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威理论学习心得“权威”这个词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警察权力运行愈加规范,但警察行政执法权威弱化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权力与权威成反向演进,背离了权力的发展要求,而权威弱化与强化社会治安控制的需要的对立矛盾则严重影响到社会治安的管理效果。

如何正确认识警察权威,使公众对警察从在某种程度上的“习惯性怀疑”转变为坚定的“习惯性信任”,增强公众对警察执法公正的认同感,完成警察行政执法权威由依赖强力到依赖公信力的转变,对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警察权威存在是社会治安控制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警察是和平年代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群体,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障公共安全的职责,其工作必然需要和要求相对人服从警察命令与警察行为,甚至要求绝对的服从。

警察毫无疑问应当享有权威,这是社会治安控制的必然要求。

如果警察不具有权威,得不到相对人的认可,其执法行为不为相对人服从,执法结果不为相对人接受,或者说警察行为对相对人不具有足够威力或根本没有任何威力的话,则警察的执法效能会十分低下,社会治安也将趋于失控。

作为警察,如何严格依法进行管理、有效履行警察职责,其是否享有相当程度的警察权威至关重要。

而在社会转型期,警察权威尤显不可或缺与至关重要。

近年来,“袭警”案件时有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不仅严重威胁和侵犯民警的生命健康,也威胁到警察的执法权威,使“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受到挑战,法律威慑力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警察合法权益更难以得到充分保障,这突出体现了警察执法权威的弱化。

“袭警案件的接连发生,客观上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警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又怎能保护老百姓呢?一些企业、建筑工地以及个别社会成员在遇到危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时,不是求助公安机关,而是花钱在社会上雇佣恶势力来‘摆平’,‘花钱保平安’变了味,成了‘花钱雇恶保平安’。

”当然,社会日趋多元化造成公众社会认同感降低和行为自制力减退,引发部分社会公众对法律怀疑、对社会管理者怀疑,甚至于对不良社会现象乃至违法犯罪行为的漠视、对警察正当执法行为的冷漠,继而影响到对警察的认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警察权威的流散。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日趋多样,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无论是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持还是更新,都有别于以往社会。

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及控制难度的增大,迫切需要加强社会治安控制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

恩格斯指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

”而亨廷顿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首要问题在于保持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权威。

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政府如果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就无法完成国家权威合理化的改革任务。

所以,他提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警察行政执法权威的行使就是对当前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肯定。

“各种暴力行为……都是那些拒绝接受法律、秩序或要求的个人和团体的产物,他们的各种犯罪行为,就是拒绝接受这些法律、秩序或要求而引起的。

……为抑制其他犯罪行为所行使的权威是对那些法律或秩序的重新肯定。

”警察作为社会治安控制的主体,警察权威附随于警察行为,是警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警察维护秩序的职责要求相对人服从,必然要求取得和享有权威。

而转型期社会秩序进行调整,社会控制有所削弱,权威的产生和存在更成为客观必然。

同时,警察执法权威的有效树立与否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守法状况。

警察无权威,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威慑力不足,违法犯罪行为必然滋生蔓延、恶性扩张,警察维护秩序的难度加大,又会引起公众不满,进一步影响和削弱警察权威,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社会治安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二、警察权威的属性马克斯·韦伯对“权威”的理解较为准确地把握了权威本质。

他从经验分析出发,提出了三种纯粹的合法性权威类第 3 页共3 页型,即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

传统型权威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法理型权威建立在一系列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的非凡个性和超凡感召力的基础上。

法理型权威是理性的、合法的政治权威,是现代国家典型的权威形式,而个人魅力型权威是一种不规则、不定期出现的权威形态。

笔者认为,在当前社会治安管理系统中,仍然同时存在着这三种权威形式,只不过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传统型权威是警察权威的积淀,法理型权威是警察权威的基础,个人魅力型权威则是个体警察获得警察权威的重要条件,三者共同构成新形势下的警察权威。

它是警察权力发展、延伸、行使和发挥作用的最高境界和要求,是警察运用国家赋予的警察权力在实施警察行为过程中形成的警察威信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和治安管理效果。

(一)警察是国家统治权威和控制的符号表达警察的国家属性是警察权威施行的有效保障。

警察权威建构于国家政治权威之上,是政治权威在社会治安维护上的集中反映,即警察是国家专政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种特殊的专门力量。

但警察权威又有别于政治权威,它只是政治权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警察组织的实体权威和警察本身个体权威的有机结合。

游离于国家之外的警察即丧失了公权力的来源,无“权”自然无“威”。

治安控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之一,同其他社会控制一样,都集中反映特定社会组织的意志和利益。

恩格斯以雅典警察的创立论述了国家对警察权威的影响,他认为国家的成熟与强大与否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警察权威:“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当然,随着国家制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警察阶级属性在逐步淡化,警察作为社会治安控制主体,与控制对象的距离在逐步缩短,但警察的社会调控作用仍然不可忽视,“无论是提供服务,执行法律,还是阻止混乱和恢复秩序,警察都是一个社会调控机构,特别是政府的一个社会调控机构,必要时可以成为采用强制武器的机构。

”[5]尽管几经变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职能占据主导地位,但现阶段中国警察的职能也无外乎执行法律、维护秩序、服务社会。

实际上,不论警察职能如何转变,也不论哪一种职能占据主导地位。

都改变不了警察调控社会的本质目标,即维护统治阶段的根本利益。

正如彼得·曼宁所说,警察“摆脱不了与政治现状的紧密联系。

而且实际上一直为支撑和维护政治现状而尽心尽第 5 页共5 页责。

”当然,随着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社会治安控制中的暴力因素逐渐减少,而暴力威胁则凸显其重要作用,社会控制逐步从直接凭借暴力到间接依赖暴力发挥作用的转变,更凸现警察权威的至关重要。

(二)警察权威是法律权威的反映和保障作为法律的执行者之一,警察权威和法律权威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

警察权力有赖于依法授予并依法有效实施方能逐步形成警察权威。

警察权威有赖于法律进行规范和保障,恩格斯说:“他们(警察)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重,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运用警察依法解决治安问题,将警察暴力、管理和教育手段综合运用,则可达到警察与法律的统一,谁与警察对抗则意味着其与法律对抗,使己居于劣势,警察则居于法律上的主动地位。

而法律权威同样需要通过执行者的权威得以实现和保障,否则即可能成为“纸上法律”。

“警察和法律,像孪生兄弟一样,同时降生,互相依存。

警察的权威性是法律赋予的,法律的权威性是警察保障的,它们统一于反映国家意志的公共权力。

”所以,警察应该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确理解法律与执法者的相互关系,严格其在法律框架内的执法属性,尽力维护法律权威,以获得执法权威。

警察权威一旦表现为“人治权威”,则是对法律权威的侵犯和亵渎,也意味着警察权威单一表现为警察权力。

(三)警察权威是物质控制力量和精神控制力量的结合体权力是一种物质的强制力量,威望是一种精神上的潜在的强制力量。

警察权威的最终归结点为警察权力主体的威信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力。

国家凭借警察等强制力量来控制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秩序。

作为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警察是国家行使其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即警察“暴力”。

当然,除了直接暴力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暴力的实施,对社会公众形成一种特定威慑力量,使公众明确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不可抗拒性和强制威力,从而将单纯的物质性的统治手段转化为基于物质力量之上的无形的精神威胁力量,继而造就公众对警察的敬畏感和服从心理,自觉遵纪守法。

“使强制生效的并不是实际使用强力,生效的是以强力来伤害他人的威胁,如果他不顺从的话。

强力的威胁常常使强制成为一种有效的目标或是对行动的遏制。

实际使用强力有时也有助于提高威胁的可信性。

”当前社会更偏重于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更偏重于公众对警察的自觉认同和实质服从。

所以,公安执法实践中更要强调警察组织和警察个体的“魅力权威”,它可以弥补警察组织权威和警察整体权威的不足。

因此,要重视警察个体性格力量、个人感召力在构建警察权威过程中的重要性。

相对人对警察管理权威的自愿服从,相当多的时候不是第7 页共7 页源于警察发出的命令和要求的本身,而是来自警察自身在遵守法律方面所做出的表率以及警察的外在威慑力和使人信服的能力。

三、维护警察权威的条件重塑警察执法权威成为新时期治安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对警察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但现阶段,无论立法者还是执法者,对警察行政执法权威都还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正确认识,警察行政执法权威的肯定和维护还要经过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警察权威的要义在于公众对警察的信服以及警察顺利有效实施警务行为的能力,其本质在于公众对警察权力和警察行为的认可和服从关系。

警察权威体现在警察行为过程中警察意志的实现,警察权威的维护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基于警察主体自身的正当警察行为及管理对象认识水平的提升。

(一)权威行使主体的自主性警察职业化是构建警察权威的必备条件。

“职业是谋生的手段”,而警察职业作为现代职业的一种,自然应该成为“个体警察”的谋生手段,但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有职业的共性(一般要求)和自身职业的特性(特殊要求),警察的真正职业化,就在于一般要求能够满足“谋生”,特殊要求在于获取“尊严”,两者相辅相成。

警察尊严的建立是警察权威构建之根本,而“警察物质保障”和“中立执法”是警察获取尊严的有效途径。

警察执法的中立性是警察权威建构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