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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密切联系原则，又叫最重要联系原则、最强联系原则、或最真实联系原则，作为一项法律适用原则，最密切联系理论的基础是最密切联系说。该学说主张，某一涉外民商事关系或某一涉外案件适用与法律关系或该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在涉外经济合同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合同应适用与合同法律关系或者与合同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论渊源，多数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法律关系本座说”。 该学说认为，任何一个涉外法律关系都有一个“本座”，“本座”所属的法律就是应该适用的法律。例如，在有关人的身份地位问题，住所地为人的归属之地，因此住所地即是身份法律关系的“本座”，身份关系应当根据
人的住所地法律来确定；在涉外物权关系中，物之所在地是其“本座”，决定物的归属等物权法律关系应当根据物之所在地的法律进行；而在涉外合同关系中，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的表示，那么合同的订立地为它的“本座”，应适用合同订立地的法律解决相应的纠纷。
“法律关系本座说”为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强调某一法律关系跟某一地域的联系。该说揭示了每一种法律关系都有一个“本座”，而“本座”就是该法律关系与某一地域的联系所在，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最密切联系”这一观念，但已经为后世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启发下，德国学者吉尔克创立了“重力中心说”，这以后，英国的国际私法学者韦斯特莱克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该学说，提出法律适用不应当局限于“本座”或“地域”的划分标准，应当考虑与该法律关系有“最真实联系”（ｍｏｓｔ ｒｅ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的法律。当然，这与今天广为熟知的最密
切联系原则相比，尚有一定的区别。 真正将最密切联系原则运用到司法实践中来的，则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美国法院的涉外司法审判。１９５４年的“奥汀诉奥汀案”以及１９６３年的“贝科克诉杰克逊案”，便是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件中，法官富德（Ｆｕｌｄ）依据“重力中心”和“最集中联系”的思想，强调与案件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法律对该案件有绝对的控制权，从而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的法律来解决纠纷。
在“奥汀诉奥汀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英国结婚，并在英国一起生活达１４年之久。１９３１年，被告（丈夫）只身来到美国，并在美国再婚。１９３３年，原告（妻子）从英国来到纽约，同被告达成分居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每月给原告５０英镑，以维持原告和孩子的正常生活。协议达成后，原告就回到了英国。但被告事后未能履行协议，原告于１９４７年在美国纽约提出诉讼，要求按照当年达成的分居协议支付生活费。纽约州地方法院根据传统的“合同适用订立地法律”的原则，适用了纽约州的法律。而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经济合同
法律适用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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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规定，原告在订立分居协议之后，曾在英国以另一案由提出了诉讼，视为已经取消她与被告之间的分居协议，纽约州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在没有得到支持后，继续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富德负责审理此案。他认为，不应当机械地依传统的冲突规范来适用法律，而应当通过分析的方法，找出法律关系的“重心”所在地，或法律关系的“聚集地”，并适用这个地方的法律。在本案当中，纽约州与案件的唯一联系是协议在这里订立，而不是协议的实质性履行地，并且这种联系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英国才是当事人的本国，双方在英国结婚，生育子女，共同生活达１４年，被告在英国遗弃妻子儿女，原告又是在英国履行扶养子女的义务，并履行分居协议。因此英国法律才是与该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当适用英国的法律，纽约州最高法院最后适用了英国的法律，并支持了原告的上诉请求。
除上述案件外，贝科克诉杰克逊案（Ｂａｂｃｏｃｋ ｖ． Ｊａｃｋｓｏｎ）也是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富德法官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经典适用，所不同的是，这起案件属于涉外侵权案件而非合同案件，但富德法官在阐明其观点时认为，这两起案件适用法律的原则和方法是一致的。为此，他列举了他在１９５４年审理的“奥廷诉奥廷案”这一判例。指出在“奥廷案”中，法院采用了“重力中心地”或“关系聚集地”的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替代了传统的涉外合同的订立地标准作为法律适用的根据。同样，在后一起案件中，只有根据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而不是机械地适用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才可能使案件达到“公平、正义和最佳”的结果。 “奥汀诉奥汀案”和“贝科克诉杰
克逊案”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里斯在《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编纂过程中，根据上述司法判例，提出了“最重要联系”的概念。他主张法院处理涉外案件时，应适用与案件的事实和当事人有最重要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里斯把这一思想贯穿到整个《冲突法重述（第二次》之中。尽管美国法学会组织编纂的冲突法重述没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它是对判例的整理和研究，通过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和综合而归纳出来的一系列规则，对美国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对其他国家的涉外审判和法律适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至此，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在国际私法体系中得到了确立。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实证性分析 包括涉外经济合同在内的所有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选择，需要一套完整而统一的法律适用规则。在最密切联系原则产生之前，国际社会曾围绕法律适用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法律选择理论，例如“法则区别说”、“法律关系本座说”、“既得权说”、以及“本地法说”、“政府利益分析说”等。这些学说指导下的法律选择方法，在追求民商法律冲突解决的简单、方便及判决结果一致等目标的同时，却背离了判决结果的公平正义，即过分追求法律适用规则的统一却忽视了案件内在的实质正义。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种新的法律选择方法，其核心是通过对合同以及与合同有关的各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来寻找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它要求法官必须关注与案件关系密切相关的联系因素，并对各种相关的联系因素的表层去分析它们与特定民事关系的关联性，以找到与该特定民商事关系有着最真实的，本质上的、最强的和最密切联系的法律，避免了传统的法律选择规则的僵硬性和机械性，增加了法律适用的弹性和灵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实质正义。相对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学说，最密切联系原则突破了法律关系只有一个“本座”的羁绊，对所有相关的联系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实现了更具弹性和更加灵活的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产生和运用还顺应了涉外合同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力量对比成多元化的均衡趋势，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大量的国际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的产生，以及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因素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国际社会力量的配置、组合呈现出多元化为基础的特征，传统的、单一的法律适用规则已无法应对实体民商事关系的多元化因素。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也随之强化，这就要求各国的司法机关在解决相互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时，更多地借助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协调途径来减少对抗。最密切联系因素因适应当代复杂多变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而成为涉外经济合同法律适用上的重要原则。
当然，最密切联系原则亦有其固有的弊端和不足。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克服了传统法律适用规则的僵硬性和机械性时，也容易导致法律适用规则确定性的不足，因为最密切联系地并不能事先预设，这对从事交易的双方当事人来说，无法预测其日后的权利义务状态。由于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由法官决定，因此这种法律选择方法往往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难免产生法官认定最密切联系地的随意性，当事人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