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上旬叶挺（１８９６—１９４６），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３６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在其光荣而伟大的革命生涯中，叶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意志与浩然的革命气节。

１９１４年，年仅１８岁的叶挺被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录取，开启了他３０多年的戎马生涯。

１９１８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第二年加入驻守在福建漳州的粤军，并加入刚组建不久的中国国民党，正式走上革命斗争道路。

１９２０年，年轻的叶挺率领部队在作战中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桂系军阀，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一敌四的奇迹，从此在军中声名鹊起。

孙中山亲自任命他为警卫团营长。

１９２５年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和第四军军部参谋处长。

１９２６年叶挺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北伐号召，率领部队从广东出发，经过４个多月的激战控制了湖南、湖北大部分地区，叶挺也被军中内外公认为“北伐名将”。

１９２７年，叶挺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不断升迁，历任副师长、师长和副军长［１］２２６。

此时，三十而立的叶挺在革命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非凡的个人成就。

但他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在中国革命尚未成功的历史大环境下，叶挺以南昌起义为新的起点再续他光辉的革命斗争生涯。

一、南昌起义中的叶挺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

叶挺作为主要领导者，在起义的谋划和组织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２７年４月至７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武昌和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作为国民军师长的叶挺对蒋介石、汪精卫于革命的叛变行为深恶痛绝，毅然放弃师长的优厚待遇，投入到艰苦的革命事业中去。

当汪精卫等人企图摧毁共产党军事力量时，时任第四军军长的张发奎逼迫叶挺交出兵权，并准备歼灭叶挺部队。

当叶挺得知此阴谋后，拒绝接受国民党命令，给予了国民党沉重打击。

随后，他毅然决定联合贺龙等人向国民政府施压，并率军到达了南昌，为南昌起义做准备。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对在短时间内与国民党决裂缺乏思想准备，忽略了军队武装建设，因此在政变发生时失去应对先机。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大多专于思想政治工作而疏忽军事准备工作时，叶挺则表现出积极重视的态度，在战前想尽办法增强军事作战力量。

叶挺为扩充军力，保证军队作战数量与质量，亲自南下招兵买马。

许多优秀的、革命积极性高涨的青年被召集到南昌起义队伍中，大大提高了起义部队的作战实力。

在共产党的三大起义主力军中都有叶挺的部下。

在叶挺帮助下，新组建军队的一切活动与组织关系都由共产党负责，完全不受国民党方面制约。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军队，实现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南昌起义爆发后，叶挺凭借所率部队数量庞大且战斗力强成为起义主力军，承担了大部分军事作战任务。

叶挺在起义中亲自上阵指挥部队作战，以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

起义的南昌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下，叶挺在军中担任要职。

他发电报给张发奎，希望他能够支持和参与革命，虽然没能成功，但他争取到了蔡廷锴的部队加入起义军队伍。

尽管后来蔡廷锴部队中途脱逃没有将起义坚持到底，但在当时情况下，叶挺能够争取到蔡廷锴部队，本身就对南昌起义起到了支援作用［２］９。

二、勇挑新四军重任的叶挺南昌起义终因寡不敌众等多种原因而失败，叶挺被迫转移至香港，后又于１９２７年年底潜回广州领导广州起义。

１９２８年起义再次失败后，叶挺经香港先后流亡至马来西亚、日本、苏联，于１９３２年辗转到澳门隐居。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一次为民族大义进行合作，整编各自军队共同抗日。

国民党方面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成一个正规军的意见，但双方对军长人选一事各执一词，争论激烈。

国民党提出由张发奎或陈诚担任军长，而共产党题名的人选是彭德怀或叶剑英。

就在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下的时候，周恩来于１９３７年８月在上海约谈了叶挺，想请叶挺出面负责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整编工作。

此时的叶挺已在国外流亡近１０年，期间还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后来虽与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蔡廷锴等国民党名宿有过合作，但总显得与国民党政府有些格格不入。

尽管叶挺与国共两党都有过嫌隙，但国难当头，正苦于报国无门的叶挺以满腔爱国热血欣然接受周恩来的恳请，从而成为由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的最佳军长人选。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８日，在没有事先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发文宣告命令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在得知此消息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直接反对这一命令，而是对叶挺的军长任命持保留意见，认为有必要对脱党已久的叶挺在政治立场与动向上作进一步考察。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深感未获得中共中央信任的叶挺亲赴延安拜会毛泽东。

在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深入交换意见之后，共产党方面认可了他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也基本相信叶挺可以掌控共产党所认可的新四军发展方向。

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批准叶挺提出的恢复党籍要求，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国共合作。

延安会谈之后，叶挺应蒋介石的要求马不停蹄飞赴南京与蒋会面。

蒋介石对叶挺在延安的言行举动非常不满，当面斥责了叶挺。

叶挺也毫不示弱，威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

蒋介石见状，认为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已定情况下没有比叶挺再合适的新四军军长人选，因而也就很不情愿地挽留住了叶挺，但同时也基本失去了对叶挺的信任。

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同意下，叶挺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赴武汉以军长身份组建新四军，并领导新四军抗日作战。

在接下来的三年多军长生涯里，叶挺的大部分精力与时间都用在了与国民党的交涉、谈判上，一定程度上成功抵制了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的政治压力。

而在指挥军事作战方面，叶挺于１９３８年率领新四军彻底粉碎了日军对皖南地区的扫荡，在抗日战争之初就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三、“皖南事变”中的叶挺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白崇禧、何应钦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强行命令当时驻守黄河以南流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３０日内转移至长江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以维护抗日大局为重，同意调离皖南的新四军部队。

１９４１年元旦新年刚过，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支队共计９０００余人从云岭出发向北转移。

１月６日，当部队行进到茂林地区时，叶挺将军的革命生涯与气节□马福叶挺全家合影Ｍｉｎｇｒｅｎｄａｎｇ＇ａｎ·18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上旬突然遭到事先准备好的８万多国民党军队伏击。

经过七天七夜艰苦奋战，新四军弹尽粮绝，７０００余人牺牲或被俘，只有不到２０００人成功突围。

国民党一手策划了这起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急赴负责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交涉谈判，但立即被国民党军队扣押，并被押赴重庆受审。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７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单方面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军长叶挺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在遭囚禁期间，叶挺坚决拒绝与国民党的一切合作，打破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劝降图谋。

新四军叛徒、原参谋处处长赵凌波到监狱劝降叶挺，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被叶挺猛扇了两耳光，还被叶挺扔过来的火炉、茶壶砸中。

叶挺对赵凌波大吼道：滚出去，你这个满身污臭的叛徒！赵凌波不得不狼狈地夺门而逃。

其后，国民党又派出叶挺的同窗好友陈诚来规劝叶挺加入国民党，叶挺对他置之不理。

无论陈诚如何好言相劝或施以诱惑，叶挺始终未正眼看过陈诚，也未和他说过一句话。

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叶挺，叶挺以把牢底坐穿、以死相抵的言辞让蒋介石无功而返。

叶挺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精神令人钦佩，他坚定的抗日信念与永不妥协的气节使他无愧于“抗日战争中的岳飞”的赞誉［３］８３。

１９４６年，深陷冤狱五年的叶挺出狱，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即是电告延安的中共中央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在４月８日乘飞机飞往延安途中，叶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叶挺戎马３０余年，为革命、为民族大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书写了光辉的革命生涯，彰显了英雄史诗般的革命气节，深为后世敬仰。

参考文献[1]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周士第.叶挺同志革命斗争片断[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处于起步的艰难阶段。

在此背景下，与其他领域类似，新中国档案事业也不得不从零开始。

周恩来同志作为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政务院总理，一贯对档案工作给予高度重视。

他针对档案业务定位、档案资料保护、档案法规制定、档案机构建设以及档案人才培养等具体问题，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同时，周恩来总理也通过各种场合与途径阐明了他本人一系列关于我国档案事业的思想观点，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观。

一、周恩来与中国档案事业的不解之缘早在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周恩来就非常重视我党的档案工作。

他在负责我党领导事务之后，亲自参与党的档案文件整理、收集、保管、利用等工作。

例如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４·１２”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周恩来在第一时间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做好文件存底的搜集保管工作，迅速有效地保护了党的机密。

可以说，“４·１２”政变使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参与和领导了档案工作，从此他和我国档案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作为主要负责人，分管党中央文件档案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政府工作等事务已占去了周恩来总理大部分时间，但他仍然以惊人的精力适时采取一系列措施领导开展新中国档案事业建设。

一方面，他领导接管国民党政府档案；另一方面，他着手建立新政府机关档案。

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９日，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后颁布的《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新中国各级政府机关文件处理应遵循的流程以及档案工作的基本任务，对国家各级行政单位档案工作的创建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三年后的１１月８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

会上，周恩来总理经过慎重考虑、统筹规划，提请设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负责掌管全国档案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

全国性档案工作机构设立之后，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６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过后，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

作为指导和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法规性文件，该《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档案工作的原则、任务与范围，为我国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指明了方向。

除了我党和政府机关档案工作以外，周恩来总理对工业、农业、科技、城市建设等领域的档案建设与管理工作也极为重视。

１９５７年９月６日，国务院第５７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经大会讨论研究，通过了《关于改进档案、资料工作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