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中国人有尊师重教的古老传统,可我不敢说这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我们尊师重教了几千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惑”,不但没能减少,反而是越积累越多了。
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最迷惑的民族。
我们在文化上最迷惑,在信仰上最迷惑,在政治上,还是最迷惑。
我们的圣人和先师,没能给我们解惑授业,尽管我们一直很尊敬他们。
我怀疑他们反而是给我们制造疑惑的人。
一个面目可憎的宋儒说:“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
”岂用万古,从宋到今,不过一千多年的时间,我们感到自己仍处在一个千古长夜之中。
欧洲人这样总结他们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一段历史:黑暗的中世纪。
他们的中世纪的特点是专信基督,排斥一切除《圣经》以外的异端邪说。
但是,文艺复兴的种子能够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萌发出来,则中世纪毕竟不是只有黑暗,全无是处。
反观中国,在我们专信孔子的两千年里,我们在黑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线自救的光明,则我们的“中世纪”何其黑暗之至也?然而,我们不认为我们的“中世纪”黑暗;相反,我们认为那是一段“光辉灿烂”的文明史。
这段历史的时间长度是欧洲中世纪的两倍,文明质量是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倍,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给我们带来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
到最后,我们不得不向自己过去的文化小兄弟学习求教。
欧洲的文明曾经中断过。
因为蛮族的野蛮入侵,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传统被毁坏和丢弃了。
说起来可笑,后来帮助欧洲人复兴其文化传统的,主要也还是这些野蛮的入侵者。
他们不但复兴,而且还能够发扬光大,他们终于使自己成为比希腊罗马更伟大的民族。
与欧洲相对照,中国文明始终没有中断过。
中国文明怎么会中断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入侵者来了,自有博学的儒生主动地找上门去,双膝跪倒,口称圣上,向野蛮的征服者献上他们宝贵的经书——一部《论语》,一部《礼记》,一部《春秋》。
经书上记载着上智下愚磕头作揖三讳四勿等一大套经世致用的学问,任是最野蛮残暴的征服者对此也会感到欢欣鼓舞,莫不心悦诚服,甘受同化。
这样的学问怎么会被丢弃?这样的学问如果会被丢弃,那我们只能说: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他们的眼睛瞎了。
但我们未必没有丢弃过什么东西。
比如,墨子的学说就被我们早早地丢弃了。
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儒生拿着墨子的学说去劝说野蛮的征服者遵照实行,征服者肯定要砍下他们的脑袋来。
这种设想不尽合理,因为墨子的学说本来掌握在墨子的信徒手里,可墨子的信徒是不会手里捧着《墨经》去乞求统治者们遵照实行的。
对那些野蛮的杀戮者和征服者,墨子的信徒亮出的是他们手中的剑!真正的文明,是一种能够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力量。
真正的文明不会和罪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
真正的文明不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方法。
真正的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博大的胸怀。
真正的文明以人、而不是以某些人——比如统治者和所谓的君子——为自己的出发点。
真正的文明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大人和小人。
真正的文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出现,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希腊文明就是一个奇迹。
希腊文明能够被复兴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但是,希腊文明对于今天的世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
现代文明是以希腊为基础生长壮大起来的。
希腊文明对于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他启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在中国,文化传统既然始终就没有中断过,也就谈不上什么传统文化的复兴。
如要复兴,我们唯一可以复兴的就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只有墨子的学说曾经埋没和中断过。
但是,既然连无比伟大而且丰富的希腊文化都不足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墨子的学说又何济于是?——除非我们所要复兴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精神。
试拿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与比古希腊的诸子百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古希腊诸子中苏格拉底的思想学说最少,他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著作,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者们却把苏格拉底的旗帜举得最高。
他们为什么如此看重苏格拉底?——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吗?不是;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智慧吗?也不是。
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智慧哪里能比得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恰恰在于他们看重的不是希腊的思想和智慧,他们看重的是希腊的精神。
而希腊的精神,在苏格拉底的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爱真理。
信真理。
把真理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句“我爱我师,可我更爱真理”,比柏拉图的全部著作还有重要。
最伟大的事业家不是那个做了最多工作的人,而是那个作了最重要的工作的人。
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那个写出在最辉煌的著作的人,而是那个提出了最伟大的思想的人,最伟大的人类导师不是那个最善良最智慧的人,而且那个精神上最为崇高的人。
希腊文化是一种“求真”的文化,所以苏格拉底是它的巅峰;中国文化是一种“求善”的文化,墨子是它唯一合格的代表。
这也就是为什么墨子的著作会中断失传。
墨子的善是一种真善,孔子的善是一种伪善。
极权统治体制的建立容不下真善的存在,所以只有孔子的思想才能流传下来,并且被发扬光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也像欧洲文化一样,在整个黑暗的从汉到清的极权社会中,中国文化失传了。
中国文化能够实现复兴吗?另一个问题是: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复兴成长起来的欧洲文化,已经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文化体系,我们还有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必要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是:复兴文化传统决不等于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重新高举孔子的文化大旗,因为这是一条绝路。
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首先他就不存在需要复兴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一种伪善的文化,它没有引人向善的功效;儒家文化是一种没有骨头缺少精神支柱的文化,他不能使信仰它的民族从精神上自强自立起来,因此它本来就应该被丢弃;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六十多年的痛苦的磨难,唯一的精神收获或许就是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最后放弃,现在我们才刚刚要在精神上缓过劲来——借助的是来自西方的文化支持——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重新拥抱这种伪善的文化传统,除非我们是吃饱了在撑的。
但如果文化复兴就意味着要在历史传统上给自己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持,那么,重温墨子的伟大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地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因为在思想和智慧上总是后人超过了前人,指望着向古人学习智慧汲取思想是愚蠢的。
我们要复兴的仅仅是一种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善的文化,墨子的精神就是一种真正的善,一种伟大的爱,一种无比崇高的爱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非常普遍的偏见,就是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近些年来严重下降了,这给复兴所谓的儒教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口实。
可是我们如果翻开历史,从儒学全面控制中国人思想的宋,到儒学逐渐走向消亡的清末民国,我们发现,儒学教化下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一直很低,今天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远远高于从宋到清到民国的任何一个时代。
这是儒学消亡人的自然道德逐渐恢复的结果,这也是西学东渐打开来了东方的文化视野的结果。
必须记住:奴性是最坏的道德,心甘情愿的奴才没有任何道德。
如果可以说儒教提高了中国人的道德情感,那么,是谁制造了中国人历史上的沉重的苦难?在一个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普遍较高的社会里,任是最残暴的统治者和最野蛮的征服者,也不可能单独制造出那么多的不幸来。
之所以会导致这么多的不幸不单是因为制度上的原因,它还因为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道德情操太低,他们的社会因此缺少最起码的抗恶的能力。
善是恶的敌人。
善和恶争夺人们脚下的同一块土地。
不考虑体制上的原因,一个社会上有多少善恶是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
先秦的时代,我们这块土地上至少是五分善对五分恶;到赵宋的时候,社会上有三分善和七分恶;到明末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时候,社会上只剩下一分善而有九分恶;到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北方大地上到处都是自觉举起的太阳旗,善和道德在哪里?今天的中国至少恢复到五分善对五分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已经恢复到先秦的水平上了。
中国人的被伤害的道德情感正在得到重建。
中国文化是关于善的文化,而儒学却使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一步步降低,因为儒学的精神是一种伪善。
为什么我们感到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了呢?——因为,中国人从儒教的泥潭里走出来了,我们逐步恢复了人类抗恶的自然本能,我们对社会上的各种各样恶和不道德变得越来越敏感了。
知道抗恶,才能言善;对恶敏感,这是道德建设的最基本的基础。
能够抗恶,这才走出了道德建设的第一步。
儒教不抗恶,儒学对恶极端迟钝。
儒学在历史上抽去了中国人的道德根基。
儒学的根本缺陷来自于孔子:孔子只有思想,没有精神。
儒学只有筋肉,没有灵魂。
儒学从他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匍匐在地上的,他自始至终都没能自我站立起来。
孔子的精神——如果孔子有精神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庸。
中庸是一种精神吗?如果是,这也是一种十分渺小的精神。
在中国先秦诸子中,真正具有人文精神或者说善和爱的精神的,是墨子。
其次是庄子。
从思想和智慧上来比较,墨子不高于诸子。
但是,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尺度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思想智慧,因此,墨子才是中国传统文文化的真正的巅峰。
墨子的精神,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矗立在人类精神天空中的一座高山。
一座中国人至今也不能理解不敢仰望的崇峻高山。
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是复兴墨子的文化精神。
可是,专家学者们在孔子和朱子的小山丘浅沟壑中间转来转去,他们看不到墨子精神的伟大,他们更不知道思想和精神的价值区别在哪里。
他们不知道文化的价值就在于文化的精神,而墨子,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给中国人独自撑起了一片无比辽阔的精神天空。
但是,有必要吗?欧洲现代文明已经给全世界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文化价值体系。
除非你已经发现了这个文化体系的某些重大缺陷,否则,另起炉灶重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是愚蠢的,而且吃力也不讨好。
条条大路通罗马,好的文化体系不但具有普适性,而且可能还具有唯一性。
如果欧洲现代文化是普适的,而且是唯一的,就算我们从墨子出发能推导出同样的结果,我们又何必多次一举?用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重新包装出一个跟欧洲文化内涵一致的所谓中国文化,这样做有什么价值?当别人问起我们来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这是“古以有之”?条条大路通咸阳、通长安、还通北京,可惜,我们当初却走错了方向。
别人提前走到了罗马,我们只剩下遗憾和嫉妒。
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包括了真、善、美等各个方面的学说,其核心是某种精神,决不是一种思想。
文化的真正核心可能是某种关于“善”的精神,而不是对“真”的追求,或者是对“美”的向往。
在中国,求真爱美的精神自古以来就严重发育不足,我们只有求善的精神。
遗憾的是,我们却错误地走上了孔子的伪善的道路。
我们不如盗跖。
盗跖对孔子说:你的仁义是虚假的仁义,是拿来混饭吃的东西。
我们不如少正卯。
少正卯“行辟而坚,言伪而辩”,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只会重复一个伪圣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