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景之治一、文景之治产生的社会背景(一)社会背景公元前202年，刚刚经历了秦末大起义推翻秦王朝横征暴敛的统治和兵祸联结的四年楚汉战争，使西汉初年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正是在这座废墟上建立了新生政权。

如何摆脱封建旧秩序，度过目前的难关，巩固新生的政权，成为汉高祖刘邦面对的严峻考验。

刘邦虽是平民出身，学识平凡，但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政治远见，并善于任用贤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中调动方面的必要措施，一切有力的积极因素，善于权衡利弊，最大限度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为扭转汉初艰难的局面，他及时的采取了各方面必要的措施，使新生的汉政权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为后代文景两帝时期创造盛世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开国基础。

西汉王朝先后经历了高祖度过汉初艰难岁月、惠帝优柔寡断安身自保、吕后称制8年之后，进入了文帝景帝时期。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国家的形态总的呈现出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百姓生活安居乐业，民风淳朴。

这一盛世始于文景，鼎盛于汉武帝时期，并延伸到了昭、宣两帝时期，非指西汉历史全过程，也非指局限于文景二帝，它包括几代人的相继努力，其意义和影响足以让后世所敬。

后人在评说中国历史业绩时，言必称汉，皆以其盛况为典范。

接下来笔者将着重以文景盛世新气象产生的原因来说明文景之治成为必然历史趋势的原因。

(二)黄老之学盛行汉高祖刘邦，在位12年，前5年致力于同项羽争夺天下，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破败萧条的天下，而后7年，才开始真正的治理天下，巩固统治。

开国之初，首先要消除蠢蠢欲动的异姓诸侯王，消灭割据势力；还必须努力完善制度，加强封建统治，使国家各方面进入正轨。

刘邦主张赏赐功高者共享富贵，谋反作乱者天下共诛，这种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的政治作风，也成为前期黄老政治的主要特点，同时为医治人民的战争创伤，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发展国家经济而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为西汉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逐步使国家走向正轨。

可以说这种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是历史关头的重要选择。

惠帝时期黄老思想中的无为而治仍占主流，认为前人立业，后人守成，不改先帝定下的主张，既忠于国家，也不烦扰百姓，“无为”确实是个好办法。

吕后称制继续推行黄老政策，但从她身上看不出任何黄老思想主张，全是法家权术，残暴独行几乎乱了天下，只因老臣不改旧制，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才得以继续。

文景两帝时期，是西汉黄老政治最为风光的时期。

一是因为此时的社会环境需要继续休养生息，和平稳定的生活是身心俱疲的百姓心之所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成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

二是因为汉文帝在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下，崇尚节俭和以德化民。

景帝及武帝初，窦太后是推行黄老政治的核心人物，崇尚黄老之道，矢志不渝，因此景帝继位后，在她的课责下谨遵父道，但是这一时期黄老政治的消极面也充分暴漏出来，不思进取，豪党之徒武断乡曲，出现奢靡之风，亟待变革。

汉武帝时，实行新政罢免了些墨守黄老思想旧规的大臣，三公及身边出谋划策的大臣全部换成儒家门徒，推崇儒家治国治民思想，这深深触动了养尊处优的老牌权贵的利益，纷纷向窦太后喊冤叫屈搬弄是非，窦太后长期的后宫政治生涯使她权势日增，直至凌驾于皇帝之上，视黄老政治是保全自己的命根子，观念僵化，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已经年迈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开始在黄老派纨绔弟子怂恿下出面干预汉武帝新政，汉武帝深知自己处境，表示服从选择坐待时机，舍车保帅，两名帮助汉武帝实行新政的先驱者入狱并付出血的代价最终获得窦太后暂时信任，直到建元六年五月，风烛残年的窦太后最终撒开紧握权利的双手，至此，西汉的黄老政治也画上句号，儒生们也逐渐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大展才能，推动西汉鼎盛的新局面。

(三)文帝、景帝的主观贡献史上有名的一代帝王—汉文帝刘恒是开国皇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为人宽容，政治上低调谦和，高祖死后，吕后把持军政大权，前180年，在吕太后去世之后，继承王位，当上了皇帝。

汉文帝即位后，注重以德化民，生活朴素节俭，凡事以--不劳烦百姓为宗旨，他深知皇位得来不易，对拥立自己为王的皇族大臣一一封官进爵加以赏赐，重用跟随其父刘邦开疆拓土的老臣，也恢复了被吕后贬斥的刘姓诸侯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稳固了他的江山。

政治上，废除连坐，改革法制，废除劳民多余的制度，考虑到路途遥远吏卒给居住在京城的列侯供给车马劳顿，经济上，轻徭薄赋，以安民为本，开放原属国家的山林川泽等其他资源，供百姓发展副业和生产；军事上，对待匈奴，一面继续和亲，一面加强边防守备，不主动出击，一旦对方来犯，立即迎战，而不发兵深入。

在当时不但内政亟待整理，边境问题也十分严峻，面临“胡强南劲”的局面，但汉文帝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为自己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在他当皇帝期间，可以说四海之内，百姓的生活都是比较复杂的，百姓安和守礼，一片祥和的场景。

使汉朝进入安定强盛时期。

汉景帝刘启，汉文帝第五子，母亲为文帝皇后窦氏，虽然刘启并非长子，刘恒被拥为皇帝后，代王后所生其他四子相继病逝，文帝称帝数月，各大臣便提议立刘启为太子。

在刘启当上皇帝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具体来说，在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措施，听从贤臣晁错的意见，逐渐的平乱了国家的动乱，逐渐的削弱了国家诸侯的割据局面，逐渐实现了将国家的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

但实际上，诸侯王势力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也成为留给后世的又一政治问题；经济上，基本延续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恩威并施，恢复了战争带来的多年的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加强了百姓，思想文化的交流。

尊重多种学术思想的共同流传。

推崇董仲舒的百家学术的观点，极大的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兴盛。

在国家的军队问题上，逐渐的强化国家的军事武装，对于不断骚扰我国的边陲小民族加以严厉的打击，维护大国威严。

汉景帝始终希望克制己欲，引导人民走向善良，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保证了文景之治得以实现。

二、文景治世时期的重要举措(一)重视农业与轻徭薄赋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威胁国家的诸吕反动势力已被铲除，政治相对稳定，统治集团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

自神农氏教民耕作以来，农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就根深蒂固，历史和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盛与否，因此，减免田租和轻徭赋税成为历代统治者最看重也是最常用的治理国家的措施。

汉高祖时期，为挽救破败不堪的经济现状，在此基础上刘邦积极的推行减轻百姓赋税徭役的政策，较历史上的的税收少了三分之一，并根据国家实际情况，相应制定其他方面税收，尽量减轻百姓负担，为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惠帝及吕后时期，相继经过几年轻徭薄税，农业生产终于得到恢复发展，经济形势也出现转好形式。

文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也曾两次减免田租税，徭役减少至三年一次，农业生产呈上升趋势，但国家仍无积蓄，百姓生活仍处于青黄不接，须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另一方面经济已取得进步后，经商致富的诱惑使得战国以来兴起的舍本逐末之风见长，有弃农经商的趋势，本来已经呈恢复之势的经济又开始举步维艰。

而后经过贾谊、晁错有说服力的启发和建议，推行轻爵贵粟政策，即：百姓可以用粟买官职爵位，或者用粟减免刑罚，从而使粟变成无价之宝，种田的人自然会想多获得粟而积极种田。

同时亲自率耕，崇尚节俭，善待孤寡，向百姓开放土地和山林供人垦耕。

推动百姓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基础上把多余的财务积累起来，以备在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有充足的物质准备。

但文帝末年及景帝初年，受到了水旱、蝗灾和疫情的侵害，许多百姓极度缺少粮食，文帝反躬自问，是否是自己施政行为有过还是百官生活过于骄奢，最终判定为经商而害农，富贵豪强追求享乐大量用粮食造酒，各类牲畜食谷物太多，产的少，用的多必将使得农民承担后果，还与众臣商议凡是能帮百姓摆脱困境的建议皆可提出，由此可以看出文帝始终心系农业和百姓的温饱问题。

景帝继承父亲未完事业，继续将重农政策落到实处，以身作则不剥夺百姓。

在吏廉税轻的环境下，使天下广务农桑，储存国家积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出现繁荣景象。

(二)儒生参政与孝悌力田西汉前期，统治者多推崇黄老思想，标榜政治上的清静无为，却也同时杂用儒术，其主要体现在吸收儒生参政和鼓励孝悌力田。

历朝历代的儒生，多有积极参政的意识，西汉也是如此。

刘邦虽有帝王雄才，但他出身决定了他接受书香熏陶较少，自身对儒生也存在偏见，与传统的繁文缛节格格不入，对儒生的直言也大多反感，甚至是厌恶。

但他对有真才实学的儒生又能给予重用，为自己治理国家服务，还能不同程度的用儒术教化百姓，能摒弃偏见，知人善用，尊贤之心让人敬佩。

到了文帝时，统治阶级仍受无为政治影响，因循守旧，社会弊端日益显现，百姓饥寒交困，舍本逐末，豪强富商抓住机会掠夺社会财富，国家面临危险，统治者得不到片刻安稳，所以在启用以法家为本的酷吏的同时，对儒生通晓世务，能以经术润饰吏事等才能非常欣赏，也常启用多为儒生的循吏，其中属被文帝少年提携的贾谊贡献突出，贾谊凭借自己透彻的分析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向汉文帝上书，表明现有弊端，提出施仁政，以礼治天下，但文帝主要考虑到目前的重点是让百姓解决温饱，不可能大范围改弦更张，只是部分采纳他的建议：防止诸侯王权力过大令诸侯分土地以王子弟，推恩宗室，遣列侯离京就国，不得留京养尊处优，并亲自治理封地万民，虽然只是部分采纳，但却使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在统治阶级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对西汉政权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虽然贾谊在顽固旧实力的阻挠和挑拨下最终被外放离京，最后郁郁死在忧国忧民中，但使儒生从他身上看到希望，并积极推动儒家政治早日登上历史舞台，汉景帝时候，不任儒，窦太后又是黄老思想忠实拥护者，儒家思想受排挤，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开始，儒生地位上升，政治上上升为统治地位，儒生为官也普遍起来。

汉初杂用儒术的另一标志，就是提倡孝道，在惠帝之后各任皇帝死后谥号后皆加一个孝字，表示其继承父制度，谨遵祖训，在百姓中，设立孝悌力田之官，以儒家仁孝、务本思想作为选关标准，劝导百姓尊长敬上，鼓励力田，以达到发展生产，安定国家的目的。

汉文帝时，对孝悌力田，以身作则，主动采取措施督促落实，推举孝廉之士作官，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儒家礼教逐渐被人民接受。

景帝时虽不任儒，但儒术也被采用，赞赏儒家的德治，对文帝的德治措施大加赞赏和遵循，因此被赞扬为以孝德治天下的皇帝。

汉武帝时，随着国家行形势的好转和方针政策的改变，不再继续提倡孝悌力田，但提出了兴廉举孝，使许多德才兼备的儒生有了作官的机会，出现人才辈出的可喜局面。

(三)废除苛法与几致刑措自战国地主阶级兴起以来，代表其利益的法家思想独领风骚，各国纷纷任用法家变法图强，推进了中国封建化进程，使秦王扫六合，海内为一家，但以秦始皇为核心的统治阶级把法家带领成残暴压制极端化，终于使“天下愁怨，溃而叛之”，事实证明：任何专制独裁，暴力压迫，最终都会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