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化——主要影响因素探讨一、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放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迅猛，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令人惊叹的“中国奇迹”，经济总量突飞猛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从1978 年至201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10%，远超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并在2010 年跻身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经济总量来算）。
中国经济持续三十余年的强劲增长，无论是增长时间还是增长速度，都是非常可观的，这可以从图1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中略见一斑。
然而，进入2012 年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三年低于8%，2014 年更是降至7.4%，创下199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图2中2011年到2015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率季度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增速下滑明显。
图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趋势图图2 201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同期增长变化1.1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充足供给的基础上。
有研究指出，1978 年以来我国70%左右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
对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学术界出现了几种主要观点，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增长也有很好的参考意义：首先是内生决定论。
其中第一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必然需要良好的制度约束，政体形态和经济制度发展要先于经济增长，有很多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如Rodrik 和Wacziarg (2003)通过固定效应检验证实了民主转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二是新古典内生要素决定论，着重强调了贸易、知识和教育、技术进步等内生因素才是经济增长根源，金融和制度等要素发展有赖于经济体内教育发展、物质资本和人均收入禀赋，金融和制度本身更是依赖于经济增长才得以发展（Djankov et al., 2003）。
三是金融决定论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金融契约和制度、金融市场和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Levine, 2004）。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均认为，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教育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质量、R&D 经费投入、科学研究水平以及技术进步都内生于特定环境和经济系统，并都满足金融和制度约束。
董直庆和王林辉（2007）利用我国两个样本区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要素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贡献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起了主要作用，其中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
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可以主要归纳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金融、贸易和制度等几个方面。
资本和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的必要投入要素，金融、贸易和制度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则通过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影响经济增长；二则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借鉴董直庆和王林辉的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因。
下图是来自陈彦斌、姚一旻（2012）的一篇预测经济增长速度的研究，从经济增长要素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的变化特征。
图3. 1979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核算（%）资料来源：陈彦斌、姚一旻（2012）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增长中，资本投资的贡献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在第一个十年中，通过农村和城市的改革，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和资本投资对GDP的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2008年后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大幅衰减导致经济放缓。
08年后资本的超常增速主要源于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的投资计划和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由此看来，当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的超常增长驱动的。
下面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加呈现出资本拉动型的显著特征，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的投资率评价高达37.3%，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另一方面也源自高外资吸引力。
“人口红利”也成为我强劲的国劳动力供给的重要保障，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这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保障。
同时，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为劳动力市场不断注入高校毕业生人才。
三十年来，我国科研经费不断增加，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授权数也大幅增加。
除了丰富的物资资源此外，贸易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而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后期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一方面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发展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和优势资源的效益，创造了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了国内产品的更新和新技术的推广，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
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经济转变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态势，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这些都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以出口为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在30年的经济增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最后制度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也是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因。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情况来看，可以从市场化、非国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影响。
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和内在推动力，而且改善了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非国有经济成分扩大丰富了市场参与主体，提高了经济活力；对外开放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从国外获取丰富的技术、资本和其他资源，这些改革都直接提高了综合生产率，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每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都给我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之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为目标的改革极大地丰富了市场参与主体，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促进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步伐，也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
傅晓霞、吴利学(2002)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评估和验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导致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经济增长发贡献率高达35%，显然是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
1.2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显著在2010年举行的第40届达沃斯论坛上，有嘉宾提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它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
伴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下，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随着高增长时代的结束，一系列被掩盖的问题逐渐暴露或者说更加直观严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增长动力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改革攻坚问题接踵而来。
投资、消费。
出口三大需求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起了恐慌和忧虑。
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国际国内舆论焦点各有所重，而且存在较大争议。
蒋永穆、宋莉和张晓磊（2015）提出中国经济既有稳定的增长基础和保障，又有强劲的增长动力和潜力，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7% ~ 8%的中高速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既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又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还与中央政府在决策上主动调减经济增速有关。
总体上来说，从经济周期发展来看，中国经济高速运转30年后减速放缓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了几方面的挑战：经济结构矛盾突出，重化工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财政金融风险增大，尤其是地方债务危机凸显；总需求中的出口和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加快上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实体经济缺乏动力。
陈彦斌和姚一旻（2012）通过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由于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以及国际贸易市场中竞争显著加剧和贸易摩擦大幅增多等诸多限制因素，我国的出口增速大幅下滑。
由于当前中国工业化推进的空间明显收窄，传统的通过工业化来推动投资的模式难以为继，以及投资效率恶化，需求不足，增速将显著放缓。
第三，以往的低成本优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储蓄率的高位回落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严重降低而殆尽。
由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大幅提升，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制度红利步入较长期的衰减阶段。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中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至中速增长阶段的新时期。
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从当前的经济增长状况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虽然在持续发挥着有效地作用，但是部分重要的动力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衰减趋势，对未来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目前经济疲软状态并不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任然有着稳定的增长基础和强劲的增长潜力。
生产要素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首先在新常态背景下，与国际相比，我国人口红利仍有挖掘空间，资本积累状况良好，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依然具有比较优势。
人口红利不再，但人口素质提高，在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过程中，教育质量的改善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源泉。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不仅在于建设了多少高楼大厦，更重要的在于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取得巨大成就。
我国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这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高学历、能力强的科技人才。
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近年来，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稳步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将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其次，充足的资本供给，能为我国经济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赢得时间和空间。
“改革红利”将为中高速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其成效将在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得到释放。
目前，我国经济总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虽然商品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则较低。
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将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