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无罪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上诉人张某献的近亲属的委托,受河南神鹰律师事务所的指派,作为张某献合同诈骗一案上诉人张某献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二审的诉讼活动,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合议时予以参考。
本辩护人认为:张某献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更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任何一项合同诈骗罪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张某献无罪。
一、张某献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也不具有诈骗的故意,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本案是以张某献个人合同诈骗罪对张某献进行指控并作出了一审判决,但事实上,张某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不能认为张某献的行为是个人行为。因为:在起诉阶段以及在原一审中本辩护人已经向宝丰检察院及宝丰县法院提交了“乡煤公司证明二份”,可以证明:乡煤公司同意刻制汝州办事处专用章和使用汝州办事处业务专用章。这就充分证明张某献在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上加盖“乡煤公司汝州
办事处业务专用章”是乡煤公司的授权。至于以该汝州办事处没有营业执照而否认其对外的法律效力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办事处应当办理营业执照。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不能成为对外无效的理由。
张某献作为乡煤公司办事处的负责人,对外具有以乡煤公司办事处名义签订合同的权利,能够收取合同价款,张某献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所收取的万元,其中包括:万元计划费、给李某利保证金30万元、运煤服务费万元等等均应从这万元中扣除。所以拉煤的价款绝对不应是万元,而实际上站的原煤吨数为吨。按每吨650元,实际价值为元,远远超过升辉公司所支付的实际用于拉煤的款数。所以张某献根本没有非法占有他人款项的目的,之后由于升辉公司没有按合同特别是《补充协议》第三条“《煤炭买卖合同》中的第五款中的计划下达后交计划数量的煤款,应为交发运计划数量的煤炭款的80%”的约定履行义务,即按所报计划数为13056吨,单价为650元每吨,总价款应为8486400元,那么80%则应为6789120元,即万元。
这样乡煤公司分别于XX年11月11日及XX年11月18日向升辉公司送达《通知》、《紧急通知》,升辉公司收到后以“因我公司资金周转问题须延迟,望谅解”为由,而未予及时付款,那么乡煤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7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
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主张先履行抗辩权,不给升辉公司发煤是合法的。该纠纷明显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应属于民事纠纷。更何况直到现在站台上仍有几千吨的煤存放,张某献根本没有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款项逃跑,其人在、财也在,对方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刑法上不应作考量,这样才符合我国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戎庄货场现存原煤的数量以及质量与合同已付款相比存在差额,也不能成为指控犯罪的事实。XX年8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的价格明确约定为650元每吨,但起诉书上都不知从何处而说成是550元每吨,另外,请注意,XX年10月22日乡煤公司汝州办事处与新余市松地贸易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对购煤价格进行约定“2万吨 600元每吨,万吨 650元每吨,1万吨 740元每吨,最低5千吨760元每吨。”“甲方要在XX年11月份前拉完......”可以看出,如果升辉公司按煤炭买卖合同“第二、收货人名称、发到站、品种、质量、交货方式、价格”中的“6、煤炭数量,不低于2万吨每月”履行合同,那么,乡煤公司可以享受到2万吨 600元每吨的优惠价,这样明显有每吨50元的差价可赚,再加上服务费每吨10元,乡煤公司有60元每吨的可得利益,正是由于升辉公司的违约(见XX年11月12日的通知,及XX年11
月18日的紧急通知),不能按照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将13056吨80%及650元每吨共计6789120元如数付给乡煤公司,才造成了煤无法发运的后果,同时,也使煤位由于只拉了5000吨左右而按 750元每吨结算,才形成了所谓的“高买低卖”。这恰恰是对乡煤公司所造成的损失的依据,而不能成为指控犯罪的事实。这种违约的代价,显然应由升辉公司承担,所以才有了在汝州市公安机关立案后,升辉公司多次要求承办人员出面以普通人员调解,并多次答应给乡煤公司赔偿损失数十万元的事实。这也足以证明对方违约给乡煤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而不能以此来认定张某献犯合同诈骗罪。
至于站台上目前的原煤数量、质量与合同约定不符以及与所付款300多万元不符同样也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理由。根据李某利、张某献所述以及汝州市人民法院(XX)汝民初字第1336号民事调解书可以证实,当时共计拉煤的价款是380万元,远比对方所付的300多万元还多,之后,由于升辉公司违约,不能支付煤款,尚欠943348元未付,因而经新余市松地贸易有限公司与李某利及乡煤办事处协商于XX年1月10日将债权转让给李某利个人。所以,才经汝州市法院调解达成了调解书,以货位上的原煤吨抵给上述欠款,抵偿吨原煤递给李某利,是由于在抵偿原煤时,煤价跌落,经过结算出来的,且经过汝州市人民法院的认可。故李某利将吨原煤拉走的行
为并不违法,原煤原吨数约为吨,实际拉走1400多吨后下余3500多吨。如果要装车还可以临时组织煤源,所以同样不能以原煤多少来认定涉嫌犯罪。至于原煤的质量,由于原煤在站台上风吹雨淋、日晒雪打造成质量下降已成必然,所以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也非常正常,这恰恰是合同纠纷的一个方面,也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的证据和事实。
一审法院以开封发电公司的证明认定以河南葆源实业有限公司发运煤不会被接收,计划就无法实施,明显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企业均不具有单独审批车皮计划的资格,那么他们要车皮则要通过其他企业进行代批,这样就形成了发运单位与实际发货(供货)单位不同的情况,尽管开封发电公司与葆源实业公司无合同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开封发电公司与其他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从天心区法院(XX)天民初字1908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宝丰升辉公司与湖南色色氧化学有限公司签订的《燃煤地方采购合同》中明确约定:湖南有色氧化学国贸有限公司向宝丰升辉公司采购混煤,交货地点为: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开封发电分公司……由此可见乡煤公司找葆源公司并以其名义申报车皮计划并向开封发电分公司发煤是有关联的,并非不予接受,而是应该能够接受的,或通过委托或债权转让的方式进行结算。但一审法院根本不了解现实情况和其中的内在联系,以此为由否认以报批计划和补充协议要求升辉公司支付80%煤款的合
理性、合法性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并认定“张某献用张某新支付的购煤款购煤并将煤运到合同约定的戎庄车站后,用不能履约的铁路计划要求升辉公司支付计划煤款的80%,造成升辉公司违约的假象,达到其不履行合同的目的。”的说法更是不符合事实。以此认定张某献构成犯罪更是毫无根据的。
二、张某献不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财物的事实。
1、XX年8月28日《煤炭买卖合同》是真实的,不存在“冒用河南省乡煤工贸有限公司名义”的事实。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乡煤公司是授权张某献以乡煤公司汝州办事处的名义开展业务活动的,这有上述书证可以证实。所以崔明尚所谓的章是张某献自己私刻的以及买卖合同崔明尚不知情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更何况XX年8月28日的“内部协议”更进一步证明乡煤公司对于张某献代理乡煤公司与升辉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是认可的。这“内部协议”足以证明乡煤公司并非不知道该宗买卖合同,而是完全知情,只是害怕承担责任而故意歪曲事实,甚至崔明尚称“不知情”以及“这个内部协议是事发后,为了做手脚把时间提前”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至于把买卖合同第一页去掉,更换成升辉公司是否构成对乡煤公司的冒用,本辩护人持不同看法:XX年8月28日的合同尽管刚开始所谈的客户是湖南的一家公司,也就是宝丰
县升辉公司的下游客户,但由于各种原因,要求更换成宝丰县升辉公司,所以经与宝丰县升辉公司协商并征得崔明尚的同意,将XX年8月28日的合同的第一页去掉,由宝丰县升辉公司业务员彭某根据双方的约定,打印了第一页拿给宝丰由张某新签字、盖章后拿到乡煤汝州办事处,由张某献在几份合同上加盖了“河南省乡煤工贸有限公司汝州办事处业务专用章”,加盖好后,分别由升辉公司及乡煤汝州办事处保存一份合同。对于使用加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这在实践中非常普遍,特别是有些公司、企业为了加大购销力度,经常加盖好印章的“空白合同”交给业务员,办事人员带着去参加订货会、洽谈会、博览会等等,这样往往自己的一方是确定的,而另一方则是不确定的,签订合同的对方会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变化,而我们都知道《合同法》规定了要约与承诺,仅仅协商只是要约引诱并不构成合同法上的合同,所以与湖南公司的接触、协商并未形成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因为合同并没有形成,对方也没有签字、盖章。所以XX年8月28日的合同的签订对象并不确定,完全可以改变,这是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所不禁止的。
之后随着协商的进一步深入,湖南有色国贸有限公司与宝丰升辉公司签订了合同,这样就不再与乡煤公司签订合同,而由宝丰升辉公司代替国贸公司与乡煤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这是升辉公司明知的,所以彭某在证明中(见卷第
119-120页)明确承认“XX年9月底,宝丰县升辉实业公司给湖南有色氟化学国贸有限公司发开封电厂电煤,我们公司又招聘了禹大顺来公司联系业务,与河南省乡煤工贸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我公司带去了合同底稿文本要张某献签字盖章,张某献和禹大顺商量后将第二页换掉了,我们又带回宝丰公司商量后,由禹大顺起草了一份补充协议”。
由此可见,更换合同的某一页是双方协商合议的结果,并非张某献单方行为,更非故意的诈骗行为。结合以上现实情况,使用加盖好印章的空白合同与他人签订合同,根本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的理由。另外,按照《煤炭买卖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合同期限:自XX年8月18日至XX年12月31日至,本合同签字生效。”所以即使不加盖印章也可以生效,因而所谓的公章的问题,更不能成为诈骗的理由。特别是根据《合同法》第1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及《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签字”合同成立完全是合法的,也就是不管乡煤公司是否盖章以及是否备案、批准均不影响
XX年8月28日的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更何况“内部协议”已经进行了追认,更进一步证明XX年8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成立。不能以合同一、二页字迹不一致,以及加盖的骑缝章不齐、不圆等小问题而影响合同的成立和效力,更不构成“冒用”,以此认为合同虚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更是错误的。
2、XX年8月28日的《煤炭买卖合同》的单价应为650元每吨,不是550元每吨,不存在“高买低卖”,没有虚构事实。首先,我方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加盖升辉公司及乡煤公司印章的合同原件,其中还加盖有骑缝章,但对方却没有提供该合同的原件,仅提供了550元每吨的复印件。该两份合同的单价相差100元,那么到底是550元还是650元,则非常关键。如果是550元,那么当时市场价约为600元每吨;如果是550元,则“高买低卖”,诈骗意图非常明显。而如果是650元每吨,则有50元每吨的差价,另外还有每吨10元的服务费,扣除开支费用仍然有利润可赚。显然550元还是650元则非常关键。
我方所提交的原件其效力高于对方的复印件,因为:升辉公司认为张某献所提交的合同原件不真实,就应提交自己持有的原件,否则就应以张某献所提交的原件予以认定。至于张某新以原件被抢、被骗的说法更不真实。首先张某新曾
说“煤炭买卖合同的原件被张某献和李某利又给骗走了。具体时间我也记不住,是张某献、李某利打电话让我过去带着合同再商量一下,我就带着合同到汝州张某献的办公室,张某献接过原合同看后说这合同就放到我这里吧,说着就放到自己的柜子里锁上了。我问他要的时候,李某利站起来了说,俺就是汝州市的黑社会,你再要合同就下不去楼,我现在就叫人给你们弄死到这里,说后我怕当时吃亏就走了”(卷44页)。而另一所谓的证人陈某阁却是这样说的“XX年10月份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住,我在宝丰升辉有限公司张某新办公室,张某新说他和汝州张某献有煤炭合同业务,让我去听听。这合同我详细的知道是合同原件,当天上午我同张某新还有两个人一块开车到汝州张某献的办公室说发煤的事情......张某献问张某新要合同,说再看一下。
张某新把合同原件给张某献,张某献也没看就一下锁到柜子里了,并说下午发车,合同没用了。张某新问对方要,对方不给,张某献说再要合同,就不发煤了,我所见没办法,合同原件也没要成,相信对方下午会发煤,就走了......”(补查卷29页)。由于上述两人所诉非常矛盾而不应予以采信,因为一个说“看后”,一个说“没看”;一个说“下午发煤要合同”,一个说“再协商一下看合同”;一个说“具体时间记不住了”,一个说“XX年10月份的一天”;一个说“李某利说是黑社会,再要合同,弄死到这”,一个说“下午发车合同
没用了,再要合同就不发煤了”;......非常矛盾,足以证明是虚假的。另外彭某在多次证明中也没有说合同被骗、被抢的事,相反彭某说“对方也组织煤到汝州戎庄站,分别为XX 年10月27日上煤16车吨,XX年10月30日上煤13车吨,XX 年11月4日上煤18车吨,XX年11月5日上煤18车吨,共计吨”。
那么,XX年11月初还正常上煤,又咋会说发车的事,又咋能将合同骗(抢)走?更何况所报的车皮计划XX年10月26日申报,到11月份才下达,又咋能在XX年10月的一天就说“下午发车”?所以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上述两人所诉虚假,不值得采信。特别是我方在一审法院二次开庭时提交了升辉公司工作人员彭某XX年11月初在该份《煤炭买卖合同》复印件上记录XX年11月4日上煤吨及11月5日上煤吨的数字的合同,虽然合同是复印件,但几轮的数字是彭某亲笔书写,是原始形成的。该合同的复印件上清楚地载明“8、煤炭单价:汝州戎庄站煤车约定货价650元每吨,不含增值税”,那么非常显然如果原来订的是550元,那么彭某记录煤吨数的合同复印件咋又会是650元呢?至于当时市场煤价为700多元的说法更是不能作为张某献犯诈骗罪的证据。首先煤有好坏,有种类差别;其次700多元与上述合同约定的650元不含增值税并不矛盾。650元扣除煤炭短途运输费,实际煤炭约为620元,那么17%的增值税,税款约为元,加上650元,计元,与
市场价并无差别。同样不存在“高买低卖”之说。更何况升辉公司人员也都是懂行人员,如果说市场价为700多元,而合同价只有550元,谁会相信?谁又会签订这样的合同哪?
3、一审法院主要以证人证言证明张某献犯合同诈骗罪证据不足。
本辩护人认为:对案件的事实的认定,不能仅仅靠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而主要应该靠书证、物证等。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都主要是张新海、崔明尚、陈某阁、马豹子等的证言,而上述证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都没有出庭,无法接受质证,其证言不足采信。相反,我方提供的书面证据足以推翻上述证人证言的不实之处,更何况我方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法院(XX)天民初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至少能够证明:本案所收取的300万元是湖南有色国贸有限公司支付给宝丰升辉公司的煤款,而不是宝丰升辉公司的自有资金。而湖南有色国贸有限公司原名就是湖南有色氟化学国贸有限公司,其交货地点为: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开封发电分公司煤场,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会出现XX年11月6日宝丰升辉公司出具证明“我公司与河南省乡煤工贸有限公司所订发往开封电厂电煤购销合同”,货物运单上同意注明“代湖南省有色氟化学国贸有限公司”发是有依据的。XX年11月份的“铁路货物运输服务订单”上收货单位名称是“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开封发电分公
司”是正确的,更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河南葆源实业公司的计划会注明发运开封电厂,没有与河南葆源实业公司签订合同为啥会收原煤的事实。特别是上述民事判决书已充分证明:乡煤公司尽管以前是与湖南公司洽谈,但未谈成,又与升辉公司直接签订合同是有其背景和原因的,不存在以虚假的合同骗取他人的故意。既然宝丰升辉公司收取了湖南国贸公司的款也没有发货就属于经济纠纷,那么同样也可以证明宝丰升辉公司与乡煤公司之间也属于经济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却不顾上述事实,草率认定张某献具有诈骗故意,这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样的收款300万元,同样一点煤也没有供,宝丰升辉公司却只承担违约责任,属于经济纠纷,而乡煤公司却成了合同诈骗,构成了犯罪,是在让人无法理解!
4.本案认定张某献构成合同诈骗的证据明显不足。
宝丰公安局于XX年4月20日将案件移送至宝丰县检察院审查起诉,曾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退回补充侦察两次,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宝丰县公安局重新对此案件移送至宝丰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宝丰县检察院相关人员循私枉法重新对此案件审查起诉,并在宝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提起公诉,宝丰县法院的相关办案人员曾多次表示张某献无罪,但宝丰县人民法院迫于当地的势力和压力,于XX年4月19日作出(XX)宝刑初字第223号判决,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献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500000万元。张某献不服宝丰县
法院的一审判决,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XX年9月 23日作出了(XX)平刑中字第114号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已以认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发回后宝丰县检察院没有提交任何新的证据,那么同样应当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宝丰县法院无权否定上述裁定书的效力,更不能通过开庭审理把中院已经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认定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从而再次判张某献有罪。张某献既没有赔偿又没有认罪,不存在任何可能从轻的情节,为什么上一次判张某献十二年,这一次却判张某献十年零六个月,到底哪一次是对的,哪一次是错的,还是两个都是错的!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猫腻!明显存在循私枉法!请二审法院予以重视。
三、宝丰县公安局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是在越权办案,其收集的证据均为非法证据,应不予采信。请求二审将此案指令汝州市法院或者其他法院审理。
根据张某献的供述以及证人彭某等的证言可以证实,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的协商签订、各种行为的实施,均发生在汝州市,而不是在宝丰县,所以宝丰县公安局没有管辖权。宝丰县公安局之所以受理本案,明显存在地方保护,是越权管辖,是非法的。宝丰县升辉公司曾经向汝州市公安机关进行控告,足以证明宝丰县升辉公司也认为该案如果构成犯罪,
应该由汝州市公安局管辖,后由于汝州市公安局调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属于经济纠纷而不予立案,因而进一步证明汝州市公安局具有管辖权,宝丰县公安局不具有管辖权。这样宝丰县公安局所收集的证据由于办案主体不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的规定,应予排除,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另外,一审判决中以“经查,张某献虽然没到过宝丰,但合同的签订是在宝丰,张某献让彭某把合同拿到升辉公司,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张某新签字盖章后合同成立,该合同双方各持一份,补充协议以同样的方法在升辉公司签字成立,宝丰是合同签订地即犯罪行为发生地之一,故宝丰有管辖权”的说法,明显不能成立。拿着合同到宝丰签字张某献没有去,而是升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彭某拿去签字的,难道彭某的行为也成了张某献的行为?如果能够这样理解,那么彭某也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可见这样的说法多么可笑!即使合同的签订地能够确定在宝丰县,也不能以此来确定确定犯罪行为地在宝丰县,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签订地属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而犯罪行为地则属于刑法、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如何能够混为一谈?
升辉公司在宝丰县工行、建行汇款同样也不能成为宝丰县具有管辖权的理由。因为,根据公安部XX年10月16日下发的《关于受害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可否对诈骗犯罪案件立案侦查问题的批复》(公复字【XX】10号)“《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根据上述规定,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地以及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诈骗犯罪案件的犯罪结果地是指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地。因此,除诈骗行为地、犯罪嫌疑人实际取得财产的结果发生地和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外,其他地方公安机关不能对诈骗犯罪案件立案侦查,但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的,都应当立即受理,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的,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的规定,假如张某献涉嫌合同诈骗,由于实际取得款项是在汝州市或登封市,根本不是在宝丰县,也是不应由宝丰县这个汇款地管辖。至于XX年10月26日所付的100万元现金,根据张某献所述(卷18页)以及李某利的证言(卷36页)可以证明是在登封市教学二矿门口所给,也不在宝丰县。张某新在卷41页也承认
“并且张某献和李某利还要求将100万元的现金放到他们的车上......”如果已经在宝丰将100万汇给了张某献,那么显然就不会“还要求”将100万元放
到他们车上,张某献也不会傻到100万元不放到自己车上。
特别是升辉公司的业务员彭某所出具的证明中明确承认“XX年10月26日张某献通知我们去教学二矿交煤款,我公司张总带了一百万现金和张某献、李某利去了二矿,将一百万现金交给了张某献后,李某利一人去了教学二矿内......”,更进一步证明这100万现金的交付地是在登封教学二矿上。所以这100万元明显可以确定是在登封市教学二矿所付,实际取得款项地在登封,而不是在宝丰。另外60万元也是在河南省乡煤工贸公司汝州办事处交付的,当时李某利在场,彭某也在场所转交(卷18页)。另外的款均是通过汇款,其实际财物取得地是汝州市,根据上述批复的规定,汇款地明显不能作为受理案件拥有管辖权的依据。故依据上述规定,宝丰县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
所谓犯罪行为地是指主要犯罪地,如果说构成了诈骗,那么主要行为地是在汝州、登封,根本不是在宝丰,宝丰公安局无权受理。特别是从一开始宝丰县升辉公司到汝州市公安
局控告,更证明升辉公司也认为所谓的犯罪地根本不在宝丰而是在汝州,这就进一步证明宝丰县公安局不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以彭某拿着合同到宝丰签字后交给张某献,而证明犯罪行为地在宝丰县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鉴于本案明显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且可能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枉法裁判、诬告陷害、伪造证据等多项罪名,在宝丰县审理已无公正可言,希望二审法院考虑以上情况,依法审理,以保证本案的程序合法公正。
总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某献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任何情形之一,本案属于合同纠纷,张某献无罪。请求二审法院严格依法办案,防止冤案的再次发生。历史和经验表明,相较于放纵一个“有罪”的人,人们更不愿见到无辜的人被误判为有罪。任何一个刑事错案的出现,必须会严重侵害无辜者及家人的合法权益,更极大地侵害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二审法院,更应承担起纠正错案的使命,更应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牢固树立“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做到有罪则判、无罪则放,不能顾及其他而错判,要通过依法及时审理,使社会公平正义以人民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彰显。要求对本案予以网络直播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以查明事实,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改判宣告张某献无罪!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辩护人
律师办理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技能与技巧 前言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网等相关案例可知，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高频多发的罪名。由于涉合同诈骗罪的案例层出不穷，且犯罪手段多样化、复杂化、新类型化；加之社会生活处处离不开合同行为，一旦出现合同纠纷，合同的一方或双方主体常会自我定义为“被害人”，寻求刑事手段处理，希望“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的区分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复杂疑难，缺乏一个权威、清晰的界定标准，这也是合同诈骗罪多发的原因之一。 因此，作为辩护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了防止司法实践中将普通合同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尤其是合同诈骗罪），笔者通过查找各种相关资料，并结合自身十余年的办案经验和全国视野，探究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以供大家办案参考。 目录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 （二）权利义务告知 （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申请取保候审等辩护工作 二、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一）申请阅卷，制作阅卷笔录 （二）会见当事人，核实证据材料 （三）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案，初步形成辩护思路 1.无罪和轻罪的辩护思路 2.罪轻的辩护思路 3.量刑情节的辩护思路
三、涉特大合同诈骗罪的审判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一）一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阅卷 2.会见当事人，核实罪名、新增的事实与证据，沟通庭审流程 3.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4.案件结果预测 （二）二审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1.代为提交上诉状、申请开庭审理、收集调取证据等 2.纠正当事人及亲属对二审不开庭的误解 3.准备二审辩护词 正文 一、涉特大合同诈骗罪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如何进行有效辩护？
前言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逻辑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理清诈骗罪的构罪逻辑之后，不难发现，从理论上来说，辩护人如果能够论证被告人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他人没有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给付财物，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便能够得出被告人不构成诈骗罪的结论。为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相关案例，总结了法院认定无罪的裁判要旨，以供需者参考。 一、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中介服务关系，就算行为人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夸大宣传的行为，也不能直接将“被害人”支付的佣金当做“运作费”，进而认定行为人存在诈骗行为 在中介服务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或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于认知偏差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觉得自己受到了欺诈，就以行为人诈骗为由报案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被害人”欲通过刑罚手段解决民事纠纷的情况下，辩护人需要认真审查以下内容： （1）双方是否有合同、合同内容是什么； （2）钱款支付方式，如果是分几次支付的，支付的时间间隔及每次支付的金额是多少； （3）双方当事人曾经有无类似交易、合作； （4）在案被告人、被害人及证人的言词证据； （5）如果有相关项目的，还要审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 另外，在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行为人可能会存在夸大其人脉的情况，但一般情况下，这种夸大的介绍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虚构事实”。
（2018）琼刑终35号刑事判决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虚构其通过领导关系可以帮被害人拿到工程项目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泰发十起诈骗犯罪事实均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本案中，“被害人”向张泰发汇款的时间及数额存在多处疑点。首先，唐某、王某2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高度一致。其次，李某先后11次汇款给张泰发。三人汇款给张泰发的时间跨度长，且李某汇款11次零整不等，更符合还债的方式。另外，张泰发曾为唐某、王某2揽到工程，且三人此次报案所称被骗的“工程项目”不具体，名称模糊。 二、表见代理或无权代理≠诈骗。对外，行为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诈骗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对内，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 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而进行代理的行为。无权代理中，被代理人有追认权和拒绝权，相对人有催告权和撤销权。 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不管是表见代理还是无权代理，无权代理人对外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行为人的目的是与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建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至于无权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2013）云新法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中，被告人冯炯与冯中强系父子关系，在未有冯中强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人冯炯与何艳娟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书，将包括其及冯中强2.3亩水田在内的共3亩水田租赁出去。法院认为，即被告人冯炯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
田文昌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 贺某贪污、挪用公款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贺某，42岁，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吉林省电力局财务处资产资金科副科长。1996年因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逮捕，1996年11月4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贺自1993年2月22日至1995年11月21日在担任资产资金科副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本单位帐户、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18113735元；贪污公款617381元。 一、《起诉书》指控 (一)在本单位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从本单位帐户借给省纺织工业产品经销公司15万元，张归还后，贺除归还私设帐户1万元外，其余14万元被贺以个人名义存人银行据为已有。 2．1993年4月，贺分两次从其经管劳保统筹户中借给华润公司经理杜某220万元，供杜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杜将借款归还到贺私设的84号帐户。 3．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通过省电力局财务部会计，在其经管的统筹户汇出50万，供贺进行营利活动。 4．1995年3月，贺将单位帐户中100万元借给三海公司总经理殷某。 (二)在私设“84”号帐户中挪用公款 1．贺某1993年4月与姜某协商合伙开办采石场，4月5日贺从私设84号帐户转到石材经销处311779元。 2．1993年4月贺某与李某商议共同投资合办宏港大酒店，贺分两次从84号帐户转给李70万元。 3．1993年8月20日，贺由84号帐户借给华润物资公司杜某100万元。 4．1993年5月7日，贺某分两次从84号帐户借给深圳蔡某150万元。 5．1993年初贺某与深圳蔡某商议，在长春购买经营摊位，1993年5月，贺分3笔从84号帐户转出341956元，以其妻名义购买面积为28．21平方米服务摊位，后因计划变更，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款退回84号帐户。 6．1994年3月，贺某个人投资做期货生意，贺为谋求20％至40％“大户积累”，先后两次从84号帐户投入400万元，案发后部分款项及利息返回84帐户。 7．1994年9月，贺某从84号帐户中拨45万元，借给桦甸孙某做微菜生意，案发后被追回。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的进行需要自己结合具体的情况，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自己需要留意。 保险诈骗罪的辩护该如何进行 刑事辩护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往往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要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仅仅需要娴熟的掌握我国对于该种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知道刑事法律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规定还需要缜密的思维能力，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案情，再把实际案情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互结合，尽量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刑法规定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以达到避免司法机关据此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的目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已经无任何疑义地构成了某种犯罪，那么律师的职责就转化为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找到减轻处罚的法律根据和事实理由。总之，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任务就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辩护。 有时，有些刑事案件特别疑难，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特别复杂，我们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团还聘请法学教授、研究院等专家，针对这类极其疑难的刑事案件进行法律专家论证，出具权威的《法律专家意见书》，为您的亲友提供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有利辩护意见。 第一百九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律取保险金的
被告人甲是重庆某地村委会主任，在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的过程中，须有宅基地地票交给土地整理公司，置换为建设用地。于是，甲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后补办了宅基地相关证件，上报给镇政府。镇镇府初审后，由土地整理公司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土地整理公司审查发现该地并非宅基地，但出于利益考虑(并且该小作坊占用地此时已经有了补办的证件)，仍然给予甲10万元，将不符合复垦条件的该土地纳入复垦以宅基地土地面积算。 检察院对甲提起诉讼，控告其犯贪污罪。 现须拟一份辩护词，作无罪辩护。 辩护词 Xx律师事务所接受甲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甲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并经其确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经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调查相关事实并通过实地走访，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辩护人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被告人甲的量刑情节 1.甲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将自家的小作坊占用地报成宅基地，上报给镇政府并交由土地整理公司验收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之规定，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 揭发案件中土地整理公司犯罪行为的事实，即土地整理公司因
利益考量将甲上报的小作坊纳入复垦宅基地土地面积。此为案件调查的重要线索。 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 （一）我们认为甲不构成贪污罪，理由如下: 1.甲不具备贪污罪主体资格 首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是对贪污罪的规定。依据其前提“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构成贪污罪的必要条件。此案中，甲的身份是村委会主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甲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其次，《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着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此物的，以贪污论。”本案中，甲帮助镇政府初步审核宅基地并将地票上报经土地管理公司审核，这些仅仅是自发的帮助行为，与镇政府之间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委托管理、经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甲也不是构成贪污罪的合格主体。 2.甲也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为合同诈骗罪对此应当怎样理解呢? 首先、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这是认清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欺诈手段”主要指以下情形: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从刑法意义上探讨,合同欺诈罪中作为手段的合同,应是从实质上进行考虑,要有经济内容,不一定采取严格的形式,任何合同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借助于合同这种形式,但是并非任何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的诈骗都构成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及市场经济秩序。 我个人认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应是与经济活动有关。构成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合同对方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 第二, 符合广义上经济合同的外形特征 第三, 具有一定的经济内容,或者与一定经济活动有关。 要正确地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区别开来,还必须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涵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仅指经济合同,如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等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但含有经济内容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包括在内;从外延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外延不能太宽,一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合同不应包括在内,行政合同也不应包括在内。另外,假借合同形式进行诈骗但完全与经济活动无关的合同不应包括在内,如行为人虚构父亲生病目的是骗取他人钱财而向他人借钱所写的借款合同。 必须明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从合同法的意义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特别申明】：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下是具体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案件时间节点】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 2010年1月16日，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龚刚模案）二审宣判。2010年2月9日，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上海孟英案）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
田精彩辩护词 案情简介 某，原省某市轻工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毛纺制品厂厂长。 起诉书指控某在1988年至1990年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11笔，总数额51867元；受贿3笔，总数额20100元及金戒指2枚；并因流氓斗殴构成流氓罪。 一审判决认定，某贪污总数额为20770元；受贿总数额为6790元；同时构成流氓罪。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二审判决否定了受贿罪，减少了贪污罪的总数额，以贪污罪和流氓罪二罪并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 合议庭： 我们接受被告委托，受第四律师事务所和市第六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
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某犯有贪污、受贿和流氓等罪一案的辩护人，出庭为被告某辩护。通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和调查取证，特别是经过法庭调查和对本案部分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之后，认为本案在事实、证据和侦查程序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问题和许多疑点。现提出具体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贪污罪 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辩护人认为，首先，被告人被指控的问题，大部分属于在改革中出现的政策界线上的失误和违反财务制度的问题。由于承包、租赁企业的特殊性质，被告人管理经验不足，造成财务制度混乱。为了救活企业，他又采取了一些超出常规的变通做法，因而导致了一系列违反财政纪律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与故意侵吞公共财务的贪污行为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必须划清这些错误与犯罪的界限。其次，起诉书中指控的问题，许多是在帐目没有结算或结清的情况下提出的。然而，众所周知，一般来说在没有结帐的情况下，是不能证明行为人具有贪污事实的。其三，被告人在公款开支上比较随便，甚至有挥霍之嫌。但是，这些行为也不能与贪污罪混为一谈。本案起诉中失误的要害之一，正是将上述错误与贪污罪的界限相混淆。 下面分析起诉书指控的具体事实： 1．关于从宋××手提取现金16507．24元占为已有的问题。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合同诈骗罪起诉书范文 篇一：张某合同诈骗罪辩护词 张某合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张某亲属的委托，受山东舜元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依法出庭为被告人张某辩护。根据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被告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前本辩护人为履行辩护职责，认真阅读了起诉书和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张某，今天又认真听取了法庭调查、法庭的举证质证，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构成合同诈骗罪罪名没有异议。下面辩护人就被告张某涉案金额及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或 减轻处罚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在合议时参考，并希望得到法庭采纳。 一、公诉机关指控“张某诈骗累计骗取了褚四军7380585
元。”诈骗数额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制定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 1、本案公诉机关计算的被告人诈骗数额主要是以褚四军支付给张某、彭芸芸、张陈伟、洪晓贤等人的货款减去张某供给褚四军的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七五折的总合计算的。在本案中将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不合理，不公平，该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更低于诺基亚市场零售价格。如果不是手机价格远远低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那么被害人褚四军就不会通过那么多人，那么多途径从不认识的张某这里购买手机，他完全可以通过正规途径从正规手机批发企业，批发到手机。就是因为张某供给褚四军的全部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的按七五折计算远远低 于诺基亚手机市场批发价格或出厂价格，所以受害人褚四军才从被告人张某这里进货。同样如果按诺基亚手机市场价格按七五折计算就扰乱了的诺基亚手机市场经济秩序，而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是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切应当以经济规律，市场价值计算，而不是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计算张某的诈骗数额。举个例子：在盗窃罪中盗窃的物品不是以销赃价格来认定盗窃数额的，而是以市场评估价格认定
集资诈骗罪案件不予批准逮捕得以释放的八种情形 曾杰：广强律师事务所·金牙大状刑事律师团队(金牙大状律师网)金融犯罪辩护 与研究中心秘书长 审查逮捕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环节(多见于侦查阶段，也存在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相关办案机关决定是否逮捕的情形)，但由于其涉及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刑事诉讼中的国家赔偿等因素，对于每一起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至关重要。 本文研究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目的在于从检察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形里总结规律，特别是从无罪辩护的角度，重点剖析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为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及相关案件，如何阻击批捕，以及如何为后续阶段进行有效辩护提供参考。 是否批准逮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事人的命运 执行逮捕后，若涉案人员最后被认定为无罪(此处暂不讨论无罪类型)，逮捕行为即属于错捕，办案机关需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故相较于其他几种强制措施，逮捕既严厉又相对慎重。 在司法实践中，涉案行为人一旦被批捕，其之后极有可能被起诉，而考虑到我国极低的无罪判决率，即使案件证据和事实的问题显而易见，当事人也极有可能被定罪，极难获得彻底无罪之结果。反之，如果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那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就相对容易很多，即在进入审判阶段前就将案件无罪化处理，实现了实质的有效辩护。 因此，可以说，在实务中，辩护人能否促使检察院充分、全面认识到行为人的无罪事由，进而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了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命运。
集资诈骗罪不予批准逮捕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模块，一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不予批准逮捕的共性探讨;二是从集资诈骗罪个罪特征，研究其可能存在的不予批准逮捕的个性情形。 若检察院认为不需要逮捕，应当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对于需要继续侦查的，可选择变更强制措施，按照具体案件情况，可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两种。一旦执行逮捕，若无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以及上述两种可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形，犯罪嫌疑人一直会被羁押至一审判决生效为止。 此外，抛开个罪而言，监察体制改革与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联动，亦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监察委采取留置措施后，如何与检察院之间进行衔接，留置措施如何与逮捕之间衔接?笔者认为，对于该类案件，保留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的职能是必要的，一方面能够降低监察体制改革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及其制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以及司法公正亦是有益的。 那么实务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检察院会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呢?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集资诈骗罪，又存在哪些特殊的不予批准逮捕的相关情形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我们办理集资诈骗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我们对于办案机关批准逮捕或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进行总结，则存在以下情形：第一种是检察院认为涉案人员不构成犯罪，而不予批准逮捕。至于无罪的理由，既可能是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也可能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达到逮捕的证据条件。 第二种是检察院认为有罪而不捕的情形。其中包括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但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关于有罪不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捕直诉”的情形。 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检察院认为无罪而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
秦皇岛律师：故意伤害案成功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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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审判员： 受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李××亲属委托，并受ＸX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们作为李××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席法庭，履行辩护职责。通过庭前的调查了解，尤其是通过参加今天审判长主持下进行的庭审，我们对本案事实有了全面的了解,辩护人认为,XX人民检察院对被告 人李××犯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不能成立,理由是： 一、本案去年已经*＊**人民法院审理，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已作撤案处理２011年2月28日,＊＊人民检察院曾向＊**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李××、王×亭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因证据不足,＊***人民法院未对二人作出有罪判决，公安机关于２011年８月1３日撤消案件，释放了二人。 二、关于本案新证据——证人张××的证言 公诉机关本次向人民法院以相同罪名再次对被告人李××提起公诉,增加了一份新证据——证人张××的证言。但是，经对该证人证言进行审查、质询,辩护人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足采信，理由是: １、该证人证言同本案其他证据存在严重矛盾,表现在:（1）在李××是否曾用砖头击打王××头部这一事实上,曾目睹这一过程的证人王×亭、于×胜均称李××当时拿了一块半头砖，但并未用砖头击打过王××,就扔下了。李××的供述也同二人的证言相一致,足以证明李××并
未用砖头击打过王××。而证人张××则称李××用砖头打王××头部致其倒地，与其他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２)在李××把砖头扔在什么地方这一事实上，根据证人于×胜的证言，李××将砖头扔在了三建公司大门口里面西侧小门处了，王×亭、李××也称将砖头扔在大门里面了,而证人张××则称李××将砖头扔在厂门口外东侧了。2、证人张××的证言自身存在众多互相矛盾之处和重大疑点,表现在：（１）对王××倒地前李××、王×亭、王××各自站立的位置这一事实上，张××时而称李××、王×亭、王××三人从保卫科出来，到了大门外边,矮个的(指王×亭)在前边拽着一个高个的(指受害人王××),另一个高点的(指李××）从后侧用砖头打在高个(王××)头上。（见其卷内证言第4页)根据这种说法,当时王×亭应站在最南边，王××在中间，李××在最北边。他时而又称当时被打的人(王××）站在大门南侧两、三米，矮个(王×亭）在王**的东面侧北,王×亭与王××基本面对面,李××在王×亭与王××的西南方向，也就是王××的背后，并从背后用砖头打了王××头部。(见其卷内证言第5页)根据这一说法,当时王×亭应在最北边，王××在中间，而李××在最南边。在同一份证言中，张××对同一事实的两次陈述,李××、王×亭、王××站立的位置全部颠倒，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3）张××在其证言中陈述了他遇上打架的事的前后经过。根据其陈述,他是从开发区***＊*取黄砂土回来的路上遇到打架的事的。但据我们了解，他所取得黄砂土在＊***一带并不罕见,开发区附近以及＊***桥一带可谓俯拾皆是,有何必要舍近求远到牛家埠取土?此疑点之一。
辩护词 被告人苏越合同诈骗案件（发回重审部分）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苏越的委托，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旭、李维强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参加今天的诉讼活动。接受委托后，我们详细阅读了全案卷宗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苏越；今天，又全程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活动，从而对本案事实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为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我们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本案时予以考虑： 第一，关于本案案件定性以及被告人苏越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金额问题 起诉书指控苏越构成犯罪的三个犯罪事实所涉受害人及金额分别是：1、信怡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咨询分公司（以下简称“信怡公司”），涉案金额3700万元，至案发造成该公司损失860万余元； 2、包头兴华信用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华担保公司”），涉案金额180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该公司损失1800万元； 3、自然人于中弘，涉案金额250万元，至案发时造成于中弘损失183万元。
为便于法庭进行审查，我们对以上三笔涉案金额问题分别作出陈述如下： 1、关于信怡公司所受损失金额计算和认定问题 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认定信怡公司所受损失的金额为860余万元与事实不符。 证据显示，2008年1月份至6月份期间，苏越以不同名义总共从信怡公司处借得人民币2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折合人民币1746万元，按照1750万元计算。）具体的借款日期和金额分别是： 2008年1月25日500万元，3月12日220万元，3月17日1000万元；3月21日230万元；5月15日250万美金；6月11日1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最后一笔，也就是6月11日的1000万元，受害人明确表示这是一笔普通借款，无论是朱雷的证言，还是信怡公司所出具的说明都明确了这一事实，且信怡公司表示将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进行追讨。当然，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也没有将这1000万元计算在内。检察机关共指控苏越以诈骗方式从信怡公司骗取人民币1950万元，美金250万元，总计3700万元人民币，对这个数字我们不持异议。
辩护词 [提要]：犯罪构成要素，是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必需具备的基本特征，且缺一不可。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XXX有“滥用”之主观故意，亦未充分证明有滥用职权之客观行为，犯罪构成要件四缺二，何以定罪？关于贪污罪(5件)和受贿罪（4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对于该部分也应当依法不予认定。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X及其家属的委托，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依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滥用职权罪，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未能充分证明XX主观上滥用职权之故意 滥用职权罪主观上重点要突出的是“滥用”二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本案事实并非如此。XX2014年9月14日亲笔供词及其多次供述均证实，在X县政府组织XX局、XX局、XXX局、XX委等部门召开的会议上，就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XXX书记已经明确指出，钱是没有的，“XXXXX”。具体到XX站XXXXX的翻新改造方案而言，并不是XXX、XX私自决定，而是在领导指示做“技术操作”的前提下，向XX局汇报后由两位局领导在开会时做出的决定。XXX200XX年10月30日、200X年元月1日两份工作笔记及揭先阶的供述都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印证。并且去XX电机厂也
是由XX局领导带队前往考察。可见，公诉机关指控称XX、XXX阶“不经批准，擅自同意”翻新改造方案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庭审中我们得知，更新改造项目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县一级配套资金XX%，对应金额为XX余万元。正是因为这部分资金的缺口，才导致“进行技术操作”（县政府组织会议上XX讲话）。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套全新电机市价XX余万元，招投标文件中给出的底价却只有XX万元，试问，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如何能买到全新的电机？X县政府、XX局做出这样的决定尚且可以被原谅、不被追究，奈何给忠于履职的基层公职人员扣上这么大的一顶“黑锅”？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还要结合其认知能力。XX不过是一名XX站的站长，上有建管办、县XXX 局、县政府三级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就XX的职务地位和认知能力而言，水利局和县政府的会议决定是足够权威的。在领导明确表态后，XX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正确履行职务，从不曾想过要私自变更设计方案，况且这样做与已无任何利益。 另外，旧设备折价款XXX万元打到水利局账户、旧电机按照县政府协调会议的决定交给XXX、X厂监工XXX向XXX局局长汇报监督情况等一系列客观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在翻新改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都掺杂着上级领导和部门的参与、默许，XX的整个行为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丝毫体现不出主观上滥用职权的故意。 （二）滥用职权行为何在，公诉机关未充分举证 1、对于被告人XX有怎样的滥用职权具体行为，公诉机关未尽到充分举证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