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枚「性靈說」分析國立中山大學碩二馮玉婷一、「性靈」說之詩學淵源有清一代，學術風氣趨於匯整前說，清詩論亦見此特色；但因個人性格與偏好不同，對前人說法理解亦有出入，即使力求圓融，不免仍有輕重之分，遂可別為「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四家。

「神韻」說為王士禎（1634-1711）所倡，「格調」說由沈德潛（1673-1769）提出，「性靈」說為袁枚（1716-1798）力主，「肌理」說乃翁方綱（1733-1818）建立；四家各領風騷，其中「神韻」與「性靈」二說較為接近。

袁枚雖言：「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1，主要論調實與漁洋皆變化自司空圖（837-908）、嚴羽（約1200前後在世）、袁宏道（1568-1610）；諸人主張雖有小異，若著眼率皆重視言外之意、真情至性、興趣韻味等共通性，則不妨視為講求藝術美感之一脈相承者。

袁枚性格放任跌宕、不喜拘束，天才特出兼有自成家數之志，是以不喜歸附；儘管今人細究其說可發現士禎、宏道蹤跡，袁枚卻未嘗自言踵繼二人。

然欲廓清袁氏詩論內容，實不能忽視二人可能之影響，故謹撮述袁宏道、王士禎主張於下，以窺袁枚「性靈」說之詩學淵源。

1袁枚：《隨園詩話》卷二：「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譽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真。

須知先生才本清華，氣少排奡，為王、孟、韋、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

余學《遺山詩論》，論詩一絕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何可詆諆？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菲薄不相師』。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以乾隆庚戌本與隨園自刻本為底本），頁48。

．2．第六屆南區五校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一）袁宏道「貴真」主張李贄（1567-1602）《童心說》倡「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2童心即真心，是文學創作的根本，其說為公安三袁所繼承；公安派基本主張重視個性與自然，袁宏道為代表人物。

袁氏貴「真」，以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一人有一人之情感，唯「變」方能存「真」，二者相輔相成而後有韻趣。

此即所謂：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

3袁宏道主「變」，反對七子模仿之說，理由有二：一為時移事變，復古派強欲學古人，但得言語之跡而不悟精髓，猶如處嚴冬而襲夏葛；二為文學歷史發展遇窮則變，當體制風格無法與內容情感相互配合，文學形式自然產生變化。

4又其所謂「趣」，乃指天生自然之個性所流露的喜悅風味，非從學問來亦非對自然的觀照之樂，「無心」反能得韻趣。

5宏道以創作為各抒性靈之表現，所以文學作品能呈顯百千姿態；「真」為作品優劣之標準，但求出於自己胸臆而不問雅俗，故不諱言民歌、戲曲及小說之價值。

6公安三袁承自李贄，袁枚詩論近於公安；然袁枚不傴責李贄為夭魅盜賊，7且2李贄：〈童心說〉，《焚書》卷三：「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

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

」（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99。

3袁宏道：〈序小修詩〉，《袁中郎全集》卷一（台北：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影印鍾伯敬增定本，1976），頁178。

4袁宏道：〈雪濤閣集序〉，前揭書卷一：「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言語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也者也。

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

……之法，故安可概哉？夫法因於敝而成為過者也。

」，頁180-181。

5袁宏道：〈敘陳正甫會心集〉，前揭書卷一：「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

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

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此時者。

」，頁174。

6袁宏道：〈序小修詩〉，前揭書卷一：「大都獨抒性靈，不均格套。

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

有時情與境會，債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

……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

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頁177-179。

7袁枚：〈答戴敬咸孝廉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東鄉能拒而排之，誠善。

惜其所排者都不過李卓吾、何心隱一流。

識人所共識之夭魅，逐人所共逐之盜賊。

」（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嘉慶隨園藏版本，1981），頁5。

袁枚「性靈說」分析．3．不滿於宏道。

云：吾家中郎，治行可觀；若論其文章，根柢淺薄，龐雜異端。

蒙公舉以相擬，得無有彼哉彼哉之嘆呼？8宏道非不學者亦不完全否定學問對創作的助益，他特別重視性靈真心，目的是破偽，此乃針對文壇時俗陋弊而下之藥方。

李贄認為讀書義理若成童心之障，則學問為假人淵藪，宏道承襲李贄說法並力矯時俗流弊；公安末流趨於俚僻，豈可皆諉為宏道之過？袁枚「性靈」說可謂中國詩論主性靈者之集大成，於昔時偏頗處多所修正，重視作品為作者情感真誠表現則無異前人，然袁氏對前朝主張性靈一派者，似未給予公允評價。

（二）王士禎「神韻」說宋代詩學，前後七子宗尚復古取法盛唐，公安力倡創新標舉性靈；二派流弊，前者膚熟，後者俚僻。

竟陵為矯二者之失，主張於古人詩中求其精神，然強欲見性靈，不免走入偏路。

清初詩人學宋詩平淡欲救竟陵之詭峭，卻又染宋詩好發議論、平直板滯之習；王士禎遂以「神韻」說救弊補偏，天下俊士翕然從之。

9士禎承司空圖「味外之旨」及嚴羽「興趣」說餘緒，10主張詩能傳達言外之意者為佳。

所謂「言外之意」指於作品中有所興發感觸，超乎表象文字所指陳者，亦即意象（imagery）所引致的情感與知覺之混合物，可構成作品的意境。

士禎論詩標舉「神韻」，詩家多以「風神韻致」解釋「神韻」二字，而風神韻致本用於人物之品評；觀漁洋所重在「意」，可知「風神韻致」於其詩論所指8袁枚：〈答朱石君尚書〉，《小倉山房尺牘》卷九，見王英志編《袁枚全集》冊五（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182。

9《四庫全書總目題要》集部總集類五卷一百九十：「詩取自太倉歷下，以雄渾博麗為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為宗，其失也詭。

學者兩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

語錄、史論皆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蓋亦救弊補偏，各明一義」。

10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四：「嚴滄浪論詩云：『盛唐諸人，唯在興趣。

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

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司空表聖論詩亦云：『味在酸鹹之外。

』康熙戊辰春杪，日取開元、天寶諸公篇什讀之，於二家之言，別有會心。

錄其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為《唐賢三昧集》，釐為三卷。

」（清張宗柟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同治廣州藏脩堂重刊本為底本，1963）頁97-98。

．4．第六屆南區五校中國文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涉不傴止於作者個人實際風采神情，更是藝術家感受世界與表現情感的獨特方式。

11作者情感為作品內在精神，文字修辭為外在形式，士禎對此亦有所留意，12故「神韻」說討論問題包含兩方面：一為作品整體意境；13二為語言文字風格。

士禎嘗言：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

14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沖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

」是三者品之最上。

15又多稱譽王、孟、柳、韋之作，16故知「神韻」說審美觀念核心：意境需尚空寂超逸，語言風格則以沖澹清遠為佳。

雖因朦朧之美不易以文字具體指陳，遂有譏「神韻」說蹈空欺人者，但「神韻」說本尌詩之美學性質作發揮，空寂與清遠皆屬美感經驗，並不關涉「蹈空欺人」。

梁章鉅《退庵隨筆》云：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

17「神韻」說針對清初學宋詩流於平直淺露之弊端而起，重在言有盡而意無窮，11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認為「神韻」一詞於王士禎詩論意義為「詩人與孙宙的關係，以及詩人與詩的關係。

」個人風韻意指「感受與表現的獨特方式，而非個人的性情。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頁84-85。

12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凡例》：「《居易錄》載王茂京與漁洋論畫，於南唐推董源，於宋推巨然，於元推倪、黃，於明推董文敏；謂諸家看是古澹閒遠，而中實沈著痛快，惟解人知之。

」（清同治癸酉12年蘊蘭吟館重刊本）。

按：古澹閒遠為外在表現，沈著痛快為內在情感。

13風格（style）指作者之情感與語言文字共同呈現的整體感。

此處專指語言風格，為作家使用文字的一種特殊方式，不傴可顯示其詞彙與修辭債向，亦可展露內在人格；語言風格形成因素包含措辭、意象等。

14王士禎：《香祖筆記》，前揭書卷三，頁72。

15王士禎：〈蠶尾文〉，前揭書卷三，頁72。

16《四庫全書總目題要》集部總集類五卷一百九十：「士禎乃持嚴羽餘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

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

王士禎：〈神韻〉，《池北偶談》卷十八：「汾陽孔文谷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

』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總其妙在神韻矣。

」（見《筆記小說大觀》二編冊八，台北：新興書局影印本，1978），頁4901。

17梁章鉅：〈學詩〉，《退庵隨筆》（見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983。

袁枚「性靈說」分析．5．清遠超逸遂成最高審美標準。

一家之言本難於含括所有層面，士禎對症下藥，故不特別標舉「真」；袁枚為與「格調」說、「肌理」說抗衡，因此強調「著我」。

故袁枚雖同意「神韻」重要，卻以為「神韻」必須出於詩人先天真性情，不可勉強而致。

18兩人詩論同屬道家言志之流，重視作品所蘊含的個人情志，相異處則在於士禎偏重以美論詩，袁枚偏重以情論詩，此或者便是袁枚對王士禎「不相菲薄不相師」的最大原因。

二、「性靈說」內容分析袁枚論詩，屢次言「性靈」，如其云：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

其次則駢體文，盡可鋪排，何必借詩為賣弄。

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

19蓋詩境甚寬，詩情甚活，總在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論詩之旨而已。

必欲繁其例、狹其徑、苛其條規、桎梏其性靈，使無生人之樂，不已傎乎！20可知袁氏詩論實以抒發性靈為核心。

因力主性靈，故認為沈德潛「格調」說但知「溫柔敦厚」、「人倫大用」之實用功能，21翁方綱「肌理」說則流於「以注疏18袁枚：〈再答李少鶴〉，《小倉山房尺牘》卷十：「足下論詩講體格二字固佳；僕意『神韻』二字尤為要緊，體格是後天空架子，可仿而能；神韻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強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