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作者：翁绍军本文从自然观的角度反映中西哲学的差异，并探索其内在原因。
文章以自然哲学形成时期、自然哲学中“道”的概念、目的观念、以及综合自然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等4个层次着手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通过对自然哲学形成时期的不同宗教背景的比较，指出：在古代中国，宗教意识是官学的主要成分，它受贞人筮官的控制，并以经典文献的形式固定下来，它向自然哲学的过渡是非常滞缓和不彻底的；在古代希腊，宗教意识没有成为官学，相反，它通过民间学派的辗转传播，被消弱了权威性，因此，比较迅速和彻底地为自然哲学所代替。
作者在《易经》这部西周筮官编纂的占筮书以及在米利都学派与毕达哥拉斯社田中寻觅中西宗教意识向哲学思想演变的迹象，发现在古代中国，宗教意识向自然哲学思想的过渡，表现为对“天”的认识的具体化；在古代希腊，则表现为对“始基”的认识的具体化。
其次，本文以老子的“道”和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道”为代表进行比较，并指出：老子的“道”被用来指万物的本原；赫拉克利特的“道”被用来指火与万物相互交换的过程，而巴门尼德的“道”则用来指认识万物的途径。
在综合程度上，老子的“道”是最高的，它既是“有”和“无”的统一，又是“动”和“静”的统一，因此也最显得空洞和含糊，以致于后来被窜改得面目全非；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道”在综合程度上尽管不如老子的“道”，但或则阐发了一和多、对立面的斗争与同一，或则开始意识到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因而显得更具体和明确；由此可以说明先秦自然哲学的抽象性和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具体性。
再次，通过目的观念的比较，指出：在中国，目的之导入自然，表现为天的理法化，其契机是寻求天道的依据，以附会人事和学说；在希腊，则表现为把神意强加于自然，其契机是寻求自然的作用因，以解释自然的生成。
目的之导入自然，在战国儒家的五行说中，以人为本位；在柏拉图的自然学说中，则以神为本位。
最后，通过对《易大传}和(形而上学》的比较，揭示了形成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以及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基础。
《易大传》是战国儒家对《易经》的注释，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自然的思想，可被看作先秦自然哲学思想的最高综合；《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著作，亚氏关于自然的思想，在《形而上学》中得到哲学的概括，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文章从阴阳和实体、变通和生成二个方面加以比较，指出：《易大传》以阴阳之道建立卦爻体系，解释天地万物及其运动，其核心是以天地为准则，作为人事的依据，它既是周以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集成，又为秦汉“天人感应说”奠定了基础；《形而上学》在实体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的体系，并解释生成和发展，其核心是以目的作为事物的原因。
它不是以人为本位，而是以神为本位；它是古代灵魂说的引伸，并最终与犹太神学相结合，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来源。
通过4个层次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先秦自然观的最大特点是，人和自然界被认为是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的，以人事追求天意，又以天意附会人事，围绕着人的现实需要、政治治理和道德规范，去将自然理法化，由此天道观与伦理观融于一炉，道德准则被奉为自然的原理和目的；古希腊自然观的最大特点是，自然界被认为是外在于人的，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原因和原理的探索去认识自然，由此自然观与认识论密切结合在一起。
由以上重伦理和重认识的两大倾向生发出后世中国哲学“蔽于人而不知天”和西方哲学“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基本差异。
中国先秦与古希腊哲学世界观比较中国的传统文化起源于先秦，而西方哲学思想则起源于古希腊。
先秦与古希腊思维形式上存在着多元和一元世界观的重要差别。
远古形成的不同形态的神话世界对这种差别也许曾经产生过初始化的作用——比如中国人认为神就应该不像人，必须是蛇头人身或人首鱼尾什么的；而希腊人就觉得神就是和人长的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我想却是两个民族在迈进文明社会门槛以后偶然的采取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式。
正是这些最初思维方式的不同深刻地印在了骨子里或者血液里，一代代的遗传下去，从而影响了先秦与古希腊思想文化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由于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类认识主客体世界的能力和方式始终受制于时空局限，所以，在一定的时空、人文环境里，人们的思维便会形成一些基本的定势，成为相对稳定的世界观念，从而导致不同时空内的人们产生思维形式上的差别，形成了世界人类思维形式的多元形态。
希腊的地形是众所周知的四面开阔，他们面对的也只是狭小的几乎不见大风大浪的地中海。
而中国却是实实在在的四面闭塞，南面是世界最高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西边是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北边是绝少人烟的西伯利亚；东面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
所以希腊人的眼光是开阔的，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地方，而中国人则自然而然的认为中国是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抱残守缺。
神话思维是当时最具概括功能的思维形式，其本身是超越了现实，也超越了所有具体直观的客观世界图像的。
但它虽然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出现，却没办法和客观世界的具象分离。
神话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宇宙的联系，其实完全都是在叙述人们头脑里的时空、自然、社会、生命、情欲等等。
所以，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神话是人的感知、思维、情感的第一次完美的综合——也是心理学中所说的社会心理（或者说群体心理）倾向性开始形成的时期。
这种心理倾向一部分可以遗传，而另一部分则会在生育后代的过程中刻意的或者不经意的灌输给下一代——因为古代人都认为他们掌握的是经验是知识，有很多都是牺牲了很多性命换回来的。
神话时代，人类主要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进行初步的逻辑思维，一方面体现出生命的自然特征，一方面又表现了理性的方向，在逻辑与幻想、理性与自然之间，架起了一道奇幻迷人、色彩纷呈的彩虹。
如果把神话的思想方法作为形式思维的源头，那么由于神话的感性特征，在思维形式方面，所有的感性材料都被当做真实世界，所有的部分都等同于整体，所有的原因都并非真正的原因。
在对时空形式把握方面，所有的时间分段和所有的空间界定都渗透着人类的感情色彩；在对自然形式把握方面，人与万物皆有灵的自然之间是一种相互“交感”的关系；在对社会形式把握方面，情欲与感觉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对生命形式把握方面，肉体等于灵魂，灵魂等于肉体，生命的所有感受甚至万物的感受都是相同的；在对情欲形式把握方面，欲胜于情。
但是人们却似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民族的神话形态已经构成了原始社会不同的世界观念，而且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了先秦与古希腊思维形式上的重大差别。
最终形成的神话形态是神话流传了许多世纪后经过再加工形成的，无论是希腊或希伯来人的神话，还是中国、印地安人的神话，都展示了由于人类多种族多部族起源所导致的神话多元发生形态，例如希腊神话有许多神系：奥林匹斯山神系，卡德摩斯神系，弥诺斯神系，阿特拉斯神系和普里阿摩斯神系。
中国古代诸神多元化，伏羲、女娲、盘古、共工、神农等等也是各不相同却彼此共存的。
但是随着民族的形成和部族的整合，中希神话的形态开始出现较大的差异：由于地域的狭小、部族间关系密切社会群体(部落联盟)的统一，希腊的神话很快趋向统一，形成了一个以宙斯为至上神的完整的神话系统。
而中国则由于地域的广大、民族部族众多，部落联盟内部各部族力量均衡很难完全统一，中国的各部族神话则呈现为多元聚合形态。
不但没有消灭其他的神，反而可是全力寻求磨合，制造出不同部族之间的神之间的联系，或者变成兄弟姐妹，或者变成共存一处的合作者。
中希神话在多元聚合和一元整一形态上的这种不同，实际上导致了神话思维后期希腊人整一性世界观念和中国人整体性的多元世界观念。
反映在现实当中时：中国原始社会以多氏族、多部族联盟的方式进入了联邦体制的夏、商、周王朝，并且保持了远古以来华夏文化的多元聚合和连续统一，这是一种继承性的文明，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变化极小，但却是一直在容纳吸收异族的不同文明。
而古代希腊虽然也吸收了地中海周围的多民族文化，并且建立了强盛繁荣的奴隶制国家，但是地理位置的四面开阔、无险可守让它经历了多次文化的毁灭与重建，如克里特文化灭绝，特洛伊文明涂炭，伯罗奔尼撤战争等等，这些都导致了古希腊文明迅速衰落，并且被埋没了数百年。
要统一的只是领土，不同文化是不能够共存的。
在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无不拥有丰富的个人情感，就连主神宙斯也一样有人的七情六欲，他们强调个体的力量，希望能够保留个体的特性。
这里就体现出思维方式的变化，古希腊神话中每个神的各司其职的，比如：水星墨丘里市主管信差的，金星维纳斯是美神，地球鄂尔斯主管大地，火星马尔斯主管战争，木星朱比特作为主神，土星萨坦掌管农耕等等。
再看中国神话，古代神话中的诸神并没有各自的“生活”和“个性”神话人物几乎都是万能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本身就是氏族的首领，他们依靠的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优秀的统帅才能，撇开他们的长相之外，我能很难从他们的事迹中发现他们个性上的区别。
从神话观念的发生形成和人类最初的思想成果来看，无论是用可见的现象解释不可见的现实，还是用不可见的现实解释可见的现象，自然宇宙都是人类思维形式的启蒙者和认识的对象。
不同之处在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思想家总是在寻找世界万物惟一的“始基”，如泰利士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赫拉克利特认为火产生了一切，一切都复归于火，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无限”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和原素。
而先秦早期的思想家却更喜欢探索形成世界万物的多元因素间的复杂关系。
先秦早期思想家在寻找自然万物的基本元素——水、火、木、金、土——之后，把探索不同元素的相互关系作为思想的任务。
据周武王的史官箕子的叙述，夏王朝“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第一原理“五行”就表明了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元素之间相生相克的多元整体论观念，而且，这一思想观念在夏王朝倾覆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商、周两代主要的世界观念，到战国末年的绉衍时达到顶峰，影响中国思想界数千年。
毕达哥拉斯之后和春秋战国时期分别是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辉煌时期，同时也是中希思维定势或者基本世界观念成熟时期。
此前，毕达哥拉斯和《周易》作者姬昌的思维活动都未能摆脱对具体事物的依赖，完全进入形而上的思想境界。
此后，希腊的德墨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孟、老、庄、墨、荀、韩非等人充分发挥思维的潜力，分别建构起了西方“一元个体论”和中国“多元整体论”的基本思维模式。
从希腊思想家基本思维方式来看，至高无上而又惟一的神的存在始终是他们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无论是分析综合，还是逻辑推理；无论是寻找构成物质世界的原子、决定所有一切的“理式”，还是信仰神灵的无所不能、探寻运动或变化的根源，他们总是要回到惟一的神的智慧和力量的原点上。
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多元论”世界观走向成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