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开题报告一、课题名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二、课题名称与问题的提出1、确定本课题开展研究的现实原因(1)、还富于民，推进中国全面进入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推进农村全面小康，这是“十一五”期间没有完成，“十二五”期间仍需艰苦努力，甚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必须面对的首要急需解决的政治课题。
要想完成“还富于民，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首先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具体来说也就是“三农”问题。
因为谁都不能否认：当前中国农民仍然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想实现“还富于民、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就必须首先解决“三农问题”。
而要破解“三农”问题，首先要面对的是中国农村广大的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无疑是实现“十二五规划”瓶颈，也是考验我们政治智慧的瓶颈问题。
(2)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东北地区存在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无所事事，不打工、不创业、每天的生活就是聚在一起搓麻、赌博，败坏了社会风气。
中国广大的农村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受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种植一年只有一季，春种秋收、夏除草一年在农田里的劳动时间也不超过40天，剩余的300多天基本都处于无事可干的闲置状态。
东北的农民又缺乏南方农民的打工精神和创业精神，受经济条件和落后思想的影响，东北的农村又缺乏最基本的村民文化、娱乐设施，故没有走出去的农民懒在家里混日子、打麻将成为这些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生活状态。
河南、山东这两个农业大省相对于东北来说，基本上是人多地少状态，每个家庭分得的土地根本不足以养活着个家庭。
甚至工业化的结果使得一些家庭根本无地可种，迫使这些土地上的农民要么留在本地重新创业从或从事第三产业，或者走出去到大城市成为这些大城市的城市建设或工厂中的临时的体力劳动者。
江浙一带的农民因乡镇企业发达，或成为乡镇企业的自主创业者，或扩充了本区乡镇企业的生力军。
由于江浙的乡镇与广东的乡镇类似，本身的城市化度就很高，（如广东的顺德、容奇镇、大沥镇、南海镇、博罗的石湾镇等，）这些乡镇本身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建设就相当于北方的一些中等城市，故无疑这些发达地区的乡镇农村人口也应属于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例，即典型的“就地转移”！无论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民，还是相对落后的东北农村，这些农民尽管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些农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剩余闲置劳动力，他们的或留守或出走都会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
2、理论和学术价值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日显突出,本文从制度和政策、社会环境、政府职能、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等层面分析问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进一步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可行方法，对解决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遇到的各种社会突出的矛盾问题，具有现实的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破除旧有的僵化的思维、放下包袱、解放思想、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开创灵活的思想。
3、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产生的现实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是受土地、资本、环境和其它资源限制，使社会劳动边际产品少于维持劳动力及其家庭正常生存所需而多余的劳动力。
目前，农村家庭经济单位是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成为现今社会一个重大课题。
客观环境的变化、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使得人地矛盾愈演愈烈，迫使人们不得不从事其他产业以寻找生存空间；同时，经济的发展让农业人口看到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现有可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后备耕地资源不足。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使大量土地非耕地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土地的沙化、盐碱化，以及水土流失等种种原因同样导致的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
《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2000年中国耕地总面积为1.282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为0.10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
由于基本建设等对耕地的占用和环境恶化等原因，目前全国的耕地面积以每年平均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递减。
第二，耕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对于耕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膨胀的人口同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人数为110人，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现在每年有200多万人进入劳动年龄，2000年，农村人口达到10亿人，壮年劳动力达到4.5亿人。
第三，经济发展促使农民从收益低的农业逐步转入工业、服务业等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
十六大报告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符合我国国情。
我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进城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人口流动，而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１．３亿人，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民现金收入的三成以上，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的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更是有目共睹。
进城民工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增强了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对我国的经济繁荣功不可没。
同时，农民工带着资金、技术回乡兴办各类企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
三、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与文献综述目前，农村城市化不仅是中国政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重点，而且也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对于农村城市化的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国内外学者在农村城市化的理论建设上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颇有建树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㈠国际盛行理论：从国际上看有较大影响的理论主要有空间区位理论、结构转换理论、中心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
1、空间区位理论研究空间区位理论源于德国的经济学家杜能（JohanHeinrichvonThunen，1783——1850），他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关系》一书，从而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
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Weber1868-1958）于1909出版了《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一书，从而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这标志着空间区位理论的正式诞生。
继韦伯之后，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TordPalander的《区位理论研究》（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胡佛（E·M·Hoover）的《经济活动的区位》（1948年）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osch）的《经济空间秩序》（1939年）等，将这一理论推向了成熟。
空间区位理论认为，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并通过要素的不断流动形成聚焦作用，城市就是网络中的结节点。
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由结节点连同吸引区组成结节区域，不同规模的结节点和结节区域组合起来形成城市体系，城市对区域的影响类似于磁铁的场效应，随着距离由远而近，城市对区域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这就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
空间区位理论的贡献在于，它揭示了城市集聚效应，分析了城市空间分布体系。
2、结构转换理论人口变动和城市经济的转换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特征。
西方经济学家从“二元结构”出发，分析了由农村演变为城市过程中的结构转换的三种模式：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这一模型最初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1954年在《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后由耶鲁大学的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C·H·Fei）加以发展，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也称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lewis—Ranis—FeiModel）。
根据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由传统部门向现化部门演变的结构转换过程。
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D·W·Jorgenson）运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产生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的各种假设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一个新古典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认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M·P·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系列论文，提出并阐释了由于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差异、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模型。
这个模型在传统模型不能解释人口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现象的条件下，对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3、中心与增长极理论早在1933年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就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存在着中心地，中心地是为它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
后来，美国学者贝里（B·J·L·Berry）和加里森（W·L·Garrison）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发展，做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1950年，佩鲁（F·perroux）提出了增长极概念，他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衡地发生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并对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点就是增长极，经济空间是由中心（或极）组成的，中心是离心力的发散地和向心力的收敛点。
1957年缪尔达尔（G·Myrdal）探讨了其中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提出了“循环累积因果原理”。
在此基础上，赫希曼（A·D·Hirschman）进一步提出了“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
此外，西班牙学者拉苏恩认为，增长极是围绕特定主导部门发展起来的，通过投入产出关系紧密联系的，在地理空间上又聚集在一起的产业群。
美国学者尼克尔斯甚至把增长极直接定义为“经济活动的城市中心”。
这样，增长极理论就把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为以城市为中心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核心与边缘理论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1966年，美国的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边缘”模型。
他指出，发展是通过一个不断连续而积极的创新过程实现的，发展起源于数量相对较少的处于一定联系范围内潜在的相互作用力量最大的点，即“变化中心”或“核心区”。
创新从这些中心或核心区向周围潜在的相互作用力较小的区域即“边缘区”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地域空间经济的发展。
核心区与边缘区存在着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它们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
弗里德曼所提的核心区，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城市构成的以城市体系存在的城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