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早期的短篇小说，容量不大却体格精障，你能感到作者总是提着一股气在“做”，苦心经营的痕迹也很明显。

刘庆邦的作品里，最先闯入读者视野的，正是这些锤炼得结实而筋道的短篇。

他的几个名篇，如《血劲》《玉字》和《走窑汉》，文字瘦而硬，全篇上下几无一块赘肉，这使得小说包含的那股强劲的悲剧力量，如子弹般精准地射入读者的心脏，带给人巨大的震撼。

然而，敏感的读者能觉察出，在刘庆邦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中的竹林——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里，这股力道弱了下来。

也许变化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能发现作家的兴趣视野渐渐拓展了，他把更芜杂的现实收入了自己的笔下，笔力从专注于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戏剧性稍稍转移到了对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生活方式的观察之上，作品的传奇性减弱了，文字更见平实从容，与此同时，他的短篇小说世界变得更加丰富了。

一刘庆邦擅长在自然风景与人物的关系中展开故事，揭示问题。

在他的这部最新短篇小说集里，风景和人之间，往往构成某种隐喻性的关系。

第一篇《风中的竹林》，那风景的纯净和人事的污秽，二者之对比，即让人感到意外。

老汉方云中的院子门口长了一片竹林，延续了二百多代，不但是他家的骄傲，更是庄子里的一道风景。

方云中得了血管病，不能坐守竹林，每日需得到庄里到处走动。

他去了几次朱连升的小卖部，听搓麻将的人们谈论朱连升的儿子在城里给老爹找小妇——如此寡廉鲜耻之事却为人们称羡不已，方云中感到世风日下，气得病情加重。

当他听说朱连升要在小卖部里卖性用品，便找到村长要求批斗朱连升。

但方云中的建议遭到村长拒绝，还受了朱连升一番嘲弄，活活气死。

故事讲得平实客观，字里行间看不出叙事者明显的态度。

但小说选取的意象本身表明着作者的某些倾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竹林是孤傲有节的贤人的栖身之地，老汉姓方名“云中”，自是可见出他方正洁白的品行，以及满腹的不合时宜。

小说中写道：“竹子不走，他得走。

竹子生来就是守，人生来就得走。

”可就是这位村庄里的贤人，想要活动活动筋骨却无处可去。

庄子里原有两千多人却几成空巢，有人气儿的小卖部自然不是让方云中合心意的去处，但另一处有人气儿的地方——方长山家里的讨论也让方云中失望。

在方云中看来，男女之事不是动物本能，而是事关着严肃的道德风化和社会风气，可朱连升却认为这只是愿买愿卖的生意，自己能消费得起“小姐”代表着他的身份地位，大多数村民也都认同朱连升的观点。

从这里不难看出，城市盛行的消费主义观念冲击着这个长着竹林的千年老庄，轰毁了乡村旧有的道德习俗，曾在朱连升的父亲那辈人中间要遭到批斗的行为，在朱连升这里却受着地方政府（由村长所代表）和乡亲的双重鼓励。

方云中同朱连升及村长的“斗争”里，我们看到的是朱连升一派的振振有词：“稳定”“和谐”“思想解放”“冲破牢笼”……由政府和市场主导的意识形态同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话语媾和在一起，给了朱连升等人最大的庇护。

相形之下，方云中的话语却显得贫乏、僵硬、冥顽不化。

在《风中的竹林》里，作者态度的退场使我们在他的笔端见不到多少伤感之情，事实上，即便充满同情，作家大概也无意于全身心地站在这位乡村贤人的一侧。

方云中死后，女儿上坟时给父亲带来了三个纸扎的小姐，母亲一见，气得脸色铁青，一阵乱踩，把那些小姐都踩扁了。

这个结尾带着淡淡的嘲弄：坟外的“形势”不可阻挡，仍在向已经作古的死者涌来，使他不得安宁。

而方云中的病—一血管瘀住，行动迟缓——也在暗示着什么：“方云中如今的状况，仿佛老是在表示，自己已经‘撮胡儿’（“不行”的意思——引者注）了。

他对人这样表示，对竹林里的竹雀也是这样表示。

他是人不由己，手不由己，不想表示，也得表示。

”就像小说里方长山分析的，朱连升脱裤子是“形势”掌控下的“身不由己”，方云中肉体和精神的衰落也是不由己的“势”。

刘庆邦自然没有方云中式的迂腐，他清楚地看到，以乡土的传统伦理道德对抗什么都可看作生意的“形势”，无异于以卵击石。

在乡村社会和政治全面溃败的情况下，道德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动人力量。

在“贤人”已死的村庄，乡村社会将由哪些人来主导呢？似是和《风中的竹林》相呼应，才有了《钻天杨》：田楼村里的柏树林子在1958年被砍倒，带走了村子的好风水。

村里的煤矿老板田洪源在乡干部的劝说下承包了五十亩地，栽上杨树，想以此把好风水召回。

但杨树林损害了村支书田洪兴的利益，两人多番争斗，结果田洪兴败北。

这件事也引起了田家楼村的权力重组，田洪源“悟”到有钱还需有权，便在田洪兴倒台后毫不费力地接手了村支书的职位。

小说虽然“公允”地表示，田洪源上台后为村民办了一些实事，却最终让一把无名的大火烧了田洪源的钻天杨。

在小说开头的介绍里，钻天杨直插云天，“独干独头”，在村民眼里却一无是处，当地人甚至把钻天杨在夜里发出声音叫成“鬼拍手”。

从这些贬低性的描述里能看出，村民对钻天杨和钻天杨式的人物都充满反感。

只是，正如竹林贤人的死去是无可奈何一般，一人独霸的钻天杨已变成了农村风水的“象征”。

小说不但对田洪源这样的“经济能人”没有好感，呈现出的乡村干部的形象也十分可恶。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家权威逐渐撤出农村，基层干部失去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威严，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手中尚存的权力从农村改革中获利，沦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蛀虫。

而市场主导的改革并没有带来官僚政治的终结，相反却加剧了乡村精英对资源的垄断，《钻天杨》里就展示了一个权、钱勾结乃至合一的状况。

这个小说表达了刘庆邦对农村政治现状的批判，揭示了乡村基层政治暗淡无光的前景。

刘庆邦的“客观”叙事里，褒贬再也掩藏不住。

二刘庆邦的写作，目的性很明确。

在提到为什么要写煤矿工人时，他说：“他们（矿工）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67%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刘庆邦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于揭示矿工的内心世界，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充满了自觉的。

刘庆邦的许多作品，如《摸刀》和《失踪》，故事情节很像我们每天都在网络上看到的社会新闻。

作为大众媒体轰炸下的观众和网民，我们太熟悉这类社会新闻了，它们大多和底层有关，内容不外乎凶杀、欺骗和色情，人物单薄，情节离奇。

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小姐”、下岗职工、流浪汉被大众媒体书写为“常人”之外的“另一种人”，有他们出现的故事如此怪诞，透出危险的讯息，让你不愿意再花心力深入探究他们的命运和内心。

也就在猎奇的刺激和对重复单调的麻木中，我们逐渐失去了对“人”的兴趣。

事实上，我们本来不只拥有一种叙事，被大众媒体遮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当由文学来揭示。

这么说来，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真正需要文学的时代。

虽然事实远非如此，但是，有了刘庆邦这样的作家，不是可以让我们目渐单一的文化表征变得不那么浅薄、不那么恶俗吗？在煤矿事故的新闻背后，把当事人还原为和你我一样有感情、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让看不见的“人”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这是刘庆邦这样仍在认真写作的当代作家带给我的最有益的启示。

《摸刀》的起因就是一桩刑事案件。

打工仔普同生春节前被人骗去钱财，堂兄普同辉劝他回老家，并为他负担火车票。

在村子的水塘边，普同生想到自己没赚到钱而堂兄赚到钱，感到没脸，便把普同辉杀死，将刀子扔进水塘。

小说从这里才开始。

作者选取的视角有些独特，他通过下水摸刀的年轻人普同庆来看这件事，并折射出村庄的变迁。

普同庆心思细腻、善良，甚至有那么点儿多情，属于刘庆邦偏爱的一类人。

他在摸刀时有意放缓进程，除去满足一下自己被村民围观的小小的虚荣之外，也想给枯燥的农村生活添些趣味。

他还希望普同生的母亲能来到水塘边看一眼被捕的儿子。

但这个小愿望随着天气的阴沉和水塘的冰冷而冷却下来，叙事中隐约透出不祥的音符，当普同庆放弃卖关子，决定要把刀从水塘底摸出时，一个更大的秘密被揭开了，他摸到了一具女尸！小说戛然而止，可乡村隐藏着的罪恶却在结尾蔓延开来。

在《摸刀》里，池塘变成罪恶的渊薮，田园牧歌不再。

工业化带给农村严重的环境污染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从城市传人的一套生活习惯反过来带给农村更大的破坏。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需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吸纳进城市，再把失意的农民工退还给乡村。

如果说《相遇》里唐金文善于利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断裂来牟利，《摸刀》的普同生则掉落在城与乡的夹缝里，最后走上不归路。

普同庆是明智的，他不愿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到城里打工，而是安于做一个本分的种地人，从而避免了普同生的命运。

可是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城与乡之间结构性的变动，在刘庆邦之前的作品《空屋》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农民已经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在一轮轮盖房竞争里，土地被挖出了一个个大洞。

“洞”的形象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一贯触目惊心，它神秘、不祥，似乎有吸卷入的力量。

《失踪》里的煤窑洞是洞穿一切又沉默寡言的“巨人的眼睛”，而《摸刀》当中的池塘，则像是农村走向破败的一个缩影。

我以为，上述几篇小说的文字隐隐透出无聊感的根源，恐怕还在于作家无法在农村寻找到新的活力。

在刘庆邦的观察中，乡村里出现的新的东西不过是对城市亦步亦趋的模仿，而城市当中同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移植到农村，不但水土不服，反而更显污秽不堪。

而且，这种污秽的感觉之强烈，已经无法使作家满足于沈从文那种对城市“白脸人”的“体面的”讽刺了。

三刘庆邦最为本色当行的自然不是写作这一类小说。

也许在上面提到的那几篇小说里，现实的沉重拖着他的笔，使得他的文字略感滞重，可当他写起《沙家肉坊》和《小动作》时，笔端就潇洒起来，充满了灵气。

《沙家肉坊》起首一段就非常利落：“狗有昵称，猫有昵称，骡子也有呢称。

马安阳把他的骡子昵称为火箭。

他把骡子从小屋里牵出来，说：火箭，过来！他把骡子套上车，说成是火箭准备发射。

他把骡子的屁股上抽一鞭子呢，就是为火箭点了火。

”这段文字口语和书面语融合，句子干净，没有多余的形容词作修饰，短句与长句错杂，一停一顿，颇有节奏感。

三个“他把”打头的句子，排列整齐中又有错落，呈现出刘庆邦在文字里经常追求的那种民歌的“格式”和韵律。

《沙家肉坊》里有两条线：一条线写窑工马安阳的骡子废了，他不忍心把这个朝夕相处的伙伴送到沙家肉坊结果。

另一条线写马安阳和邻居牛有坡的老婆杨妹喜相好，迟钝的牛有坡毫不知情。

刘庆邦在三个人的姓“马”“杨”（羊）“牛”上做了点惯常的小手段，马安阳有情，杨妹喜心软，牛有坡憨厚。

在杨妹喜卖骡子失败后，这个为难的差事落到了看上去没什么细腻感情的牛有坡身上，两条线索汇合，小说家的笔这才伸进了这个人的内心。

卖骡子是马、杨二人的托付，可暗地里包含着对牛有坡粗糙心灵的贬低。

然而叙事人的同情在这时降临了，牛有坡在树下看杀骡，这几段文字写得人心惊肉跳。

他随之想到自己的骡子，感到很不舒服，最终没有把火箭卖给肉坊。

牛有坡的行为让马、杨二人对他刮目相看，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背着牛有坡做对不起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