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诉讼之比较研究李冰摘要：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密切交往，群体性纠纷逐渐成为当代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各国选择群体诉讼制度的设计和实践却千差万别，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

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群体诉讼的特点和差别，映射出我国现有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意在借鉴国外群体诉讼之有益经验，来应对和解决我国的纠纷难题及现状。

关键词：群体纠纷；多元化；比较研究一、群体诉讼的现状和概述在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日渐复杂，社会关系逐步呈现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因此，各种纠纷也接踵而至，传统的民事诉讼中单纯的一对一的原告—被告模式已经相对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一些纠纷中，往往可能涉及到多个主体参与到诉讼中。

比如因同一事件导致多数人受害的群体纠纷经常发生，在这些纠纷中，实施侵权者往往在经济地位、技术信息掌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而被动受害者一般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民众。

因此，为了解决现代性纠纷与传统的诉讼制度之间的矛盾，现代世界许多国家基于本国法律传统和社会发展实践创造出了适合本国发展的群体诉讼制度。

群体诉讼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所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这里所说的群体诉讼实际上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专门性的制度特指。

[1]群体诉讼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代表性。

在这种诉讼中，少数当事人充当了代表人，代表人不仅是为自己寻求救济，而且是为未出庭的其他群体成员寻求救济。

这种代表性可以是直接声明的，也可以是隐含的、没有明确显示的。

第二，群体诉讼的目的在于一次性解决群体纠纷。

它涵盖了世界各国目前较为常见的几种群体性纠纷诉讼形式，包括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以及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下面将要对各国各地区的群体诉讼立法做一简要分析。

二、各国（地区）群体诉讼的比较(一)美国的集团诉讼群体诉讼虽起源于英国,但美国却是最早建立现代群体诉讼———集团诉讼制度的国家。

集团诉讼是指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判决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其特点是:1.集团存在的拟制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非法人团体在实体法中没有取得与法人一样的独立的权利主体资格,所以在该团体成员众多时,只有采用集团诉讼的形式,不过人数众多而成为一个集团是出于诉讼程序技术上的考虑,它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其诉讼权利能力自代表人以集团名义起诉时被法院认可而存在,同时将随程序的终结而自动消亡。

集团虽经司法程序拟制,但判决只对集团的成员生效,对集团本身并不存在生效的问题,所以有学者认为,集团也是诉讼当事人,是民事主体与[2]诉讼主体分离的结果。

2.集团成员利益实现的间接性。

集团诉讼是由代表人进行诉讼,集团其他成员不能直接参加诉讼,而是间接地参加诉讼,这也是拟制集团的目的所在。

3.判决效力的扩张性,诉讼代表人与集团其他成员都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判决的效力既及于他本人,也及于被代表的他人。

（二）德国的团体诉讼德国是团体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

它的团体诉讼立法最早可追溯至1896年。

德国于1896年首次将团体诉讼制度引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促进商业利益的团体对于欺诈广告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

1965年 ,又将能够提起不作为之诉的主体又扩展至一些消费者团体。

1977年的《一般交易条款规制法》也规定消费者团体对于不公平的合同条款可提起不作为之诉。

总体而言 ,德国的立法者将团体诉讼主要限制在不作为之诉的范围 ,提起诉讼的社会团体只能请求停止或撤销不法行为而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所以近年来德国立法者作了一些细小的修改 ,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赔偿之诉等其他类型的团体诉讼。

1、2002年修改的《法律咨询法》允许消费者团体提起损害赔偿之诉2002年修改后的《法律咨询法》第 3条第 8款规定 ,消费者中心或其他受政府资助的消费者团体 ,于其业务范围内 ,在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必要时 ,除可提供消费者于法院外的法律咨询服务外 ,还可以就消费者的债权 ,以收取为目的而受让该债权 ,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 ,以便在扩散性或小额损害之情形下能够促进权利的实现。

[3]这个新的法律规定被认为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

意味着德国的团体诉讼不仅包括不作为之诉，同时又在更大范围内行使了损害赔偿之诉。

2、2004年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允许团体提起收缴利润诉讼实践中，不正当违法的商业行为往往造成的损失面极其广泛，受害群体波及很广，但每个个体所遭受的损害往往不大，而累加起来，违法企业从中所获得的收入却十分可观。

虽然法律赋予了个体一损害赔偿请求权，但他们往往因为诉讼费用的高昂而放弃这一权利，而传统的由消费者组织等团体提起不作为诉讼的制度 ,也不具有剥夺违法企业的不正当收入的效果。

在此背景下 ,德国 2004年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的第 10条规定了团体提起“收缴利润诉讼”的制度 ,在解决小额分散赔偿案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4]所谓“收缴利润诉讼”,是指由特定团体所提起的要求剥夺被告因实施不公平商业行为所获得的所有利润的诉讼。

但需注意的是 ,尽管“收缴利润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 ,但消费者既不享有该种诉讼的诉权 ,也不从中获益，而是上缴联邦财政。

这是德国民法上赋予团体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新救济方式。

（三）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对多数人纠纷的解决，采取的是选定当事人制度。

选定当事人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维护私人利益的诉讼机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显得略微薄弱。

因此，在经过对德国的团体诉讼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最终将消费者团体诉讼纳入了《消费者契约法》，规定准予国家认可的消费者团体代替消费者个人要求商家停止其不当或恶意商业行为 ,避免使受害者范围进一步扩大。

消费者团体可凭借受害者提供的条件与商家进行交涉 ,要求其停止不法行为 ,若商家不予配合，则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根据《消费者契约法》规定 ,适格的消费者团体提起请求不作为之诉核心要件是经营者对不特定且多数的消费者 ,实施或者可能实施了《消费者契约法》第 4条规定的劝诱行为 ,或该法第 8条至第 10条规定的包括合同条款在内的缔结契约的意思表示。

有上述行为者即可能成为被追诉的对象。

[5]从日本的团体诉讼立法可以看出 ,日本的团体诉讼制度适用范围比其他规定此制度的国家窄 ,目前只承认消费者团体诉讼 ,而且此消费者团体诉讼也仅限于不作为之诉 ,不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即使适格消费者团体得到了停止侵害的判决 ,然该判决的效力无法扩大到一般消费者。

而一方面规定了驳回停止侵害请求的判决会造成其他团体亦无法再起诉的效果 ,另一方面又规定停止侵害的请求得到支持 ,也只对判决的当事人有效 ,而无法被每个消费者援引来主张契约的无效。

”[6]也就是说，在日本胜诉的不作为之诉判决并不能及于未参加诉讼的其他消费者团体以及一般消费者 ,这些限制性规定都使得日本团体诉讼在保护一般消费者公众利益方面作用十分有限。

（四）台湾地区的团体诉讼我国台湾地区在借鉴德国团体诉讼立法的基础上 ,于1994年实施的《消费者保护法》中首次规定了团体诉讼。

为了保护消费环节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保护法》在第 49条、50条和 53条等三个条文中规定了消费者团体拥有提起不作为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的权利；并规定消费者团体受让请求权后，应将诉讼结果所得的赔偿，扣除必要费用后，交付该让与请求权的消费者，并不得向消费者请求报酬。

为了保护证券、期货市场中众多中小投资者因上市公司的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的权益，台湾立法机构创设了证券保护团体诉讼制度，并将其纳入了于2003年1月1日实施的《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之中；并且规定证券保护团体应将胜诉所得返还请求权还给投资人和期货交易人。

台湾地区不仅在《消费者保护法》、《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等实体法中规定了团体诉讼，还在《民事诉讼法》中赋予公益团体提起团体诉讼的资格，使得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如规定在环境保护、生产公害等事件中均可提起不作为之诉。

[7]三、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及缺陷对于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模式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表现为代表人制度。

我国代表人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多方人数众多，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为代表进行诉讼，并接受由此产生的诉讼结果的诉讼形式。

从主体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即诉讼代表人是当事人众多的一方推选出代表，由其维护本方当事人利益进行诉讼活动的人。

我国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1、受害者不愿意提起诉讼，主要是由于高额的费用，漫长的审判，政府与司法机关的相互包庇，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没有精力、金钱与强势的对手较量，使得我国的群体性诉讼步步维艰。

2、现有的代表人诉讼不能保护所有的受害者，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程序中的对于确认当事人采取的登记制度，对地区偏远，消息落后的地区的受害人来讲，显然不公平。

3、我国处于矛盾的尖锐化时期，拆迁纠纷，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员工工资等具有时代性特征的问题层出不穷，为防止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司法机关怠于执行代表人诉讼制度，从而发生规模大，数量多的群体性上访事件。

4、对一些公益诉讼案件，例如向铁路局要发票等事件，只靠几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现状，而法律也没有引导人们去方便快捷的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四、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面对日益复杂的群体性纠纷，我们应该采取多元化的思路，采取多元化的措施来应对纠纷解决的社会需求，简单移植某一群体诉讼制度，并依赖其解决本国问题，是行不通的。

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必然选择。

完善后代表人诉讼制度应对成为我国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首要选择。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坚持和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一)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增强其操作性。

首先应完善权利登记的审查程序,由于我国法院的立案采取职权审查主义,而非登记主义,故权利人申请登记时,要提交相关证明,但证明的标准应区分立案标准和裁判标准,权利人提交的证明只要达到立案标准,即证明与对方当事人存在法律关系和受到了损害,而不问这种关系的真伪和损害的大小,法院即应予登记;其次要完善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另行起诉的审理程序,明确当事人的上诉权;第三,在对代表人诉讼案以调解结案的前提下,对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参加的诉讼应如何处理,亦应通过立法解决。

（二）立法规定团体性诉讼，建立"典型社会问题"中的原告。

德国的团体诉讼，是一种赋予某些团体诉讼主体资格和团体诉权，使其可以代表团体成员提起、参加诉讼，独立享有和承担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并可以独立作出实体处分的制度。

[8]团体诉讼制度的特点在于：提起团体诉讼的原告，限于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及合格之组织，其宗旨目的应该是为了维护团体成员的权益，而不能是为了诉讼而临时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