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鲁迅我自幼爱好文学，青少年时的理想是当作家。

而在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作家就是鲁迅，除了鲁迅，那时的教科书上找不到任何其它的可以被称为作家的人。

因此鲁迅曾一度成为我崇拜的人。

那时的我被灌输的鲁迅形象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魂”。

后来，在我读了大量的书之后，我开始怀疑这一切。

尤其是近年来网上大量的出现质疑鲁迅的文章，有些不能说没有道理。

于是我认真的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写下了这篇文章，目的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鲁迅。

一.世态炎凉的童年鲁迅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周姓，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

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被政府认命为江西金溪知县。

原为清廷七品官，家境尚属殷实。

然而，鲁迅13岁时，周福清因儿子周用吉（鲁迅和周作人之父）多次乡试未能中举，因而谋图贿赂考官。

事发，被捕入狱，判斩监侯，等候处决，开初两年每次秋决之前，周家都要凑一笔钱打点刑部，后几年性命虽可无忧，人事仍少不得的，就这样花光了所有积蓄。

后改为“牢固监侯”（无期徒刑）。

鲁迅的父亲周用吉，也被牵连入狱，释放后，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年病倒，初则吐血，复转水肿，1896年去世，寿仅37岁。

四年后，周福清逢大赦获释。

周家遭此大变，彻底破落。

受到的打击远不止于物质条件，贫穷自然会遭到嫌贫爱富的人的冷眼，犯下杀头大罪也使许多人避之不及，但是，世人的鄙视远非都源自势利眼，科场舞弊之卑鄙无耻，也是清流知识分子所不齿的。

因此，鲁迅及家族在社会上从此抬不起头来。

鲁迅青少年时期这段经历，对其一生扭曲性格之形成和对社会仇视的心理有重大影响。

其实鲁迅最初还没有想学医。

1898年他18岁，1899年旧历12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

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

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二.东渡日本1902年22岁时，鲁迅赴日本留学，乘日轮“大贞”号自南京过上海放洋，4月经横滨抵东京，未被军校性质的成诚学校录取（因为身材矮小？），改入弘文学院，那是专为留学新人补习日语和理化等科基础知识的学校，年初始设。

1904年，因不满东京留学生的浮嚣，鲁迅离开弘文学院，往本州宫城县首府、人称“学都”的仙台学医，仙台医专远不是一所知名学校，地处偏僻。

鲁迅选中的原因，可能如他在《藤野先生》所说，“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其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一个破落家庭的子弟，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没有同胞为伍，其强烈的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他在仙台却遇到了一位给他十分温暖的人，这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每星期都亲自校订鲁迅所抄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改正的讲义足足有三厚本。

藤野先生不仅在学业上对鲁迅严格和关心，而且，在生活生上也非常关爱，“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劝说”鲁迅，离开兼包囚人饭食的客店，认为他住在那里不相宜。

1906年，鲁迅要终止学业时，藤野先生脸色悲哀凄然，依依惜别。

对于尝尽世间炎凉的一个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犹如获得了慈父般关爱的温暖。

鲁迅心中郁结的恋父情结得到了很大满足。

鲁迅后来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讲，促使自己终止学医的原因是，课堂里放映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一名中国人替俄国人当间谍，被日本军枪毙了，围看的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

课堂里的日本学生鼓掌欢呼“万岁！”于是，他说“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后来，许多研究鲁迅的人解释说，鲁迅当时认为，中国问题主要不是国民体质弱，而是头脑麻木，因此，决定放弃学医，改用文字唤醒民众。

这显然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

一个不能解释的事实是，鲁迅在1906年放弃学医后，却一直滞留在日本，直到三年后的1909年才返回祖国。

既然要唤醒民众，为何一直滞留在日本？而且，一呆就是三年！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

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

蔡元培、陶焕卿、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之基干就是浙东人士，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抗礼，后合并为同盟会。

在东京期间，鲁迅与光复会一些人有一定交往，至于，他是否加入光复会，至今没有直接证据。

二十世纪初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公开发表了大量唤醒民众的革命文章，然而，却不见退学后的鲁迅在发布任何片言只语。

可以说明鲁迅退学的原因可能是学习成绩不理想。

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7科总平均分仅65.8分，在同级142人中仅列第68名，鲁迅当时学得最好的是伦理学，得了83分，其余德文、物理、化学都仅是60分，而藤野先生教的解剖课还不及格，只有59.3 分。

这些课程都是学医的入门基础课，在一所二流的医专里，一开始就只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往后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三.不幸的婚姻1906年，鲁迅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甚至有人说亲见他带着日本妻子在神田散步。

家里早给鲁迅定了山阴丁家弄朱家女儿名安的为亲，闻讯大急，以“母病”赚他回国完婚。

鲁迅到家才知道上了当，为不忍令母亲伤心，只好任由摆布，举行了婚礼（时在7月6日，农历6月初6，鲁迅是年26岁，朱安29岁。

）但不肯圆房，婚后3日即再赴日本，这一去又是3年。

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婆婆，，独守空房，一等十三年。

十三这个年数很有趣。

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十三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十三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

回国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夫妇各处一室，休说肌肤之亲，每天话也少谈。

他的书房“大太太”是进不得的，她也全不能理解他在做着什么。

鲁迅对许寿裳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

”1909年6月，滞留在东京三年后，鲁迅29岁，按照中国过去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他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三十而立，而他依然没有工作，万般无奈只好回国了。

回国后先到杭州，经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许寿裳举荐，鲁迅先做了该校生理学、化学教员，并负责在日本教习授生物课时从旁翻译，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正好同乡的绍兴人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由许寿裳介绍，应聘到教育部任科长，国民政府北迁后，鲁迅随至北京，继续在教育部任职。

此后，他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内长达十四年的公务员生涯中，始终只是一个科长级的区区佥事，没有得到任何升迁。

1925年，留美归国的杨荫榆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认为该校原来的学风不正，学生无故旷课现象十分严重，想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套管理方法整顿校风，却遭到许广平等一批学生的强烈抵制，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

之前，作为公务员的鲁迅对政治事态从来保持沉默的，这次鲁迅挺身而出了，成为闹事核心组织“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委员兼总务主任。

作为国家公务员，公开支持学生闹事，当然不能被当局所允许。

8月，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被支持杨荫榆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

鲁迅不服，上诉法院，次年3月，法院裁决认为章士钊对鲁迅的处理决定存在程序问题，予以撤销，鲁迅胜诉。

当年9月，受林语堂邀请，鲁迅赴厦门大学当教授，然而，仅仅干了三个月，到12月即辞职。

次年的1927年1月，鲁迅又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也只干了三个月，到4月即告辞职。

在广州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匆匆离开赶到上海。

鲁迅于当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住进了虹口日租界，直至1936年逝世，再没有迁居。

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

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1936年，鲁迅去世。

北京方面的生活费，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

1943年，鲁瑞去世。

临死前，她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十五块钱，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自身难保，哪里还能顾得上朱安？更何况朱安从心底里，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钱。

大先生走了，如今娘娘也走了，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真的是到了恋无可恋的地步，人世间，仿佛也只剩下糊口这件事，可供她去操劳。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岁。

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生前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鲁迅身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她葬在鲁迅母亲墓的旁边。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里，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

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

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只可惜，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她无力往前走。

四.兄弟反目的原因鲁迅有一个“封建”的家庭梦想：肩起长子长兄的责任奉养母亲，扶持弟弟，一家人相处怡怡。

到京后，他开始四处寻觅房子。

1919年鲁迅终于买定鼓楼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落一所，稍事修葺后与三弟搬入，年底特赴绍兴接来家眷，至1920年3月14日以乡味家宴同乡同事15人，证迁居事成。

从此母亲鲁瑞、长子鲁迅、夫人朱安、二弟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及儿子、三弟建人、夫人羽太芳子及一双儿女一大家子熙然共处，鲁迅大约总可以满意的了。

八道湾可称豪宅，三进院落，空地极大，后院甚至还挖了荷池。

鲁迅自居中院西屋三间，母亲和朱安分住中院北屋西、东，两位兄弟在后院，中房是正房堂屋，吃饭时全家在那里聚齐。

这时的鲁迅，宛然一个力图重振家声的官家富户了。

鲁迅刚来京时仅靠60元津贴过活，4个月后支半俸125元，11月领到足薪220元。

这是笔不菲的收入，据陈明远统计，鲁迅在京期间官俸收入折成银圆约合33000元，另有后几年的稿费、兼课、讲学所得七八千元，总计4万有奇。

当时虽称物价腾贵，但银洋的购买力始终坚挺。

荆有麟回忆：“当时生活程度比现在低得吓人的北京，十个八个当十铜元，即能吃饱一顿饭，而两菜一汤颇为丰美的包饭，才出两三元钱一个月。

”八道湾偌大的宅院，购房全部花费一总算下来也不过现洋3990元而已，可见每月稳定收入二百几十元的生活是可以怎样的优裕。

1917年3月周作人入北大任国史编纂处编译员，9月聘为文科三等教授，两兄弟每月收入约600元，统交羽太信子掌家。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段公案。

周氏两兄弟原本形影不离，携手前进，可突然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