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乐死问题
院系：法学院
班级：08级1班
姓名：孟根塔娜
学号：00806075
试论安乐死问题
内容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
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
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
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
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个人选择合法性
首先看一个案例：患者某甲（59岁）因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入院治疗，但病情进一步恶化，昏迷不醒，生命体征只能靠药物和机器维持。
某甲二女儿见其异常痛苦，于心难忍。
为使某甲尽快解脱痛苦，主动要求医院实施安乐死，并表示不追究医院任何责任。
在某甲子女再三恳求和签署有关的书面同意书后，医生为某甲注射药物实施了安乐死行为。
患者死亡后，医院实施了安乐死的消息立即传开，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某甲的家属中也出现了分歧意见，某甲的大女儿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
对此，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两名当事医生和提出要求的二女儿。
经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一审分别判决两名当事医生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缓期执行。
一审判决后，当事医生均不服，提请上诉。
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被告医生无罪的终审裁定。
1976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安乐死法令——《自然死亡法》（Natural Death Act）。
该法令明文规定：当有两个以上的医生证明患者已处于不可逆转的临终状态时，根据患者的愿望而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是合法的。
荷兰、日本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地区的现行法律中也先后肯定了安乐死的合法性。
在我国司法实践，安乐死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肯定，但在理论界认为安乐死的实施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安乐死在我国现行法律上仍然没有得到肯定，且患者已经不具有意识表达能力，所以前例中医生的行为还是属于侵害患者生命权的行为。
但是，相信安乐死的立法和实施最终会得到社会和司法界认可。
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
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
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
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
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
《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
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
科学些。
现实中安乐死认识的混乱与疑惑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种类的安乐死的类型。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以下两种：（一）按“作为”或“不作为”的不同。
安乐死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
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
（二）按当事人对安乐死之接受与否，可以将安乐死区分为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自愿即安乐死意愿之表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病危时为之，这必须以病人意识清楚能做出决定为前提；另一则是事前表明。
“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
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
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角度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
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
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
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
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
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我国未做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
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
谈到这儿，我们都会想到人权和生命权。
生命权是自然人的一项根本的人格权，它在维护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时，也成为自然人享有其它人格权的前提和基础。
公民的各项人格权均以公民的生存为前提，一旦公民的生命权遭到侵害而丧失生命，则其他人格权也不复存在。
生命是不可以替代和不可逆转的，是人得以存在的体现，是公民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然人的最高人格利益。
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
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
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
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如果仅仅宣称拥有某项权利而不使这项权利变得实际可行那么所谓的权利只是口号式的权利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利。
安乐死需要法律给患者这种尊严和自由的保障。
安乐死也需要法律明确界定安乐死本身是基于完全自愿，以便与一些相近似的行为如无意愿安乐死等区分开来，以维护法治的秩序。
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
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
“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
”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
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
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
”笔者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
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
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安乐死在法律上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为解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病人的极端痛苦，在不违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加速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是特定情况下维护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所以将安乐死定义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
在我国要求安乐死立法的呼声不断，对于安乐死这一话题，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自愿安乐死。
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
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