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逝去的20世纪末，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中国的许多文学期刊普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读者顿然减少，发行量急剧下降，《昆仑》停刊了，《小说》、《湖南文学》、《天津文学》改弦易辙，80年代这些在众多文学读者心目中曾经异常神圣的文学殿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突然变得门庭冷落、秋风瑟瑟……看电视的人多了，读小说的人少了；电影导演成批地买断小说改编权；清贫的小说家改行“触电”；网络写手一夜成名……这一切都是怎么了？同时大家也知道，上世纪90年代，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大踏步走入市场经济的时代。
难道，这一切与市场经济有关？答案是肯定的。
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使新兴媒体的触角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安坐象牙塔的文学避不开新兴媒体声光色的辐射，产生了微妙却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文学杂志，在计划经济时代，以“繁荣文学创作”为口号，由国家拨款养着，文学成了没有压力没有竞争、感受不到大众疾苦的悠闲品奢侈品。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所谓的“繁荣文学创作”如果无视读者需要而一味孤芳自赏，最终当然没人问津。
同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时代，是中国民众所感受到的从肉体到心灵的阵痛极其巨大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角色的转换，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搏、奔波，新的社会分配公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之前的下岗、民工潮、腐败、治安等等社会现象的背后，读者却很难看到作家深切关注现实、与民众同呼吸共患难的真正用情感与心血凝成的作品，这样的作家，读者当然会抛弃你。
面对严酷现实，文学的出路在哪里？当然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今年6月5日的《羊城晚报》上有一则报道：深圳青年作家吴淑平要卖版权，两部长篇小说叫价100万。
究竟这两部小说值不值100万元，社会上众说纷纭。
但这件事至少显示了一点：高价拍卖文学作品，将是文学创作向商业市场化进军的又一力证，是文学作品开始走向市场的标志之一。
毋庸置疑，在社会发展日渐市场经济化的今天，社会出现了多元价值取向，同时，文坛也在悄然间开始了新的转变。
文学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经济利益往往成为个人创作很重要的动力，文学商业化现象逐渐增加，文学作品作为特殊商品其完成过程披上了浓浓的商业行为特征；文稿交易市场化活动越来越普遍，使得出版界和创作者由“纯文”时代过渡到“买文”时代继而到“包装”时代。
应该说，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学倘若不以商品流通的常态方式生产和传播，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外壳，是难以生存的。
但在时代要求的面前，文学创作者更应该抵制因文学需要在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中而具有的特殊商品属性，就将文艺商品化扩大乃至否定了文学以审美为主的精神享受主导属性的歪风，而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作者自己适时合势认清文学创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对自己所作所为抱以正确态度和平静心态。
那么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其生产的方式必须超越个人心灵的想象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
商品经济促进了人们的观念变革，带来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市场化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作家的生活空间和创作领域，这是当代文学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社会基础。
市场经济带来的首先是作家身份的改变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整个文学出版发行的方式的变化，以往图书主要是以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为主要的发行单位，现在大量自负盈亏的书商和出版社、报纸杂志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文学作品的发表渠道和出版方式都大为拓展，尤其是网络给文学的自由发表开辟了新的空间。
面对市场化，许多文学出版社和刊物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从版面设计到栏目安排，从组织稿件到广告宣传，当今的文学出版社和期刊逐步从被动适应市场转向积极开拓市场、引导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市场参与文学生产对当代作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商业逻辑对艺术规律和日常生活的侵入带来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界限的消失，否认物质功利对艺术生产的影响，显然是不现实的。
进入市场后的当代作家的主要收入是稿酬和版权，这在创作的自主性上明显增大。
然而，我们在看到文学生产的方式为文学提供了生成空间和生产场所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也在不断地限制文学生产的自由与个性，作家如何进入市场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言，往往取决于他与所处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弹性关系。
我们必须警惕文学生产的方式工具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商业因素的参与带来了文学一定程度的繁荣，尤其是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但文学自身也受到新的挑战和压力。
市场本身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过滤器”，留下的往往是非文学性的东西，面对市场，作家该有更多的警醒和坚持。
我们应该最大可能地发挥市场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充分实现文学的社会效益和艺术效益，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将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既要适应市场，又要超越市场，以符合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需要。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当《红楼梦》要变成商品形态的电视剧时，就已经和商业挂上了钩。
虽然前者引发了更多的争论，然而也许在无意之间，旧版《红楼梦》成就了不少人的财富梦想。
旧版《红楼梦》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因为该剧而一炮走红的演员不胜枚举。
扮演王熙凤的邓婕曾对媒体表示，如果没有这部电视剧，她可能仍是在四川一家工厂的普通员工，不会成为全国知名的演员，更不会成为制片人。
现任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张迎玖也坦言：“饰演金钏这一角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北京大观园如今也成了北京著名景点之一以及红楼文化的传播地，其经济效益也日益凸显。
9月7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的大观园，尽管不是周末，游客依然很多。
而20多年来，大观园的门票也增长了不少。
上世纪80年代时，大观园的门票是5元，现在门票价格则涨到了15元。
据马浚潼介绍，如今大观园还开发了商业庆典、提供商务会议场地等服务。
作为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名著，《红楼梦》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感情，而旧版《红楼梦》的成功，以及剧组全体人员认真严谨的态度也在无数人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
想想好莱坞的电影吧，商业化的运作同样能拍出经典名片。
只是，对于这样一部有重要影响力的名著，主办方和赞助商们如何在赚钱的同时，又能很好地还原经典《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似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关于它的评价之高，可能是世界上罕见的。
有人将《红楼梦》称为旷世奇书，认为《红楼梦》不只是一部小说，它还能超越自身，超越时空与古今之哲学、政治、艺术，甚至百门学科互为贯通，互为成全，它更像是一面反射真理之光的球面镜。
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设计了人生、人性、人际交往、民俗、医药、情感、文化、文学、建筑等等诸多方面。
有认为研究《红楼梦》就相当于研究清史（文/周帆）。
理由是有很多史料中不曾记载的东西，比如家常的饮食、服装、风俗、百姓的观念等等。
《红楼梦》写到了生老病死、聚散离合、兴衰荣辱、吉凶祸福、是非功过、善恶曲直。
著名作家王蒙认为“《红楼梦》和其他各种书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往往使人忘记了它是一本书，而是将它看作宇宙的本体，人生的本体。
”全国有多少人在研究《红楼梦》，我们不得而知，但数量是庞大的，比许多国家的人口总量还大。
据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介绍，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于1980年成立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分会，而一些高校也纷纷成立分会，并且还成立出版了许多关于《红楼梦》的期刊，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红学网络。
据相关资料显示，《红楼梦》至今全球发行应该有上亿册之多。
与《红楼梦》相关的图书及论文，更是无以计数。
由此，不得不让人生出许多感慨：中国人似乎离不开《红楼梦》了，《红楼梦》也似乎成了中国文学的旗帜，不读《红》就算不上有文化的人了。
《红楼梦》真有这么神吗？笔者觉得，国人大有将《红楼梦》妖魔化的严重倾向。
《红楼梦》仅是一种普通的章回体小说而已，何以让国人如此疯狂？有趣的是，全国许多研究红学的人形成了多种流派，且各成一体，各执己见，这些流派像捍卫自己的生命与尊严一样捍卫自己的流派立场。
在有些人，应该是很多人看来，《红楼梦》成了一尊神，谁要是冒犯《红楼梦》，对《红楼梦》稍有微词，立即就会引来一片挞伐之声。
我不否认《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但将其称为“百科全书”、“宇宙的本体”、“哲学”、“清史”等等，就如同时下的追星族们盲目崇拜仅凭机缘偶然成功的“超女”一样，缺乏学术修养。
一、《红楼梦》有价值，但不是中国文学的图腾我想阐明的是，《红楼梦》是一部有价值的古典小说，但不是中国文学的图腾，其所描写的也就仅仅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
如果仅以此就确定它为“清史”，未免小题大做。
类似通过几大家不同类型的家族的兴衰或者个人命运多舛转承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缩影、变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
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折射出时代的光影。
有人可能会说，《红楼梦》是站在时代与历史背景的高度来写的。
也许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的，但不尽然。
记得当代一个著名的作家（忘了该作家的姓名，好象是张贤亮），在八、九十年代写了一部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作品，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评论。
当时许多文学评论家大都持一个相同的观点：认为作家在写作时，是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的。
后来有记者专访了该作家，记者在采访时，问这位作家：你当时构思这部作品时，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把握的？作家的回答让记者，也让所有的评论家大跌眼镜：我在构思和写作时，没有想那么多，当时就是想到了这么一个素材，觉得很有意思，就信手写来。
记者又问：那许多评论家在评论你的作品时，都说你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反映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呀。
该作家回答：那是评论家们自己想象的。
而我写作时是没有想那么多的。
实际上，这位作家讲出的是心里话，大多数的作家，当然也包括曹雪芹在内，在写作前，也都不可能去构思如何忧国忧民，而只是选取生活中一些有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去加以描写和渲染。
至于站在什么时代背景、如何对社会提出反思之类的，纯属评论家们想当然的自娱自乐。
之所以会出现评论与作家创作动机完全不相吻合的现象，是评论家们总爱用一种固化的眼光与思维模式去看待和思考一些事物导致的。
作家描写男欢女爱，许多时候完全仅仅是为了描写爱情而已，而并没有刻意去反映一个时代的爱情悲喜剧或者说爱情的时代意义，但是，任何一篇作品，都不可避免地会染上时代特色，好事者便据此大做文章，实在有点贻笑大方。
二、迷《红楼梦》，有炒作与攀附之嫌我认识一个作家他写过几篇关于《红楼梦》的解读文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却没有正式读过《红楼梦》，我问他：你没有全文阅读《红楼梦》，怎么写得出解读《红楼梦》的文章？真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