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的经济分析摘要：目前商业贿赂行为在全世界都比较普遍，尤其是在中国更是发生了许多起严重的商业贿赂案件，在中国医疗行业和企业项目招投标采购中都存在着商业贿赂，因此对于商业贿赂的经济分析，研究其产生原因、危害和解决办法就显得尤为迫切了，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商业贿赂进行了经济分析，指出了其原因和影响的构成因素，并且具体分析了商业贿赂行为的过程和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关键词：商业贿赂行贿规制处罚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ommercial Bribe Abstract: The economic bribe is very rampant in the whole world at present. Especially there are many cases in china, s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ommercial bribe is very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his article shows the cause and effect and solving way of commercial bribe. And point out its construction and form from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t last we give some suggestion about it.Key words: commercial bribe; collaboration; regulation; penalty一、引言从朗讯事件到最近美国加州的医疗诊断设备企业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DPC）和美国司法部同时宣布，由于该公司曾在中国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普)通过贿赂取得中国医院的订单，因而被罚款480万美元。

，我们着实看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触角之长、威力之猛、动作之快。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

无论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从采购供货到招投标，都存在着很严重的商业贿赂情况，美国企业的例子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必须要深入研究商业贿赂行为并且找到减少和治理商业贿赂的办法。

据透明国际估计，全球每年因为贿赂和腐败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32000亿美元。

中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选择屈从，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正因为它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所以，会影响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经济健康发展；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

商业贿赂的手段纷繁多样，从巧立名目以“宣传费”“车马费”“劳务费”给付现金，到提供实物，以及提供居室装修、安排国内外旅游考察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其中以财物给付最为常见。

这使得商业贿赂行为人所采用的违法手段越来越隐蔽。

而且大量的事实表明，面对商业贿赂花样不断翻新，回扣、账外折让等形式更加隐蔽的现实，工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

据工商部门介绍，对于出现商业贿赂的企业，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而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企业的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确时很困难。

另外，由于工商部门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所以对那些变相以实物相折扣的贿赂行为很难及时取证，导致一些企业成功躲避法律的制裁。

商业贿赂毕竟是一种由于利益而产生的行为，因此对其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原因、探明过程并且找到治理和减少商业贿赂的办法，就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尤其是中国医疗体制中存在着药品价格虚高，医药行业和医院存在着很多商业贿赂行为，所以本文的分析对于改进和完善医疗体制，治理商业贿赂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本文中，第二部分主要对于商业贿赂和腐败作了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描述了商业贿赂和相关行为的定义以及商业贿赂的危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分析我国转轨经济中商业贿赂的形成和自强化的情况是第四部分；对于商业贿赂中行贿和受贿的原因分析作为第五部分；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的对于商业贿赂具体行动方式的分析是第六部分；最后本文提出了对于商业贿赂的规制和处罚治理机制。

二、文献回顾有关于腐败与行贿的经济分析可见于一般的经济学期刊中，Shleifer and Vishny (1993)的研究指出官员的腐败和受贿对于经济会产生更大的不利影，Mauro(1995)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对于腐败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其研究表明腐败和受贿行为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一国的经济增长。

Jennifer Hunt和Sonia Laszlo （2005）年在研究论文探讨了腐败和行贿的原因和受影响的群体。

而在有关于商业贿赂的研究方面Svensson（2003）发现越是收益大的公司就可能会进行更大的行贿，Kaufmann和Wei(1999)的研究指出企业往往在项目审批过程中为了尽快得到批复而支付贿赂，这种行为经常出现在官僚主义严重的机构中。

这些研究大多涉及到政府的腐败问题，往往以官员和其代理人对企业进行索贿为研究内容。

而对于日益严重的商业贿赂的分析目前还比较少，因此本文以商业贿赂行为作为切入点，对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三、商业贿赂及其危害（一）商业贿赂和相关行为定义商业贿赂（Bribery）：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

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有三：（1）主体是经营者，赌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

（2）目的是为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即为达到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

（3）手段有两类，即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

佣金（Commission）：指卖方或买方支付给中间商代理买卖或介绍交易的服务酬金。

专业的贸易中介公司，在代理业务时，通常由双方签订协议规定代理佣金比率，而对外报价时，佣金率不明示在价格中，这种佣金称之为“暗佣”。

如果在价格条款中，明确表示佣金多少，称为“明佣”。

折扣（Discount）：卖方在原价格的基础上给予买方的一定比例的价格减让。

使用折扣方式减让价格，而不直接降低报价，使卖方既保持了商品的价位，又明确表明了给予买方的某种优惠，是一种促销手段、如数量折扣、清仓折扣、新产品的促销折扣等。

比如每件20美元CIF纽约减5%折扣。

卖方在开具发票时，应标明折扣，并在总价中将折扣减去。

回扣：国家工商局公布施行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给回扣下了定义，即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于给予和收受回扣的，以行贿和受贿论处。

以行贿和受贿论处，是指以商业贿赂论处，而不是直接以贿赂罪论处，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

（二）商业贿赂的危害商业贿赂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对公平竞争的要求，破坏了正常的交易秩序。

商业贿赂使诚信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影响了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现实中，面对这样的“潜在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屈从“潜在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

一方面，正当有序的竞争能较准确地反映市场需求，生产者能够据此合理安排生产，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防止资源和劳动的浪费。

但是商业贿赂使交易的天平向行贿者一方倾斜，这势必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生产的进步。

另一方面，商业贿赂为不法经营者生产的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了销售可能，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一大诱因，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业贿赂特别是医院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中的腐败贿赂行为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冲击。

当前，我国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普遍虚高，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来支付给予医院采购主管人员的高额回扣，提高了医疗费用的成本，并转嫁到患者身上，大大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转造成很大冲击。

商业贿赂已成为孳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允康认为，随着商业贿赂这样的“潜规则”形成气候，必将出现大批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的企业经理、采购、供销人员和政府官员。

商业贿赂将直接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环境瓶颈。

许多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一方面要适应我国现有的商务环境：不行贿很有可能失去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受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等法规的制约。

两难之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

商业贿赂还损害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

不能想象，一个依靠商业贿赂发展壮大的企业，能打造出真实的竞争实力，一个漠视正常市场游戏规则的公司，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长远发展。

商业贿赂还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甚至导致增长乏力，产业升级困难。

一些拉美国家曾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因其经济秩序混乱，经济领域的腐败盛行，导致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停滞，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受到抑制。

商业贿赂不仅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内伤”，而且也引起国际舆论对我国商务环境的不利评论，进而影响我国国际形象。

四、转轨经济中受贿腐败行为的自增强情况在有关于腐败和贿赂的经济理论中，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腐败的收益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认为的在同一个组织或社会环境中有多少其他人也可能腐败。

这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一个腐败盛行的社会中，要想对腐败的人进行审计核查是很困难的（Lui，1986；Cadot，1987；Andvig and Moene，1990）；其次，一个腐败分子往往想和其他的腐败分子相互影响继续进行腐败活动（Sah，1988）；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寻租和收受贿赂的社会中，相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正常受益来说寻租产生的回报是比较高的（Murphy et al.，1991，1993；Acemoglu，1995）。

这些机制都使得腐败行为和商业贿赂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

Toke S.aidt（2003）在文章中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阐述这种自增强情况，他首先设定一个被雇佣的腐败的代理人，其对于一个企业的税收具有一定的控制权。

而且当其腐败行为被监管者发现时他自己能够通过行贿b来防止被解雇；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腐败的监管者的比例和腐败的代理人的比例是一样的，即都是1γ-；为了使腐败者的比例成为内生变量，并且假设所有的代理人和监管者都有可能腐败和受贿，但是他们面临着不同的抵制贿赂的成本c ，这种成本可以被理解为内在化的道德成本，并且根据累计密度函数(.)F 来分布的；同时假定00f g w ===，在他的文章中f 表示为对代理人的罚金，g 表示为对行贿企业的罚金，0w 表示为代理人的私产收益；因此和不接受贿赂的收益w 相比较，可以求出受贿的代理人的比例表示为：[()]l F l p b p w γ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