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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考察

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考察玄武纪的遗憾01楼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奇异国家,它曾神速地向东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但它在东方注重的只是“开拓疆土”,而对西方却幻想着“文明融合”。

跻身于“文明的西方”是俄罗斯的夙愿,但它却始终未能叩开西方的大门。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演变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历史走向和国际关系体系的未来发展。

融入西方:不渝的历史追求历史上,俄罗斯大致经历了基辅罗斯、鞑靼人统治下的罗斯、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维埃俄国和当代俄罗斯六个发展段。

其间,俄罗斯经历了五次主要的社会-文化转型:接受拜占庭文化、鞑靼文化的楔入、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发展以及当代俄罗斯对社会文化取向的再定位。

(季志业、冯玉军:《一波三折俄罗斯人》,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在上述五次社会-文化转型中,除了鞑靼统治时期和苏联早期之外,其余时期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俄罗斯社会的“西化”进程。

可以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俄罗斯一直在追求与西欧的融合”。

((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7页。

)俄罗斯的先祖斯拉夫人最初曾被欧洲“文明国家”列入蛮族,即使俄罗斯古代文明出现,也没有摆脱这一歧视。

北方的瓦兰基亚人协助罗斯的祖先们创建了国家,沿当时的“瓦希水路”到古代基辅开启了古代罗斯的最初文明。

当时为所谓蛮族控制的欧洲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古罗斯在与瓦希之路南端欧洲文明的残余拜占庭的交往中受益匪浅。

基辅罗斯经“罗斯受洗”而皈依东正教,从而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西欧衰落而东移的文明余辉在鞑靼人征服罗斯之前,曾经温暖过俄罗斯这块古代文明的高寒地带。

文艺复兴开启的欧洲近代文明,一度并未引起受鞑靼奴役的俄罗斯人的注意。

麻木了两个多世纪后,当俄罗斯人明眼看西欧时已经是彼得大帝时期。

微服出访欧洲的彼得大帝使俄罗斯第一次惊讶地感到与西方的差距巨大。

他锐意改革,西化强国。

他以野蛮的手段强行引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使落后的俄国跻身于西方诸强之列。

此后,差不多每隔一个世纪,俄罗斯都要与西方进行一次重大的交往。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军事上战胜了拿破仑,而后者却成为思想和制度上的赢家。

亚历山大一世的凯旋,无意中带回了西欧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瘟疫”。

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不但跟上了西方,甚至开始试图超越西方。

20世纪初的十月革命,是俄罗斯努力摆脱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种全新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尝试。

在对西方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宣称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代表人类未来的苏维埃思想与制度一定会把没落的西方彻底埋葬。

然而,在苏联70年的发展历程中,事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推崇“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现出对西方的渴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诱因,然而这不能仅归罪于思想上浪漫、政治上天真的戈氏一人。

从赫鲁晓夫获悉可与美国总统会晤时的无比兴奋中、从勃列日涅夫与美国稳定而又频繁的接触中、从苏联以西方为标准和对手的赶超与对抗中,都可以感受到俄国西向追求的历史冲动。

2005-9-25 13:55回复玄武纪的遗憾2楼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的“西化”思潮再次高涨。

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

为此叶利钦不惜明确地谴责俄帝国的历史,并宣称“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①。

在此次西化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再次显示出他们“崇尚极端”的特点:在经济上,他们不惜把70年的体制成果全盘否定,力图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建设市场经济的大厦;在政治文化上,他们决心“痛改前非”,用自由民主的“灵丹妙药”来医治集权体制造成的“溃疡”。

然而,历史的合力并未使俄罗斯的“西化”进程取得预期效果,而是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东西两难”的尴尬境地。

对西方强烈向往的西欧派对本国文化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认为俄罗斯没有内部的发展和自然的进步,强调俄罗斯只有放弃东正教信仰,吸收基督教的精神,沿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迷恋俄罗斯文化“和谐状态”的斯拉夫派宣扬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精神最纯洁、最热爱和平的民族,强调俄罗斯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完美,并警告西欧派说:“当你们敌视极好的东西时,你们将召来使俄罗斯灭亡的异己。

”②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理论争执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今日亦无定论。

近年来的现实使俄罗斯有些醒悟,它为西方对其的歧视与蔑视而恼怒,也竭力想有所抗争,但仍无法彻底摆脱长期西向的历史惯性。

文明的歧视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迫切心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并未把俄罗斯视为自己---------①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30页。

②(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中文版,第45页。

------------的同宗兄弟。

从古至今,西方人始终对俄罗斯抱有一种深深的蔑视,这可以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好诠释。

但在这里,文明的冲突不只是由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导致,更主要的是由人为的文明歧视而引发。

对不同文明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对不同文明的界定。

西方人认为:“欧洲的个性是在中世纪时以基督教的形式确定和出现的…东欧的宗教是由拜占庭而不是罗马传过去的,从此,欧洲西方与欧洲东方的方向就不同了…基督教的欧洲在东边是不完全的,它的东界欧洲中部的易北河,把整个斯拉夫世界置于一旁。

”①更有甚者,他们在地图上用“文明”的标尺把欧洲的范围限定在“基督教的范围结束、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

这条西方人意识中的文明边界“由北开始,沿着芬兰及波罗的海各国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

在巴尔干,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②。

在西方有些人看来,这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③在对西方文明进行界定之后,西方人对俄罗斯文明进行了规范。

他们认为,“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不同”④,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

“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

”⑤“俄罗斯有史以来一直是个特例,它从来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⑥,“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一种社会和文化,它们与在极大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⑦“在20世纪之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⑧,因而西方人在俄罗斯人面前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就连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西化”改革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一个丑陋的“怪胎”。

在西方人看来,“决心借助于西方以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要使俄罗斯人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⑨。

也就是说,彼得一世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不仅没有弱化、反且还在进一步加强专制体制,消除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

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乃至列宁和斯大林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

2005-9-25 13:55回复玄武纪的遗憾3楼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推行的西化政策也遭到了西方的蔑视。

在叶利钦单纯而又热----------①(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1—4页。

②(美)塞谬尔·亨延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71页。

③同上。

④(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374页。

⑤《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47页。

⑥(美)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8页。

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47页。

⑧同③。

⑨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82页。

-----------------烈地向西方“求爱”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却不无嘲讽地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使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①后来他又说:“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② 西方人庆祝自己取得冷战胜利,却对俄罗斯在“西化”的泥潭里挣扎而幸灾乐祸。

他们不仅没有因未兑现关于援助俄罗斯的承诺而不安,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却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③欧洲恐俄症西方人对俄国的歧视并没有阻碍俄罗斯登上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并且惊人地迅速取得显著地位。

这使西方人对俄国的认识更增添了复杂因素:在蔑视俄罗斯文明的同时,又对俄罗斯势力坐大怀有强烈的恐惧。

这种复杂的情感导致了西方对俄罗斯政策的摇摆不定,西方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想把俄罗斯作为“小兄弟”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更多的则是对俄罗斯的排斥、遏制乃至武力打压。

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各与会国还认为俄罗斯不够资格参加,但自彼得大帝开始的励精图治使俄国迅速崛起,继而逐步成为一个欧洲强国,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俄罗斯成为欧洲均势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极,并最终“迫使欧洲把它当作政治舞台制衡因素来对待”④。

对此,西方人日益感到这是一种威胁,并为此强烈不安。

“1815年,当欧洲国家体系在最大和最后一次的挑战中劫后余生时,许多人看到法国和俄国这两种威胁可能危及这一体系…害怕法国是看错了皇历,但把俄国视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一大威胁,虽言之过早,却颇有预见。

”⑤为此,1762年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曾向国内提出建议:“若对俄国的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将不堪设想。

”⑥西方人对俄罗斯崛起的担心与恐惧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野心的夸大,似乎俄罗斯是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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