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腐败根源研究观点综述
李月军
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问题，理论界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剥削根源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腐败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和剥削思想的产物，腐败的本质就是剥削。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制度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它们的剥削思想残余还存在，这种思想余毒以带有剥削性质的私营经济、外商经济滋生的新剥削分子为主要载体，同时，也存在于我党内部某些党员和其它一些社会成员身上。
正是这种残缺的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残余导致了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为本质的腐败的产生。
有人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既然剥削制度。
剥削阶级和剥削思想是腐败产生的根源，那么，如何解释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腐败滋生和蔓延的现实呢？他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传统政治思维定势得出的表面的、片面的结论。
因为：1．它缺乏充分的历史理论根据。
在剥削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权力廉洁与腐败的斗争未曾间断，这表明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将腐败的根源归结为剥削制度。
2。
这种观点混淆了剥削与腐败的本质区别。
剥削是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物与表现形式，而腐败则为一切统治阶级掌握的公共权力所派生。
3。
它忽视了权力的内在矛盾，易于使人们把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错误归结为阶级斗争问题，从而导致在反腐败斗争上回到“文革”时期的习惯思路，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那一套。
4．从现实的反腐败斗争讲，它易使人把腐败问题推诿于客观因素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不注重廉政建设，不利于深入开展防腐反腐的斗争，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体制转型根源论持这种理论的人对腐败成因大致作了如下分析：改革的推进客观上使我国正处于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新体制还处于成长阶段，旧体制仍有相当影响，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具体制度的缺失，如权力管理与制衡系统残缺不全、社会制约机制相对于现实需求弱化，等等，从而使社会生活各方面无序程度加大，更为腐败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隙与盲点。
还有，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社会管理系统的困乏无力，权力行使缺乏法度，运行秩序混乱，为腐败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比如，在双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市场平等竞争秩序亟待建立，这离不开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干顶。
于是出现了广泛的腐败行为——寻租。
一些手握重权的党政官员利用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从政府政策和制度规定中找到寻租依据，进行权钱交易。
在制度缺失较普遍的情况下，即使诚实的人一旦获得权力，也很容易腐败，所以，体制转型所引致的制度缺失是当前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
有人基于以上类似的分析，认为体制转型中出现的诸多诱发腐败的因素是改革所导致。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
这使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矛盾加剧，权力的集团代表性增强，在体制漏洞较多、国有资产所有者不明确等条件下，官商及依附于权力阶层的“中介人”相互勾结对国有资产进行巧取豪夺，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转化为私人资本。
这些人是由改革产生的“垄断社会生产要素的体制”所衍生出来的，他们在共同谋取财富时的勾结行为使权力结构更加强化，从而形成一种权与钱的恶性循环。
腐败成为经济结构变动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这种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腐败现象是原来经济体制下所没有的，所以他们将改革视为腐败产生的根源。
大多数人对把腐败归根于改革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改革带来的体制转型及一系列连锁反应不是腐败产生根源所在，而现实清楚地表明，促进经济与社会改革是解决腐败的一种方式。
许多国家的改革日程远未结束，而改革策略与实践中的一些失误，如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配套等使改革的反腐败潜力往往得不到发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反而表面上给人以改革是腐败诱因的错觉。
认为改革是腐败根源的分析者，“往往没有考虑到缺乏适当社会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腐败的数量。
缺乏社会经济改革可能有助于腐败的长期存在，因为随着掌权人物的财务权力通过垄断性结构不断增大，他们的利益变得不可侵犯”。
而改革的实质是以制度的创新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制度的创新则是防腐反腐的根本之策。
所以在考察腐败的根源时要把改革与体制转型分开，要把改革的实质与改革特别是改革失误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分开。
权力异化根源论该观点认为，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与滥用。
公共权力本来属于公众所有，
但自阶级、国家产生以来，公众不可能直接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只能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统治集团，让它代表公众行使，于是权力所有与权力行使者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分离。
加之权力本身固有的强制性，占有性、扩张性。
排他性等特点，这都为一切握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可能。
无论何种腐败，其本质特征都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进行权钱交易。
只要公共权力的所有与行使相分离的状况不消除，那么腐败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就不可能消失。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中，公共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完全消除二者分离状况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
思想观念根源论该观点认为，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是人行动的基础，人的任何行为元一不受它们的制约与支配。
从腐败现象的发展轨迹看，总是先有腐朽的思想意识的滋生、发展，才影响侵蚀一些人而产生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才使一些人堕落为腐败分子。
因此，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思想观念的变质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单从腐败发展的自身流程上来看，这种观点颇具说服力，但它没有把腐败现象放到社会历史大背景下去考察，视角过于狭窄。
同时，腐朽的思想观念只能是腐败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而不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因为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特别是质的变化，都有其深刻的物质基础与其它复杂原因。
需求驱动根源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是无穷的（即当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后，另一种新的更高的需求就会产生）。
相反，相对于这种多样的、无穷的需求而言，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力所能提供的物质精神财富是有限的，具体到一个人来讲，他用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需求的手段与资源是有限的或稀缺的。
这种需求与手段、资源的矛盾构成了腐败的动力根源。
在这一矛盾的驱动下，任何人掌握权力都有腐败的可能。
这种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腐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用自然矛盾直接决定社会矛盾，具体说来，是以带有很大自然性与普遍性的供求矛盾来解释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以公共权力变异为本质特征的腐败现象，显然是有其偏颇之处的。
例如，它不能说明为何在供需矛盾紧张的原始社会大部分时期内却不存在腐败现象，同样的供需矛盾，为何有的人腐败，有的人不腐败。
综合根源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腐败产生的原因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那些单一的解释仅从逻辑上讲就存在“直筒式思维”的局限性。
腐败的产生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对于这些原因，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表述，概括起来讲有以下几方面：1．政治体制根源是权力失控。
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或过分分散；体制内部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对权力的行使者、行使过程及其结果监督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严重等。
2．经济体制根源是利益关系紊乱。
主要表现为：政企业关系不顺；产权制度存在缺陷；市场规则不完善；分配关系混乱等。
3．社会发展阶段原因是转型时期的震荡。
总体上讲，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成熟、不完善，还有待于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国的经济模式正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建设刚刚起步。
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我国正处于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的阶段。
转型社会存在二元结构，人的角色发生急剧变化，多种价值观发生碰撞，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滋生了诸多诱发腐败的因素。
腐败的滋长和恶化同社会的转型有直接的关系。
4．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
主要有：由于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加分析的宣传，“使许多腐朽没落思想成为不少人走向腐败的精神催化剂”，从而造成文化传导的偏失性、传导内容的腐朽性及由此产生的逆反性效果等。
同时，某些社会因素也对腐朽思想起了一定的激活作用。
如前所述，社会转型凸显了有权就有钱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
5．主体根源。
A.价值观念错误，如把一切个人利益看得高于社会公益与其他人的利益，只讲索取而置义务与责任于不顾等观念。
B.心理防卫失当与行为失范，如腐败“合理”的心理、侥幸心理、法不责众的“安全”心理等。
这些心理极可能导致人格分裂，引起主体行为失范而成为腐败行为。
C.道德品质败坏，主要是官德、政德沦丧，为官者贪婪、自私。
放纵私欲等。
综上所述，当前各界从不同的角度对腐败根源进行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为从根本上防腐反腐提供了理论指导。
同时，也必须看到，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来讲，业己达到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总体上难以令人满意，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角的狭隘，基本上没有开拓出新的研究方法，现有的研究多产生在我国比较传统的学科，致使有理论创见性的研究成果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