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及其适用印仕柏李春阳2012-06-27 22:59:52 来源：《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关键词:涉众型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内容提要: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涉案范围广泛、涉案金额巨大、犯罪手段带有欺骗性、危害后果严重等特点，在案件定性、证据收集、协调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等方面具有较大难度。

在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过程中要运用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争取早发现、早处置，在司法过程中要做到区别对待、严格依法、统一平衡，自由刑与财产刑并重，慎用死刑。

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这类案件的受害人特别众多，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的破坏性特别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何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把握对这类犯罪的处理，具体处理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为了有助于我国深入开展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打击与处理，我们在多年办理这类案件故而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加以分析和总结，期望能抛砖引玉。

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概念及特征涉众型经济犯罪并非刑法学意义上的类罪概念，而只是司法实践中对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害社会公众经济利益的一类犯罪的总称，具体是指涉及众多被害人，特别是涉及众多不特定被害群体的经济犯罪。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上位概念是经济犯罪，一般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的危害经济法律秩序的行为，具体是指我国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犯罪”。

因此，对于涉及不特定多数被害人的一般侵财型犯罪，不认为是涉众型经济犯罪。

从公安部通报的典型案例[1]和媒体报道的案件来看，涉众型经济犯罪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合同诈骗、保险诈骗、组织领导传销罪[2]等罪名，此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以及证券领域的经济犯罪也存在着涉众因素。

涉众型经济犯罪具有如下特征：（一）涉案范围的广泛性这是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是指被害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

比如，涉众型经济犯罪之“众”是指该类经济犯罪涉及被害人人数众多，且往往为不特定的人。

非法集资犯罪是典型的涉众型犯罪，它包括两个罪名，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这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均包括对象的不特定性。

第二，是指涉及领域较多。

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涉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农业建设、酒店经营管理、旅游开发、医药、证券等诸多领域。

第三，牵涉到案件当中的部门、环节多。

涉众型经济犯罪发展到一定气候，往往会牵涉到相关的审批单位、新闻媒体、公证机关、会计审计事务所以及金融机构等。

第四，参与人员多元，而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性。

从犯罪主体来看，既有公司和家族式的企业，也有自然人结成的犯罪团伙，涉案人员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如非法集资类犯罪往往以公司、企业为组织形式，非法传销类犯罪也有明确分工，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而且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其组织性也越来越严密。

从人员构成来看，包含了工人、农民、个体业主、职业经理人，乃至一些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如在广西北海“307”系列案中，传销案件的95名被告人中，包含博士2名、硕士2名、大学本科文化程度26人。

（二）涉案金额的巨大性绝大多数经济犯罪皆为数额犯，即以数额较大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

涉众型经济犯罪中所涉之罪也不例外，而且与一般经济犯罪相比，涉众型经济犯罪由于针对的是为数众多的被害人，这就决定了该类犯罪涉案数额往往特别巨大，其中又以非法集资类犯罪更为显著，如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间，辽宁营口东华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其下属企业东华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发展养殖蚂蚁为名，承诺35%-60％不等的高额回报，通过在辽宁13个市（县、区）设立的分公司和代办处，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近30亿元人民币；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60余亿元。

非法传销类犯罪往往也是如此，如北京亿霖木业公司案涉案金额总计16.8亿元。

从媒体报道的案例来看，其他诸如保险诈骗、非法经营证券等涉众型案件的涉案金额也大多在百万元以上。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涉案金额之巨通常是其他普通经济犯罪所望尘莫及的。

（三）犯罪手段的欺骗性大多数涉众型经济犯罪都是犯罪分子滥用已有的财富资源、优势地位，同时结合信息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来掩人耳目，欺骗被害人，从被害人处获取财物。

主要表现为：1．编织光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在高档写字楼租房办公，以经营活动需要投资为由掩盖其非法行为。

许多犯罪嫌疑人都给自己的头上编织美丽耀眼的光环，除了“明星企业家”之外，他们有的人还想方设法巧取、骗取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职务，以扩大影响力。

2．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多种多样。

公安部就公布了涉众型经济犯罪的16种表现形式，[3]这些名目繁多、不断变换花样的犯罪方式，使人眼花缭乱，让普通人无法识别其犯罪的本质。

如证券领域中以“炒股理财服务”为名的非法经营证券咨询业务犯罪、以提供“境外炒汇业务”为名的非法经营外汇业务犯罪和以“黄金期货交易”为名的非法经营期货犯罪等。

3．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群众上当。

如允诺高价回收、返租，定期高额返还红利或提成，支付高额利息等。

4．虚假宣传。

为了吸引更多的群众，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欺骗的方式进行宣传，经常邀请当地主流新闻媒体报道企业，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发放传单，邀请群众观看企业宣传光碟，组织“投资大户”考察所谓企业的生产线或在外地的投资，吹嘘企业实力。

一般群众缺乏深入了解加害人经营状况和资信的渠道，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很难准确判断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从而容易上当受骗。

（四）危害后果的严重性一是涉案数额的巨大性导致损失巨大，难以挽回。

很多赃款被犯罪嫌疑人用于非理性投资或者挥霍，群众经济损失惨重。

二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由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及面广，特别是广大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农民、下岗职工参与其中，一旦案发，这些群众势必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极易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导致群体事件的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严重破坏经济秩序。

这类犯罪除了造成直接损失外，还导致当地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资金大幅减少，影响经济发展。

此类犯罪更大的危害在于使民众滋生投机暴富心理，怠于正常的经营和工作，影响经济的复苏。

二、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案件定性分歧大一是刑法规制和司法解释滞后导致犯罪定性存在分歧。

如对于非法传销行为，即便是刑法修正案（七）对传销犯罪进行规定后，具体什么是组织、领导传销行为以及要达到何种程度才构成犯罪还是缺乏明确解释，故而给这类犯罪的认定带来困难。

二是民刑交织，即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织，从而导致案件定性争议大。

如在湘西自治州非法集资案件中，企业既有向外部集资的，也有向内部员工集资的，而向特定人的借款，既有办理合法借贷手续的，也有大量和非法集资手续一样的集资行为，是否要区分，如何区分就很重要。

三是案件疑难复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常常难以区分。

如有的虽然是企业性质，但是采用家族式管理，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交织，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难以确定；有的非法集资类犯罪经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到集资诈骗的漫长转变过程，是定一罪还是数罪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证据收集和固定难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往往历时较长，证据繁杂，资金去向难以掌握，导致书证、被害人陈述收集困难，往往为核实一个案件的涉案金额及被害人人数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连如何取证、如何装卷都大伤脑筋；此类犯罪往往多人共同犯罪，行为人之间经常订立攻守同盟，突破口供比较困难，甚至少数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打击，故意隐匿、销毁会计账簿和其他书证，导致证据缺失；这类案件的爆发大都具有突然性，且往往伴随着群体性事件，侦查机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稳控犯罪嫌疑人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上，前期常无暇顾及或者忽视了对罪证的收集，从而给下一个诉讼环节带来困难。

这就导致一些案件公安机关尽管报捕，检察机关经过严格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批捕比例较高，不捕退查后，案件仍难以取得新的突破，重新报捕率依旧比较低。

（三）案件协调难度大一是管辖争议的协调难度大。

有些涉众型经济犯罪涉及地域较广，各省市侦查机关各自为战，时常发生多头立案、争抢追赃的现象。

因此，如果没有区域性或者全国性的协调指挥，办案就会发生扯皮从而导致效率不高的现象。

管辖上的争议在公安机关立案，到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乃至法院审判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所以从一开始就加强协调和沟通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定性协调难度大。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对于一些案件的认定，需要省级主管部门或者省级联席会议予以明确定性，因此，基层发现此类犯罪的迹象时，还需要请示和报告上级主管部门，需要上下级之间的协调，另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之间也可能意见不一致，也需要协调统一意见，如果思想不统一，认定周期长，就会导致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到位。

（四）办案压力大，“案结事了”难首先，对于此类案件，各级领导、社会舆论密切关注，给办案带来很大压力；其次，由于这类经济犯罪案件大多数赃款被挥霍或者去向不明，或在市场中缩水，案发时群情激愤，群体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引发静坐、游行、示威，拦车、阻断交通、围堵政府机关等具有对抗性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这种社会影响面很难控制，也严重影响了侦查人员办案的精力以及案件的最终处理。

最后，即便结案后对被害人的补偿也往往难以到位，部分人甚至会认为刑事立案影响了其兑付、获利，法院判决使犯罪分子不能履行其承诺，于是对司法机关的介人心存抵触，以致案件虽已判决但是事情远没有了结。

总的来说，就是案情难搞清，性质难确定，证据难收集，矛盾难协调，案结事难了。

三、处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近年来，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直线上升，直接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何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有学者指出，法律与政策互动，相辅相成，这是古往今来人类在治理犯罪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

[4]针对我国转型期社会普遍的行为失范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考虑到涉众型经济犯罪相比起其他犯罪类型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更为显著，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把握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处理好涉众型经济犯罪，即要求“我们的司法官不仅必须是好的司法官，还应该拥有政治家的头脑和智慧。

”[5]这时就需要明确具体的刑事政策来指导这类案件的处理。

学者们在探讨针对经济犯罪应持的刑事政策时，有所谓“严格主义”、“宽缓主义”之说。

“严格主义”认为只有严厉的刑罚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抑制住经济犯罪，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能越“雷池”一步，以此来保证市场的经济秩序，因此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应成为我国处理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