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研究区域文化，必须把握其特性所在，也就是说必须探寻该地区文化的精神特质或个性，才能凸现区域文化的岸异之处，共性是普遍的，个性才能代表特色。

那么，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或者说它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呢？笔者以为：“独立根性”是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人的气质、风气、价值观等的集中体现。

“独立根性”的主要表现即在于“湖湘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一种慷慨激越的“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①之精神和卓励敢死、强悍炽烈的士风民气。

这些精神从楚文化的代表、流放湖湘十年的屈原开始，中经濂溪周氏（敦颐）、湖湘学派、王船山、魏源、郭嵩焘等一大批湖湘文化精神的传人继承，直至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一大批维新改革精英，一直弦歌不绝。

过往大都及于学术而未显，及至近代，尤其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深重，湖湘子弟将这种精神贯穿到了政体改造运动中，这种精神在近代数次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显示出了它那不同凡响的力度。

“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即指湖湘士民有一种自振于他省的浩然独立精神。

用维新志士杨毓麟的话说，即湘人无奴性，冯友兰则说楚人多有极新之思想，钱基博则认为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

另外，陈寅恪、钱穆、鲁迅、陈独秀等大学者都对湘省人独立自主精神多有赞誉。

“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成为湖南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它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坚决的反封建精神。

没有奴性的人是最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他们不受旧思想束缚，不囿于陈见而敢于改造社会，敢于向不合理的事情挑战。

奴性，是中国人被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高压手段驯服出来的一种劣性，它的恶果是愚民弱民、弱国危国。

鲁迅以最犀利的笔锋深刻剖析过国人的奴性。

湘人因奴性未曾深固，故历代都产生过浩然独立的精英人物。

他们那些令世俗瞠目结舌的言论行动常常成为不同时代保守势力的众矢之的。

比如，湖南的维新志士就毫无疑问的继承了这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杨毓麟等维新志士无疑都是这种文化精神的代表。

以谭嗣同为例，钱穆说：“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隘，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

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谭嗣同）始也。

”并说谭嗣同所著《仁学》之宗旨，即在于“冲决网罗”②。

谭嗣同的言论可谓“浩然独立”的典型，无丝毫奴性而惊世骇俗。

他的言行在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湖南近代改革者身上均有所表现，可见那种无奴性而极具新思想和自创风气的浩然独立精神是湖南近代以来维新改革志士的整体精神，亦正是这种独立的文化精神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和辛亥革命英雄群起的深层原因。

“爱同胞而仇虐”是湖南士民“独立根性”的又一表现。

或有人会说，不特湘人有此表现，然而，湘人不仅仅是“爱同胞而仇虐”，更有异于他人之处在于湖湘士民为此而“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

“不能自已”故演化出一种异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在国难当头之时，便迸发出空前高涨而超越他省以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情，这种激情再加上“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文化气质，从而演出一幕幕激越悲壮的历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务学堂教习杨毓麟在《新湖南》一文中对湖湘士民强烈的既“爱同胞而仇虐”又不甘被人奴役的民族主义精神就曾有过许多深入论述。

这种“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的民族主义精神也是近代湖南士民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均能“独步一时”的深层动因。

另外，近于云贵的强悍风气和同于广东的冒险之性使湖南的士风民气中有一种自振于他省之外的气质，即卓励敢死、敢为天下先。

这种气质与“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是相通的。

具备强悍坚韧气质的人才可能有“浩然独往”的精神，否则只能畏畏葸葸，逆来顺受，而“无所依傍”的人也才可能不囿于陈见而勇为天下先。

湖南人的这种气质我们在史籍中随处可见。

梁启超、陈独秀、陈寅恪等学者也曾盛赞过湖南人的这种坚韧强悍勇为天下先的精神。

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往往在危难时刻卓励敢死、一马当先。

总之，“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以及卓励敢死和勇为天下先的气质风格鲜明地构成了湖湘文化中的“独立根性”。

“独立根性”是湖湘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湖湘文化独特的个性和湖南人的代表性人格。

它是一个群体经常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基本精神面貌，它影响着某个群体的行为举止，集中体现了这一群体心理活动的特殊性。

当然，并非每一个湖南人都具有这种“独立根性”，本文所指的是每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精英人物所具有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特征，这一特性往往使某一群体的全部心理活动都染上一种独特的色彩。

正是这种“独立根性”，使湖南的维新志士头上笼罩着一圈坚韧不拔敢于为争取平等自由而奋斗的光芒，使他们具有了“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殉道气慨。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湖南人的“独立根性”，也不可能产生“独步一时”的近代令举世瞩目的湖南维新运动和风雷激荡的辛亥革命等运动。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种文化特性和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有必要作一番探讨。

“独立根性”是湖湘文化中独特的个性，它并非湖湘士民在社会实践中那种暂时的偶然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特征，它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只有经过社会生活实践的长期熏陶，在各种不同的情境和各种不同的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来而带有稳定的心理特征和明显的倾向性，才能闪烁出它独特的光芒。

所以，它必须是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而绝非偶然现象。

这一长期的文化积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学术风气的影响。

学术风气即学风，它是一种文化氛围，它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风尚、共同之趋向。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其作过精当论述。

“独立根性”是由湘楚精英知识分子经由两千多年的岁月陶铸而成的湖湘文化的精魂。

它的突出代表人物是屈原、周敦颐、湖湘学派（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王船山、魏源、郭嵩焘、曾国藩直至谭嗣同等一大批维新精英，乃至于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

当然，两千多年的文化精神的陶铸者绝非... 当然，两千多年的文化精神的陶铸者绝非止于上述诸人，而是有一大批湖湘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都明显地体现出湖湘文化的特性。

屈原是湘楚文化精神的源头。

许多学者都对屈原开启湘楚文化之风作过概括和肯定。

屈原精神特质是什么呢？仔细研究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是融汇了王国维所说的南北二派文化之思想特质。

北方人以坚韧强毅之气质将改造社会当作他们的奋斗目标；南方人则以理想主义气质谋求创造一个新社会。

北方人的坚韧强毅和笃于实行胜于南方人，而南方人的想象宏富和颇具灵性则强于北方人。

屈原长期生活在贵族社会，后却又被流放湖湘十年，深入到了社会下层，他的经历使他有充分的可能融合南北二派文化特长，从而创造出一种既有强劲力度和忧国忧民意识而又忠于君主的悲壮楚辞，既有丰富想象深度和独立不羁精神又对美好社会执著追求的激越楚辞。

南北文化特质的合二而一，正是屈原精神的体现，亦正是冯友兰所论的“楚人精神”。

这种精神传诸湖湘大地，“流风所被，化及千年”，使湖湘文化“尽洗蛮风，登诸华琰”③。

历史上的湖湘精英人物大都具有屈原风范，既有北方人的坚韧强毅之气度，也具南方人的灵敏和理想主义精神。

湖湘大地，到处都建有屈子祠，屈原所兼具的南北二派之特质正是“浩然独往”、“爱同胞而仇虐”和坚韧强毅的士风民气融合而成的“独立根性”的体现。

所谓“楚人悲屈原，千载犹未歇”，正是湖湘文化继承屈子精神的真实写照。

湖南许多精英人物的诗文中对屈原推崇备至，他们也正是以屈子精神创造一个理想的新社会。

尽管有屈原融合南北之文化而开创了湖湘文化强劲笃实而又独立不羁的新学风，但若没有后代湖湘学者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它也不可能延续及今。

诚如近世诸多学者所言，湖南处于洞庭以南，且能自为风气，而独以其庞民耆献之学说展转相传播”，而且，在宋代以前，“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自宋代以后，历代学者的“独立根性”才明显自振于他省之外，而且在哲学、史学、经学、政治乃至西学等领域自成风气。

维新志士杨毓麟论述湖湘“独立根性”由于学术风气影响而成的一段话可谓最有代表性。

在《新湖南》中他说：“（湖湘学术）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

自濂溪周氏（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

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

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

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

及今人湘潭王氏（运）之于公羊，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

道咸之间，举世以谈详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

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

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深根而固蒂也，然至于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

”④其二，地理环境的影响。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出独特的群体个性。

确实，地理环境对某个民族或某个群体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黑格尔认为：平凡的土地和平原、河流，可以把人类束缚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使人们对土地产生无限的依恋性，而大海，则可以呼唤人们超越土地的限制，使人们不会只想到依赖土地而生存。

不管黑格尔的这一论点是否能完全被人们接受，至少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所创造的文化或者文明，都与地理环境是不可分割的。

比如说，中国文化既不像生活在地中海周围的欧洲文化，也不同于生活在两个大洋之间的美洲文明，那广袤的黄土地孕育出来的是一种华夏农业文明，而面对中原大地的蒙古高原，当华夏农业文明已非常发达时，游牧民族却还处在“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室、驰突无垣”的低级文明阶段。

总之，东西两种文明在高山和大海的阻隔下有着迥然之别，直到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才使较大规模东西文化交流有了可能。

虽然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产生了黄河流域的儒家文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大传统”，人们将它当作中国文明的象征；而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也就是说，与儒家文化有所区别的一种地域文化则往往被史家忽略。

楚文化是长江流域文化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形态，湖湘地区则是属于楚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所谓楚湘文化也就是湖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