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的历史和现状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

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

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

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

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

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

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

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

起义军众达十数万。

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

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

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

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

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

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

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

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

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

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

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

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

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

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

”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

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

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

……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

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

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

《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

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

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

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

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

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

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

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

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

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

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

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

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

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

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

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

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

其后，简辗转至厦门。

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

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

……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

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

自谓无负于清。

……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

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

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

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

领导人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

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

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

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

……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

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

”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

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

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

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

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

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

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

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

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

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

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

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

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

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

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3万多人。

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

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