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方略内容提要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

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

当前我国腐败的成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层面的原因。

其中有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旧体制固有的弊端给腐败的产生保留了土壤；新旧体制转轨过程必然伴随的消极作用；法制建设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等。

二是更深层次的道德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原因。

其中如，人性中固有的弱点由于缺乏良性社会调控机制的导引而诱发腐败动机；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这一重要特点导致“关系网”这一腐败神经网络的建立；国民价值观念中一直缺乏社会公正的内涵；民主法治观念的淡漠等。

针对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治理方略：深化改革，尽快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加强法制建设；提倡和建立道德自律、政治责任感，强化廉政意识；弘扬以公正理性为核心的民主价值观念，建设法治社会。

关键词权力腐败权力异化标本兼治治理方略“廉政”和“腐败”，一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外皆然。

自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尽管党中央一直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几成燎原之势，成为无法根除的一大顽症，反腐败已为公众深切关注。

基于此，有必要对腐败及其成因作重新审视，以希冀更好地对症下药，彻底根除这一社会恶瘤。

一、腐败的涵义及危害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

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3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

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

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

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

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

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

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5二、腐败原因析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

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历史传统的重负。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

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

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

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我们无法完全割断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今天现实的联系。

正视这一点，才能明确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它，遏制它。

2.旧体制固有的弊端给腐败的产生保留了土壤。

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建立的政治集权体制和经济计划体制，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

但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体制和权力运行方式，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约束软化，极大地强化了权力而又没有合理必要的制约机构，潜藏着滋生腐败的可能。

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暴露了许多弊端，正好成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温床。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是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6对于这种利用高度集中的权力攫取个人私利的现象，理论界称之为“寻租”。

自安·O·克鲁格在70年代创立了“寻租理论”以来，它一直被用来讨论有关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行为。

其理论要点就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力来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

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寻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它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涉及社会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经济活动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正是给“寻租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3.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

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

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

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

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

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

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

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74.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

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

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

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

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

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

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

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

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

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

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

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

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

二，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以上是从制度层面对腐败的成因所作的简单分析。

但若我们更进一步地寻根究底，如今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腐败现象，其实有更深层的原因：1.人性的因素。

人性本无善恶之分，既有光明进步的一面，也有阴暗落后的一面。

然人性中均有趋利避害的欲望。

当一个社会有着良好的引导规范和制约机制，它就会使人性向着善的方向发展，克制非法获利的欲望，发扬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

而一个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不讲是非，就会使社会成员不自觉地扩张利欲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为行为目的，无视社会公德与法律。

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调控人性，促进人性中的光明面，是谓进步、文明；反之，则为落后、野蛮。

而且，社会生活中个体与群体活动的内在规律是不同的。

个体活动以信念、道德、理想、情感等因素作为利害关系的补充，而群体活动则唯以利害关系为指归。

正如谓“民之趋利，如水走下，不择四方。

”当腐败现象不再仅仅表现为个人之个体行为而发展成为群体性活动时，人性中丑恶阴暗尤其暴露无遗。

腐败能蔓延于社会，正是基于这种人性根源。

当一个社会调控机制有所欠缺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腐败的蔓延又会进一步发扬人性之恶，削弱社会调控机制的作用，使之失去惩治腐败的能力。

如此恶性循环，以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不再视腐败为丑恶，群起而效之。

其结果是一个社会国家机器的腐朽、社会制度的毁灭。

2.文化传统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一直是传统人际关系的重要特点。

“礼尚往来”这一戒律，不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准则。

更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

“千里做官为求财”的观念，源自中国特殊的官僚士绅相结合的封建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其实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担任公职者的一种世俗看法。

“法不责众”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更使社会惩罚失去效力。

而且，我国是一个有着久远的伦理传统的国家，“五服”、“九族”皆为宗亲，朋友也是“五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