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关公精神的核心价值观[摘要] 关公是穿越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依然被广为敬仰的道德额偶像，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高尚品质中，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其中，最为中国人敬慕的是他“义”的楷模与化身。
本文探讨了中国人对“义”的理解与关公何以称“义绝”以及对其信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关公义关公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最具完美人格的道德英雄，对关公的崇信和敬慕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
他从群雄纷争中的一名武将到武庙主祀，从封建社会中后期的道德楷模到士农工商、帝王将相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为何中国历史会穿越千年数代共同塑造了这样一个英雄？又是何原因使关公信仰经久不息，至今传颂呢？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关公被封为“忠惠公”开始，关公被历代统治者尊崇，神格地位不断飞升，到清德宗光绪五年(1879年)其封号已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可见其神格地位之崇高。
从关公封号的不断攀升中可以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基本囊括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优秀的品质：忠、义、仁、勇、礼、智、信等内容，正是这些中国人所最为推崇和敬慕的高贵品质在关公身上的集中体现，使其成为道德准则的最高表率。
而这将近二十个封号中，与“义”相关的就有六个：北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南宋淳熙十四年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清道光八年被崇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康熙四十二年康熙皇帝还为其御书“义炳乾坤”匾以赐。
不难看出，在后世附加给关公的精神品质中“义”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份额。
一、“义”的含义“义”，作为一种范畴和理论，是中国古代最常用的一个道德概念，是做人的最高标准。
那么，什么是“义”呢？一般而言，“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表现，指公正、合理而应当的德行和道理。
孔子最早提出了“义”，却始终没有给“义”一个准确的概念，他只说：“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句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一切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有没有一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做才合理，便怎样做。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 就是说：“有德行的君子，所说的话不一定全部履行，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有结果，但只要所说所做遵询于‘义’。
那么，何谓合理？何谓不合理呢？又如何将所说所做遵循于“义”呢？《吕氏春秋·察微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春秋时期，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
这道律法使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得以重返故国。
孔子的弟子子贡从国外赎回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认为这是“义”举，不需要国家的补偿，他情愿为国分担赎人的负累。
但孔子却指责子贡此举祸害无穷。
孔子认为：原先的法律，所求的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侧隐之心、且不克服困难去赎人，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
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子贡不向国家领取补偿，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
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指责和唾骂，使其再不愿做赎人之事，所以子贡此举不但不是“义”，反而是不“义”。
由此可见，“义”的概念是抽象而又模糊的，连圣人们对“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合理与不合理，“义”与“不义”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甚至有时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理念中，“义”与“情”是相通的，“义”更多的是“情”，合情却不一定合理合法，却合乎于“义”。
二、关公何以被尊奉为“义绝”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关公被敕封为“义勇武安王”，关公崇拜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沉寂期后被予了新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过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尊关公为“义勇”有着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
“安史之乱”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混乱局面。
暴至富贵的五代军阀公然喊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为之尔！”自汉朝以来历代儒士和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重建封建等级秩序是统治者首要的政治任务，于是自上而下掀起了一股重整儒家纲常的思想文化潮流。
关羽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中被赋予儒家纲常伦理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角色，被重点塑造和推崇。
北宋郑咸在《元祐解州重修关庙记》中说“ 方汉之将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资，挟天子以据中原，虎视邻国，谓本初犹不足数，而况其下哉？独先主区区欲较其力，而与之抗，然屡战而数败矣。
士于此时，怀去就之计者，得以择主而事之。
苟不明于忠义大节，孰肯抗强助弱，去安而即危者？” 南宋南涛在《绍兴重修庙记》中也强调“王当汉末，天下扰攘，因遇蜀先主，为左右御侮之臣。
王忠义勇烈出于天性。
每摧锋破敌，所向无前，后世虽牧竖田夫，无不知其善战：此一端耳。
初曹公之得王也，拜为偏将军，礼遇甚厚。
及刺颜良于东郡，曹公即表王汉寿亭侯，优加赏赉。
虽蒙曹公厚恩，王终无久留之态。
此其去也，尽封宝货，悬印绶，拜而告辞。
此忠义大节，又非战勇可方。
”由此，尊奉关公的价值取向逐渐从英勇善战转移到恢复汉室、忠义大节上来。
在统治阶层对关羽道德楷模形象地再塑造过程中，宋元时期空前繁荣的民间艺术形式也为关羽人格魅力的重塑和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并对民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宋代盛行的“说话”艺术和“弄影戏”中，关公开始从“说三分”所讲述的众多三国人物中逐渐脱颖而出。
宋人张来在《明道杂志》中记载，当时人们在看到“斩关羽”之际，都”辄为之泣下”。
元代对关羽的美化、圣化和神化，较两宋更为深入，更为扩大。
借助在元代兴盛起来的“杂剧”和“平话”，关羽的忠、信、义、勇被描写得更加具体、丰富和生动、形象，关公亦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崇拜和效仿的道德楷模。
明清两代，是将关公圣化、神化的巅峰时期。
雍正皇帝一段话，把孔子为圣、关公为神的显赫身分，以及海内外上至皇族、下至村夫百姓对关公的敬仰之情表述得十分贴切：自古圣贤名臣，各以功德食於其土。
其载在祀典，由京师达於天下，郡邑有司岁时以礼致祭者，社稷山川而外，唯先师孔子及关圣大帝为然。
孔子祀天下学官，而关帝庙食遍薄海内外，其地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陬海隅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禳，敬畏瞻依，凛然若有所见。
盖孔子以圣，关帝以神。
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把关羽塑造成了忠、义、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
自此，关羽至忠、至义、至信、至勇的形象，随着儒家学者的推崇和《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使这些本不易全部具备的完美品质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使关羽成为超越阶级、阶层而成为全社共同崇拜的典范和楷模。
三、“义绝”精神的现实意义毛宗岗曾评说关公是“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关公作为广泛认同的“义”的化身和载体，使“义”变的具体化、形象化了。
在关公精神的诸多品质之中，其信仰的核心是一个“义”字。
关公是“义不负心”的楷模，是“义薄云天”的典范，是“义绝”的至高境界。
桃园三结义，萍水相逢、志同道合的异性兄弟誓曰：“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其后，关公用一生诠释了对誓言的忠贞和坚守。
千里走单骑，关公为“义”而降，并约事三章，他用德、行书写了人格的光明和磊落。
义释曹孟德，关公坦然面对生死，甘愿以生命印证“舍生取义”的慷慨和悲壮。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情义”是最重要的做人原则。
“无法无天”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权贵和与不平等社会制度的抗争的英雄，但“无情无义”则绝对要被摒弃于社会之外，被世人唾弃。
金庸先生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
《左传》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而不废,此之谓不朽。
”关公是不朽的，不朽的不仅是其随着中国人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庙宇造像，更是其信仰中不朽的“义”理和精神。
其强大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道德观念，不仅在历史上有其地位和价值，对今天也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义”的道德化，“义”的信仰化，不仅能够支配、修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更能够展示整个民族的崇高和尊严。
对于个人而言，崇高的道德信仰，不管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都能形成个人行为的指南，塑造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
对于社会而言，优秀的道德品质，可以净化风气，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保障社会发展的稳定向前，促进完美、和谐社会的构成。
四、结语不可否认，关公是中国历史上完全由人为塑造的“人造英雄”，但先贤塑造的更是一种人格力量和道德精神，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
关公信仰没有宗教般繁文缛节的教义，却不失丰厚的精神内涵。
仅凭口耳相传，却延绵千载，生生不息。
它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它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集力之中，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的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1]（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12月.[2]（清）于敏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3] 伍志燕《对孔子伦理范畴“义”的解读》《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5期.[4]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