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研究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3期（总第89期）略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
张剑平（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历史剧《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精心创作的一部历史剧，集中体现了史学家的严谨和艺术家的形象化的虚构的鲜明特点。该剧对于树立武则天的正面形象，促进相关的问题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围绕郭沫若笔下的《武则天》的争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启示。关键词：郭沫若；《武则天》；争论中图分类号：I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25（2009）03-0039-05
《武则天》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一部重要历史剧，该剧的上演和发表，对于活跃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正确认识和评价武则天，促进学术争鸣都曾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探讨该剧的创作情况以及剧作的内容及其影响，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郭沫若在新中国的学术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武则天》的创作缘由及其特点关于郭老创作《武则天》的缘由，当代学者认为：“在写完《五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后，1959年7月初，在洛阳参观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修造的大奉先寺石窟，又引发了他的剧作激情。1960年1月10日，便开始了新的剧作，写完五幕历史剧《武则天》的初稿。”[1](P288-289)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郭老曾明确地说：“去年（1959年）我曾经到龙门去游览，我只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2]实际上，游龙门仅仅激发了郭沫若写武则天历史剧的念头，并不能说引发了他的创作激情，真正引发他的创作激情的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武则天时不我待的历史紧迫感。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政治家，她死后，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就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成书于五代北宋时代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对武则天的评价，不同程度打上了理学家的道德观念。宋明以后，从儒家固有的封建伦理观念出发，对武则天大肆贬低的倾向逐渐蔓延开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著作，也大都设有“武韦之祸”、“武韦之乱”“武后之乱”的章节，从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目的出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主要揭露武则天的严刑峻法和滥用民力物力的罪恶。今天看来，对武则天的片面的否定，与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武则天曾为中国历史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原则，史学家在为恢复武则天的本来面目，正确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功过在做不断努力。范文澜首先就武则天的评价问题检讨了过去认识的片面性，他说：“事实上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中国还保持强盛的形势，对人民说来，她不算是属于坏的一类皇帝。”[3]其他学者也就武则天的评价发表意见。1951年，历史学家罗元贞在《光明日报》发表《武则天批判》一文，指出：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有积极作用，她外抵突厥、契丹、吐蕃的进攻，客观上保护了人民的安全。[4]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中国历史学发展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06BZS002。
收稿日期：2009-05-30作者简介：张剑平（1964-），陕西咸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
39社，1955年）、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论著中，也对武则天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著名史学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岑仲免《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仍对武则天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以上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不少史学家已注意到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是有不小的分歧意见。1959年10月，上海越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则天皇帝》，10月1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北京市文联召开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吴晗、尚钺和著名戏剧家田汉等应邀出席了座谈会。专家们对《则天皇帝》中把武则天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处理，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表示高兴。有专家指出：不久前翻了个男的（指曹操），现在又翻了个女的。武则天是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有争论是好现象，它体现了学术界百家争鸣的精神。专家们认为这个戏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肯定武则天是对的，正确的，同时他们也指出这出戏的不足之处。[5]《戏剧报》在1959年10月第21期，同时刊发了翦伯赞和吕振羽的文章。翦伯赞在肯定越剧《则天皇帝》将一个长期被歪曲的杰出人物武则天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同时，认为该剧的美中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武则天在历史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没有很好地反映；第二，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不突出；第三，没有显著的高潮；第四，没有回答过去的人用以攻击武则天的一些问题；第五，戏的气氛似嫌过于严肃。翦伯赞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她的最重要的事业是无情打击了当时的最大的贵族世家，或者说打击了具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阶级。武则天的另一功劳是从大唐帝国的边疆排除了游牧民族的威胁。[6](P451-456)吕振羽提出对于武则天应该肯定三个方面：第一，在内政上她对南北朝以来长期残破的社会经济，在唐高祖、太宗时代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第二，在武则天时代，由于国力的继续增长和国威的继续伸张，一面以强大的兵力击败吐蕃统治集团背信弃盟的进攻，讨伐突厥、契丹等统治集团的叛变；一面在其时又可以说是比较开明地处理了唐庭和他们间的关系。第三，武则天在执政期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中外的经济、文化联系。此外，如在文化上，她也进行过不少工作。[7](P174-178)郭沫若对武则天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长期遭否定的情况也非常关注，对已有的两部替武则天翻案的戏剧也不很满意。他认为宋之的的话剧《武则天》，“作者是想替武则天翻案，但他却从男女关系上去翻，并明显地受了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的《沙乐美》的影响，让武则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对于吴琛执笔创作由上海越剧团上演的《则天皇帝》，郭沫若认为越剧剧本避开男女关系这一点是正当的，“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上，越剧仍多少受了些宋剧的影响，两种剧本都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虚构，并都把武后写成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越剧在描绘上虽然避开了男女关系，但同样没有根据更多的史料而仅凭主观的见解。如写上官婉儿行刺，写武后亲征徐敬业，在途中审案，替农妇伸冤，写武后想传位给狄仁杰而遭拒绝，自认为失败者。这些都是缺乏真实性的。”[2]作为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责任感，喜欢给历史人物“翻案”的郭沫若，当然不能坐视武则天被长期否定和舞台上的诸多虚构的形象，我们说这才是激发郭老历史剧《武则天》创作的激情，而不仅仅是洛阳龙门的参观了。郭沫若要替武则天翻案在他的有关诗句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在1960年3月份作的《游乾陵诗三首》中说：“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8][P262-263]1961年10月，郭沫若又作《在昆明看演话剧〈武则天〉》，
“金轮千载受奇呵，翻案何妨施粉多？宋璟姚崇蒙哺育，开元天宝沐恩波。声威远届波斯国，文教遥甫吐火罗。”[9]相比较郭沫若的诸多历史剧，《武则天》的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了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力图恢复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重要特点。正如郭沫若所言：“为了写《武则天》，我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纪事》等书中，凡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我大抵查看过了。近人的研究和剧作，我也尽可能找来看过。”在撰写剧本过程中，郭老抄录了十四则重要资料，其中有关武则天的有七则，上官婉儿三则，太子李贤和裴炎各一则，骆宾王两则，其中既有正史的记载，也有诗文集、笔记和考古资料。[8](P247-261)此外，为了进一步增加历史感，1960年3月22日，郭老利用去陕西考察的机会，专程考察了刚刚发掘不久的乾陵，“剧本初步完稿后，为了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我曾经到陕西乾县去游览过高宗与武后合葬的乾陵。”总而言之，在史料的运用方面，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的求实的风格，正如郭老所言：“有关史料的搜集，我是尽了我的可能的。”[2]从剧本的创作过程来看，《武则天》的修订和完善也反映出了郭沫若谦虚谨慎，力求剧本进一步完善的显著特点。1960年1月10日，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脱稿。随后，郭沫若曾请邵荃麟、田汉、光未然、吴晗、严文井、翦伯赞、陈白尘、王戎生、曹禺、李伯钊、焦菊隐、阳翰笙、阿英、夏衍等提意见，并召开了专题座谈会。[10]历史剧《武则天》由初稿到最后定稿，郭沫若曾征询了众多的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意见和建议，做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五幕剧压缩精炼为四幕剧，并最后删削了英王李哲、相王李轮以及薛仲璋、唐之奇这几个人物及其对话，在这期间，学者和编导及演职人员，都对剧作的进一步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郭老对于该剧可以说精心推敲，不断修改，正如他所言：“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修改。……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是导演焦菊隐同志费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们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别感谢他们。……据我自己的经验，文40章的多改、多琢摩，恐怕还是最好的办法。改、改、改！琢摩、琢摩、琢摩，再琢摩！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2]二、郭沫若笔下的《武则天》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选取了公元679年到684年这几年大唐帝国宫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围绕徐敬业的叛乱和武则天平叛来展开故事情节和表现武则天的。剧中有主要人物唐高宗、太子李贤、上官婉儿、骆宾王、裴炎、赵道生、明崇俨、骞味道等历史人物，又根据剧情的需要虚构了郑十三娘、江七等人物，《武则天》原为五幕，后将最后两幕合并，定稿成为四幕历史剧。关于该剧的创作原则，郭沫若说：“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说得更明显一点，那就是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11]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一开首就紧紧地吸引了观众，这是通过第一幕武则天的政敌裴炎、骆宾王、章怀太子李贤密谋开始的，与之交织的是武则天将对自己怀有刻骨仇恨的上官婉儿和郑十三娘放到了自己的身边，可以说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掌握大权的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太子李贤的颇好声色，上官婉儿的多才和机灵，裴炎的阴险狡诈，以及骆宾王为推翻武则天的统治的周密安排，一下子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通过武则天的政敌以及武则天个人之口，展示了武则天的政绩。如裴炎和骆宾王在背后对武则天的议论，他们说：武后是精通文史的人，大有太宗皇帝之风。她的建言十二事是天下有名的。又说到武则天不惜颠倒尊卑、混淆贵贱来讨好天下，以及滥用人员、扶植党羽的“罪行”。剧作者又通过武则天之口，说她辅政二十多年，使天下的人户由太宗时代的三百多万达到了六百多万户。这些都是对武则天的正面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在这里，也有对武则天的拔高之处，如通过武则天之口说：“我随时都在鞭策着自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我不能有一刻的偷闲。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不能让国内发生叛乱，我也不能让国外的强邻来侵凌我们。要使天下的人都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日子，这是我日日夜夜想办的事。”[12]我们说，武则天的为政尽管有其过人之处，但作为一个皇后和帝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她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人民意识。第二幕主要围绕太子李贤唆使人杀明崇俨和武则天的审案而展开故事情节，在这里，郭沫若力图为武则天的“翻案”，表现得更为鲜明。第一场，通过上官婉儿对武则天的认识发生的明显变化来表现武则天的。这时的上官婉儿眼中的武则天：“天后是一位好人，当今天下离不了她。”“天下的老百姓都在过着太平的日子，大家丰衣足食，人兴才旺。大家都在说，这比太宗皇帝在位时的贞观年间要富庶的多了！她破格录用人才，就是耕田的人、砍材的人，有话都可以到京城向她来说。”关于武则天的杀人，郭沫若通过上官婉儿与母亲郑十三娘的争辩来说明，上官婉儿认为：“天后所杀的都是些世家贵族、豪强兼并之徒。照我现在看来，我父亲和祖父应该是罪有应得。要谋害好人的人，总不会是好人！”[12]第二场通过武则天对赵照生、上官婉儿和李贤的处理来表现武则天，展示了武则天既坚持原则又宽大为怀的杰出政治家的品格。特别是通过唐高宗之口，说明了太子李弘死亡的原因，李贤的身世，韩国夫人之死的真相，力图澄清长期以来掩盖在武则天身上的这些“罪恶”，郭沫若为武则天辩护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第三幕第一场主要记述裴炎、骆宾王部署起兵方略，郑十三娘最后醒悟，与赵道生星夜告密。第二场是武则天欣赏骆宾王起草的《讨武瞾檄》，以及再次部署平叛方略，展示了武则天临危不惧的政治家的气魄。第四幕第一场是徐敬业叛乱被平定后上官婉儿奉命在狱中探望骆宾王，告诉他事件的真相，使骆宾王最终对裴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后幡然悔悟。第二场是武则天设计使裴炎招供，以及最后对裴炎的审判和对骆宾王的处置。剧作者通过武则天对大臣的训示，再次展现了武则天的形象：“我辅佐先帝二十多年，我夙兴夜寐，不敢顾惜自己的身子，我但愿天下的百姓能安居乐业。我不愿天下分崩，自相残杀；也不愿边疆多事，烽火连天。二十多年来我励精图治，劝课农桑，选拔贤良，和谐万邦，丝毫也不敢苟且偷安。……你们今后要好好辅佐着我，和我一道，为天下做些好事。谁如敢图谋不轨，擅动干戈，扰乱四海，荼毒生灵，裴炎就是榜样！”[12]这就是郭沫若笔下的杰出政治家武则天的形象。关于《武则天》剧中的武则天，郭沫若曾有过说明。他说：“武后有好些特出的政治措施，我在剧本里，差不多都提到了。但为方便起见，有的我把年代提前了一些。例如，她大开告密之门，让农民和樵夫都能够到京师面见皇帝控诉，沿途受到五品官待遇，不受阻挠。又例如，她不拘资历，不问门第，锐意选拔人才；任何人都可以推荐人，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经过考试，有才者超级录用，不合格者立即罢免。这些措施成为制度虽然比较晚些，但武后早就在这样施行是可以理解的。”“武后是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还做过皇帝，要说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足以使她能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苦，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有唐一代对于她的评价尽管也有人有些微词，但基本上是肯定她的业绩的。”“我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塑造了武则天的形象。我在剧本中使她同情一些弱小人物，如象上官婉儿、赵道生和伪太子贤江七。骆宾王出身寒微，虽然犯了罪，她也宽恕了他。而对于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则恰恰相反。如裴炎、程务挺（未出场）等，她是毫不假借的。甚至对于亲生的儿子太子贤，她也不为感情所左右。当然，有许多情节也出于我的想象。”[2]三、历史剧《武则天》引起的反响1962年7月，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由北京人民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