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同法与CISG(1)
关键词:合同订立合同解除根本违约损害赔偿减少价款风险负担
内容提要:《合同法》无疑是目前我国民事领域中最为成功的立法，该法在诸多方面受到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影响。比较《合同法》与《公约》，在合同的订立、合同解除、违约责任与免责、买卖合同等方面，既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继受，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的若干差异。
XX年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订立30周年，作为国际范围内私法统一运动的最高成就，CISG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它对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比较中国合同法与CISG，以展示中国合同法在哪些方面受到了CISG的影响，在哪些方面没有采纳CISG的规则。
一、中国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重视法制建设，自1980年以来，相继颁布了《经济合同法》、《涉及经济合同法》以及《技术合同法》，另外，在1986年颁布了《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的基本法。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便加入CISG并成为最早的成员国之一，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并与世界接轨的决心。
中国早期的合同立法，特别是《涉外经济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CISG的影响。本文想重点比较分析的是颁布和施行于1999年的《合同法》，它取代了此前的三部合同法，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看该法如何受到了CISG 的影响。
在中国合同法立法方案规定的立法指导思想中，第一条便确定:“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实际出发，总结中国合同立法、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广泛参考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判例学说，尽量采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1]121其中提到了与国际市场接轨、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这里的国际公约，主要是指CISG。对于上述立法指导思想，梁慧星教授后来曾有过说明，他说:“我们的法律不能够关起门来，不能只是由我们的学者、立法者、法官看得懂，外国人看不懂。我们的市场需要和国际沟通，我们的法律不仅要我们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掌握，也要使国外的企业、企业家、法官、律师能够掌握。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采纳共同规则才能做到。我们平常说的和国际接轨，它的前提是要法律规则接轨，法律规则不接轨，经济无法接轨。所以在第一个指导思想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尽量采纳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
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这里没有说和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完全一致，说的是协调一致。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照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因为我们国家对一些国际公约有保留条款，还有些惯例不见得和我们合适。所以我们提的是协调一致。”[2]
中国的合同立法的统一和完善，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中国向公约看齐，是中国自主的选择。而这种选择，背后的合理性在于公约本身是合理的、是众多专家学者智慧的共同结晶。
中国现行的合同法最初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中国12所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学者起草，并于1994年11月由梁慧星教授等人统稿完成“合同法建议草案”，于1995年1月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据梁慧星教授的介绍，该草案“关于要约承诺、有履行期限合同的解除、关于违约责任、关于合同解释、关于买卖合同等参考吸收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规定。”[3]因而，中国合同法对于CISG的借鉴和吸收，既在买卖法中有体现，又不限于买卖法，在合同法总则中关于合同订立的规定、关于违约救济的规定，均受到了CISG的影响。本文以下具体分析比较。
二、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CISG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
合同法对于CISG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第16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1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具体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合同法对于CISG的吸收涉及到要约的定义、要约邀请、要约生效的到达主义、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要约撤销的限制、要约的失效、承诺的定义、承诺生效的到达主义、意思实现、承诺变更要约内容的效力、迟到的承诺的效力、承诺的撤回、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另外，中国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与CISG第11条这一被中国保留了的规定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了。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三、合同解除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94条第2－4项。但是，与CISG第25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第25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XX 年版，第544页;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287－288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25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XX年版，第88页。）其二，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