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文学下的黑人身份建构作者：贾建荣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33期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流散文学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流散是一种被迫迁徙于异质的空间的特殊生存方式，这种带有双重性生存经验引发个体精神世界的混杂性与冲突，形成了一系列文化身份认同探寻现象。

本文旨在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索托尼莫里森《宠儿》中身份的丢失与重建，并指出其对全球化的背景下，流散文学身份问题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流散文学；身份建构；后殖民主义；宠儿“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

流散（diaspora）又可译为离散、散居，是一种“被迫迁徙于异质的空间特殊生存方式，这种带有双重性生存经验而引发个体精神世界的混杂性与冲突，形成了一系列文化身份认同探寻现象”。

（张，2015：124）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兴起和扩张无疑促进着世界人口的重新组合，人们自愿或被迫地从其家乡迁移到别的地区。

散居理论不注重地理概念或者说地理的稳定性，而是从文化上关注一种所谓的“无家”（unhomely）状态。

它既是“移民知识分子对自身境况的一种无奈的描绘与定位，也是用来质疑他们无法认同的本质主义、族群身份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

它的关键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织变异与文化的不稳定状态。

”（生，2004：62）由于个人经历的复杂性，流散作家的作品常常表现出两种或以上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人物民族，种族和文化身份的分裂。

一、创伤经历下的黑人身份的丢失与重建《宠儿》的文本叙述时间是1873年，而整个故事在读者面前展开跨越了18年之久，这既是莫里森创伤叙事技巧的运用也是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的现实写照。

文章以18年后保罗D来到124号房间与赛斯重逢开始，这样的安排为追溯过去提供了契机。

赛斯是一位美国肯塔基种植园“甜蜜之家”（sweet home）的黑人女奴，在遭遇了“学校老师”为首的白人虐待后从肯塔基逃到辛辛那提追求自由，在仅享受了28天的自由和幸福后，奴隶主找到了赛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挥起斧头将刚刚会爬的宠儿的喉咙割断。

杀婴的举动不仅是赛斯也成为了她的婆婆贝比萨格斯的创伤记忆。

保罗和赛斯也各自拥有着心酸的故事，“现在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之巅，而冰山的九分之八都隐藏在过去的大洋中。

”（王，2004：132）当保罗D来到124号时，他已将过去事件“一件件一桩桩深藏在胸口的烟草罐里”，而赛斯表面上给人的印象如她女儿丹芙的描述“安静如女王般的”（托，1996：14），但这种看似冷漠、疏远、麻木的表面下是悲伤、内疚和母爱复杂交织的煎熬。

小说中的人物保罗D，赛斯，贝比萨格斯和斯坦普佩德等都是创伤症患者，而他们创伤经历的根源都是白人对黑人人格的践踏和心灵的戕害，个人的身份认同被撕裂，造成了他们的自我压抑或精神崩溃。

小说中白人统治者对黑奴作为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毁灭和重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赛斯逃走之前的“甜蜜之家”，由于加纳先生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较为开明的奴隶主，赛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压迫，在所谓的“甜蜜之家”，所有黑人男性奴隶的名字都是“保罗A、D、F”即加纳先生的姓氏辅以字母区分。

贝比萨格斯在儿子黑尔替她赎回自由后被加纳先生称为“珍妮”，后者认为贝比萨格斯对一个自由黑奴来说，听着不像个名字。

（托，1996：170）在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认同理论中，自我和他者是一对非常重要的关系，以我观他人，他人即他者，以他者观我，我即“他者”。

自我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其重要的途径是他者话语，正是他者对“我”的呼唤，对我的评价，使“我”意识到“我”的身份。

在他者话语中，名字是最重要的。

但在奴隶制横行的美国，黑人奴隶根本没有言说的权利，更丧失了对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而白人则掌握着毁灭，建构，重塑黑人人格的话语权力。

加纳先生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奴隶制方式，但特殊的温和的方式不能成为其合理存在的证明，反而证明了白人奴隶主的虚伪。

“在肯塔基所有的黑人中，只有他们五个是男子汉。

加纳先生允许和鼓励他们纠正他，甚至可以反对他。

他们能够发明干活的方法，看看需要什么，不用批准就着手去办，要是他们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学习读书”（托，1996：149）加纳先生近乎“民主”的管理方式最大程度地弱化了黑人奴隶的反抗意识，与其他不人道的奴隶主相比，加纳先生还使他的奴隶产生幸福和满足的感觉。

是他把“男子气概”的观念灌输给了他的黑人奴隶，还使他们掌握决定怎么干活的特权（这在其他奴隶主统治下是没有的）使得他们暂时地保有一种假象的人格和身份感。

之所以说这种民主是虚伪的，由此获得的一切自由，权利和人格也是短暂的是因为这一切都建立在不推翻奴隶主统治的前提下。

表面上加纳先生鼓励黑尔替他年迈的母亲贝比萨格斯赎回自由，实际上是变相地将年轻力壮的黑尔永久地作为他的奴隶使用。

而当一旦撕下这伪善的面具，加纳先生去世后庄园由“学校老师”为代表的毫无遮掩的白人至上的霸权所接管，黑人奴隶悲惨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

赛斯被几个白人夺去了奶水，目睹这一切发生的黑尔精神崩溃不知所踪，西克索被活活烧死，保罗D在被卖掉时因恐惧而有了哆嗦的毛病，后因企图杀死学校老师做了死囚，在采石场砸了86天石头后才克服了哆嗦的毛病，又流浪漂泊了18年后才來到赛斯所住的124号房。

沉重经历使保罗D质疑自己的“男子气概”，“‘先生’（这里是一只公鸡的名字）还可以是，一直是它自己，可我就不许是。

就算你拿它做了菜，你也是在炖一只叫“先生”的公鸡。

可是我再也不能是保罗D了，活着死了都一样。

”（托，1996：85）其次“学校老师”的到来真正开启了奴隶制度下黑人生活的梦魇，可以说奴隶制的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真面目在此刻才得以示人。

赛斯身上树枝般的伤疤是具象可见的，但心灵上的创伤却只能独自承受。

“学校老师”说他们（黑人奴隶们）根本不算人，他们身上一半是动物的属性，另一半才是人的属性；他们夺走了赛斯的奶水—其实是强暴了赛斯的隐喻说法（隐喻这一语言的修辞，正是在意识无法承受一系列的打击时采取的防御机制，这样意识无法解释、承受的东西被压抑进入人的无意识领域）逼疯了赛斯的丈夫黑尔；贝比塞克斯说“世上除了白人没有别的不幸”。

（There is no bad luck in the world but white people）（托，1996：58）褔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权力的两种形态——压抑性或否定性和生产性，在“甜蜜之家”的白人统治中都得到了体现，但两种形态的转变方向却是逆反的，从加纳先生的类似“生产性”的统治到“学校老师”赤裸的压迫、否定式管理如出一辙，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黑人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是摆脱了“两个主人”后做自己的主人。

赛斯的杀婴行为正是建立在强烈的想要摆脱白人控制的生存直觉以及在作为母亲自己为孩子选择命运的母爱直觉判断上，然而在奴隶制度下，奴隶连同他们的子女都只是奴隶主的财产，他们的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奴隶主手里，这样的冲突才促使赛斯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杀手，虽然近乎疯狂，却恰恰是出于深深的母爱和人性！面对白人的强暴，失去言说机会的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黑人群体，莫里森只好用死去的女儿宠儿从坟墓回到人间的方式，追溯母亲的经历，再加上黑人社区的帮助，使魂魄得以“安息”。

文中一处宠儿自述，回忆了从非洲到达美洲的奴隶贸易船，黑人奴隶集体劳动的场景，宠儿不仅是在为自己言说，为母亲言说，也是在为整个黑人群体在言说。

追溯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和言说，一方面也是为了忘却，是使过去真正成为历史，解放创伤带来的心灵之负。

二、差异文化中的身份追问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大师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构建时，提出了文化差异的概念，并把这一思路延伸到各种身份政治中，这就意味着每一种身份都不能把自己表征成最本质的，而压制遮蔽其他的身份。

他强调的是“人类的各种文化是靠差异来确定自身的，都内在地与其他文化相参照，因而有其他文化的踪迹，并且可以为其他文化所改写。

因此作为差异的建构，任何文化也都不可能是同一的，内部都必然会有差异，因此任何一个文化都是一个杂交体，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

”（贺，2012：134-137）美国黑人文学作品正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杂交的一个集中体现。

关于美国社会到底是一个大熔炉还是一个沙拉碗的追问，也许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空间”。

黑人作家一方面渴求认同白人文化，另一方面又因为维护黑人文化而与白人文化分离，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在同化和分离之间持续的张力。

”（王，2004：2）这体现在黑人小说的双重文化传统：源自非洲的口头文学和源自欧美的书面文学的结合。

《宠儿》本身具有明显的后殖民主义色彩，除了创伤叙事，多角度叙事，非洲民间传说，黑人音乐和黑人英语的杂糅也是莫里森对宣扬黑人文化，黑人在美国白人社会文化之中的曾经失语到练习发声的探索。

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和创伤个体的心理重建，记忆重建都是主体个人身份建构的重要方面。

《宠儿》中无论语言描写还是思想内容处处渗透着吟唱音乐的节奏和动人的感情。

保罗D回想自己在采石场砸石头的经历，有三处“下雨了”的描写，在故事的最后莫里森说“那不是一个可以继续的故事，那不是一个可以重复的故事，那不是一个可以流传的故事”，增强了小说的魔幻现实色彩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萦绕不去、意味深长的回味。

小说中丹芙最终走出“鬼魂缠绕”的124号房向邻居求助，在黑人社区的帮助下拯救了赛斯，自爱，黑人社区的爱和互助是暗含在文中的黑人勇敢面对过去走向未来的可行之道。

饱受苦难的黑人群体，他们拥有共同的非洲祖先，相同的奴隶经历唯有团结起来互相扶持才能汲取坚强的力量在种族歧视肆虐的白人社会生存下去。

除了对创伤主人公或失言或破碎的语言状态的描写，莫里森还对语言无力及对白人话语权威的嘲讽，如名为“甜蜜之家”（sweet home）的种植园却根本不是温馨甜蜜的，其下掩盖的是白人对黑人的残酷的奴隶制统治。

文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黑人奴隶西克索对自己偷窃的辩解。

“学校老师”例行公事般地质问西克索是不是偷吃了猪崽，“‘你偷了那只猪崽，对吗？’‘没有，先生。

’ ‘我怕眼睁睁地看着你，可你对我说你没偷它？’ ‘不对，先生，我没偷。

那不是偷’…… ‘那么，是什么呢？’ ‘ 增进您的财产，先生。

’ ‘什么？’ ‘西克索种黑麦来提高生活水平。

西克索拿东西喂土地，给您收更多的庄稼。

西克索拿东西喂西克索，给您干更多的活儿。

’”（托，1996：227）此处莫里森展现的西克索对殖民主子质问的反应，既不是强烈的反击，也不是无原则地认错、屈从，仔细体会，这其中有一种霍米巴巴模拟说当中的“狡猾的谦恭”。

这种借用白人主子的话语系统来为黑人自身行为辩护，无论对西克索来说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客观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白人中心的霸权思维的缺陷及其可颠覆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