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的忠实性
【摘要】忠实性原则是，用一种语言（target language，TL）表达另一种语言（source language，SL）时，保持与原文的对等（equivalence）。

在忠实的内涵上又包括形式上及意义上的忠实。

但翻译是错综复杂的特定的语言创造活动，绝对的忠实只是译界一直追求的重要标准之一。

本文从传统的翻译理论入手，将不同学者对忠实的标准比较分析，进一步引出对此标准具有冲击的理论，并最终以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用相对性与动态看待翻译中忠实性的标准。

【关键词】忠实性原则相对性动态发展文化差异
本文通过东西方翻译理论的对照，力图阐明翻译中忠实性标准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分析文化差异对译者的影响，力图说明译者无法忠于原文的原因，最终引出应用动态发展与相对忠实的角度看待翻译。

1.传统忠实标准及局限
忠实性标准一直是翻译中最重要的标准，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上译者无不遵循这一原则，然而，忠实到底指什么，实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翻译者在把原语言转化为另一语时尽量保证对原语言的意义，形式等不改变。

以下就是东西方学者对忠实性的表述。

1.1 传统忠实标准（东西方不同的表述）
1.1.1 传统忠实标准之论述。

早在一百多年前，严复先生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斯论一出，直如石破天惊，使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此现象成了”西方学人或学界难以明白的学术奇观”。

而且自提出之日起，一百多年来，它在国内翻译界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经典翻译标准把”信”置于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忠实”的推崇。

严复的翻译观虽被奉为译学圭臬，但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

上个世纪30年代，由鲁迅、梁实秋、瞿秋白和叶公超参与的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论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此次论战其实可以说是一场”直译”和“意译”之争。

鲁迅先生坚持”宁信而勿顺”，提出了易解、丰姿双标准：力求易解和保存原作丰姿，就是既要通顺也要忠实。

这其实是对”忠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而要忠实于形式。

到了五六十年代，继傅雷提出”神似说”后，钱钟书又提出”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不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入于’化境’”。

这种“忠实”可以说是对原作最大程度的忠实，但过分强调艺术性，可望而不可及。

1.1.2 西方学者对忠实的论述。

西方第一个系统阐述翻译理论的是法国学者多莱（Do. 1et），他提出了翻译的五原则：理解原著内容；通晓原语和译语；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求整体效应。

18世纪末，泰特勒（Tytler）在《论翻译的原作》中也提出了翻译的三原则：译作应完整的再现原作内容；译作风格与原作相同；译作应如原作一样自然流畅。

表面看来，这些传统译论者似乎只在谈论翻译的方法和原则，其实他们都谈到了翻译的标准问题。

进入20世纪，费道罗夫和温特在给翻译定义的时候就加上了”忠实”、”全面”、”等值”等要求，卡特福德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的话语材料用另外一种语言的等值话语予以替代。

并且提出了”文本对等”论。

西方学者所提的”等值”和我国学者所提的”忠实”标准一样，要求”信”于原文。

1.2 局限性。

对以上表述分析不难看出”忠实”标准从一提出就占据最高地位。

而这种特殊地位是和翻译的本质分不开的。

而对于”忠实”的认识，既有持绝对观点的，也有认识到了其相对性和局限性的。

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标准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以原文为本位，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的标准。

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

那么，我们研究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深入的研究忠实性的局限性。

也就是说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忠实与不忠实的关系。

是不是不忠实或不完全忠实与原文就不是好的翻译？影响译者翻译主动性的因素有哪些？
2.现代译论对”忠实”标准的冲击
中国传统译论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思路渐次发展，长期具有理论活力；西方传统译论也是立足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现当代译论颇具影响。

但是传统译论处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难免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性。

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并且给本身具有局限性的传统标准带来冲击和动摇。

2.1 许渊冲，辜正坤等的观点。

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

文学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

所以像以往之谈”忠实”是远远不够的。

这种提法突破了翻译”以信为本”的传统观念，首次公开剥夺了”忠实”标准的核心地位，但总的理论体系走的还是典型的传统译论的老路。

真正算得上有所突破的是辜正坤于1989年提出的”多元互补论”：翻译可以依据不同情况设嚣不同的多个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在不同时期发生各种变化，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翻译标准应是距离原文的”最佳近似度”。

但是，在这一理论中，原文作为最高尺度这一观念并未受到质疑，相反，原文被认为是翻译的”绝对标准” 但从打破一个标准一统天下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论”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2.2 奈达等西方人的观点。

在西方，奈达提出了”等效论”，要使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
对原文的反应。

他推出了”功能对等”说，其”功能”指的是原作在原语文化中的功能，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这一功能怎样才能在译语文化中充分保留，使接受者因得到同样的感受而满意，却形成了一个难解的“扣”。

奈达因此而饱受诟病。

奈达的贡献在于把焦点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转移到两个交际过程的比较，把可能影响信息接收的各种语言和文化问题都放在考虑之列。

近些年来，从70年代起，在国外发展起来的一些当代新译论逐渐进入我国，为翻译批评标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

其中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活动，翻译标准实际上是受翻译目的所控制的。

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

目的论提出了两个法则：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

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者的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而定。

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则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忠实”。

我国著名学者王东风2004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文章《解构忠实-- 翻译神话的终结》，把忠实说成”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本文认为忠实的概念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定之上的，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错误假定就是原文话语之中一定有一个恒定不变的原意，德里达用延异这一反概念证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抽去了原意确定论的立论基础；同时新批评也用意图谬误说论证了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原意确定论的不切实际性，进一步支持了对忠实的解构。

”至此，”忠实”标准受到最大程度的冲击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