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王源2011年9月25日，“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在著名作家莫言的故乡山东省高密市举行。
本次会议是2011第二届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重要内容之一，是在中共高密市委、高密市政府的支持下，由市委宣传部、高密莫言研究会具体组织承办。
来自山东省内高校、省作协、省文联、省社科院以及省内媒体单位的专家、学者、记者四十余人应邀与会研讨，会议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言研究会顾问杨守森主持。
莫言向与会者谈了《蛙》的写作历程与创作心得。
莫言表示，这部小说从2005年开始写作，中途因没有最终确定好结构问题而一度搁置，在完成《生死疲劳》之后，又重新开始创作该作品，历时四年，三易其稿才得以完成。
莫言谈到，《蛙》的此次获奖，表明文学对重大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的关注获得了开放性的认同。
作品虽然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为集中表现的主题，但并非要写计划生育事件的过程，而是“盯着人”也就是以塑造人物为核心来写，作品中的很多情节和人物直接取材于作者故乡的生活和亲友。
《蛙》的整体结构采用了书信体，使得作者的写作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发挥空间；同时在作品末章创新性地融入了“话剧”剧本的艺术形式，大大扩展了小说的表现维度。
莫言坦言，尽管《蛙》获奖，但并非完美无瑕。
作品没有写“大”，因为在关键处落笔时作者仍存在某些顾虑，故而“手下留情有所保留”，同时他认为作品也缺少更加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感悟。
继而围绕《蛙》的主题思想、形象塑造、艺术特色、意义价值等方面，与会的专家和学者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研讨。
一、主题思想的巧妙处理与把握长篇小说《蛙》围绕“计划生育”的主题来展开故事情节，关于莫言对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社会主题的选择、处理和把握，不少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评价，尤其着重于作者如何巧妙地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思考融入到宏大叙事之中，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中国，实现和世界的可能性对话。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谭好哲提到《蛙》和莫言以前的作品很不相同，它有一种对历史现场的非常强烈的反思性关照，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不仅写了计划生育，还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很多的“新”。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的叙述和追论的作品，很多场景都值得去思考其文化寓意，怎样看待生命，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孕育、生长的欢快和困顿，作品在特定的语境下都展现得畅汗淋漓。
同时，这个作品有很强的多方面呈现的主体意识，比如反思意识和罪感意识，莫言是在替这段历史当中某些不能够让人性和人生正常发展的因素忏悔。
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掖平认为，这部作品是莫言是想尽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和良心，以文学的话语来审视和直面一段绕不过去的特定历史和情境。
他选取了巧妙的叙述视角，虽然描写的是非常宏大的历史事件，采用的却是个人的、民间伦理的小切口进入。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万森说，莫言并未局限在对社会问题的描述，也不是用自己的小说手段去写去剖析社会问题，而是以现代性的反思去写计划生育的主题，并将对这一主题的思考放置在了与世界对话的层面上。
作者在写作时具有深刻的写人性苦难的意识，采取了“以我入罪”的写法，并不是孤立的自我反思，而是和主人公、和读者、和历史以及我们的民族文化一起感受罪感，体现的是一种现代型的、焦虑的反思。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奎英谈到德国981文学理论家荣格曾经把文学作品分成幻觉型和心理型，前者就是浑然天成一般，是作品带着作家汹涌澎湃地往前走；而后者是作家控制着作品能够达到其想要达到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看《蛙》应该是心理型的作品，这和莫言选择的题材有关系，题材的敏感性要求作家必须要有很好的掌控力，而莫言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孙书文认为，文学的本性，在于展示生活的状态，作家和读者都在其中体验着、思考着。
计划生育在在中国业已执行了三十年，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与观念。
莫言的《蛙》围绕计划生育的农村来写，描写这一政策下农村的众生相，描写在传宗接代的意愿下酿成的一出出悲喜剧。
莫言的写作并不是判断政策的错与对，也不是臧否哪一个人物的高尚与低微，而是要借这些事件来捕捉生命的感觉。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丛新强评价，《蛙》铺陈各色人物，展开当代世界独具特色的中国生育史的画卷。
生育本是再平常不过的自然事件，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基，而在当代中国，却成为异常醒目的政治事件和全民轰动的社会事件。
历史与伦理的巨大悖论，人在历史与伦理的漩涡中的生存状态，于中国特色计划生育国策的宏大叙事语境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济南大学学报》编审张东丽说，这部作品题材深厚博大而复杂丰富，历史的合理性与反人权，爱国思想和反人道，现代的生育观念和老百姓传宗接代的意识，有所缺失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和农民养老的实际需求，各种矛盾混合在一起，让人深刻回味和思考。
二、形象塑造的鲜活立体和深厚意蕴《蛙》中塑造的人物为数众多、形象各异，一个个鲜活、立体，丰富的众生相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和纠结，蕴含着发人深思的厚重意蕴，其中以主人公姑姑万心最为引人瞩目。
围绕作品的形象塑造，专家和学者们也进行了多角度切入的深层次讨论。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衍柱评价，主人公万心是一个像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给人以新奇而又令人信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量的“圆形人物”。
这个人物在极具激烈矛盾性的外部环境中，一方面表现出一个身上流贯着革命传统血液的农村女医生的高度自觉的党性和责任感，一方面又作为一个无限热爱生命的女医生在践行国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深刻的“负罪”的潜意识。
她将乡土性、民族性、人类性、党性与个性统一于一身，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山东省作协青年文学评论家赵月斌认为《蛙》中的姑姑万心可以称作一个灰色英雄，她的一生一直和国家大事、国家的大政方针高度自觉地吻合，这样的人，人们一般用爱国主义的或是政治政策的标准来评判，褒扬其先进性、典型性和英雄性。
而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英雄人物，在莫言的笔下变得非常的复杂，她生活在一种被社会各种各样权力、压力所裹挟、所推搡的环境里，为了与社会的大众方针能够调和，她的人性就可能发生变异。
莫言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让大家去思考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是一个怎样的生存环境。
丛新强副教授谈到，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总是通过再现公共记忆和塑造独特的艺术形象来透视人性世界的复杂状态，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有限的个体经验和流行的社会表象。
姑姑是一个处于历史语境与伦理叙事裹挟中的悲剧式人物，本是接生过无数新生命的妇产科医生，而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历史叙事中，却成为不断限制甚至扼杀新生命的计生主任。
在巨大的反差和深刻的悖论中，姑姑的错位人生呈现无遗，始终存在于历史与伦理的纠结状态。
而转换了的历史语境和伦理叙事又最终让姑姑“脱皮换骨”，与民间泥塑大师郝大手联姻而携手创作泥塑娃娃，从而实现自我生命的终极救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于红珍评价，《蛙》是莫言的又一曲女性悲歌，诉说着女性灵与肉所承受的双重负压。
从肉身承受的痛苦来说，姑姑万心有着女人的肉身，但却是铁人，忍辱负重地重载着历史、国家给自己的使命，伤痕累累、苦难深重。
而作品中诸如王胆、王仁美、陈眉等其他女性人物，都难逃成为“生育容器”的悲苦命运。
从灵魂背负的痛楚来说，姑姑万心有着钢铁般的自尊与意志，强烈的阶级观念与不容置疑的使命感，但作品又犀利地呈现了她灵魂中的剧烈撕扯，一个女人在大历史与小我中的苦苦挣扎，让读者感受到一切在国家、社会名义之下的生存对个我的挤压，尤其是对女性的挤压。
而其他女性人物承受的恐惧不安，无依无靠，都代表着女性灵魂暗哑的呻吟。
《蛙》中的女性们生存在由历史、国家、文化构成的复杂却又荒谬的困境中，被动地用自己的肉身与灵魂坚忍地去承受，具有非常震撼的艺术效果。
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大胆的创新意识《蛙》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在创作意识、结构方式、表达技巧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鲜明的特色，体现出莫言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艺术创作活力和能力。
尤其是对《蛙》的文学结构方式，莫言进行了大胆的超越艺术体裁式的创新。
对于这部作品以及莫言整体创作的艺术特色，专家、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李衍柱教授首先提到书名《蛙》是具有人类学、美学的隐喻与象征的艺术符号，蕴含了作家对生命美、社会美、艺术美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同时他认为《蛙》的艺术结构极具原创性和创新性，书信体、小说、话剧三种文体互换、多层次有机地相结合。
《蛙》在创作上还有一个突出的091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研讨会综述特点是作家直接成为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而且是“一部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
“负罪”与“救赎”意识的萌发与形成，是作者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本我潜意识的自然流露。
李掖平教授评价，《蛙》在题材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作者的创作思维是高度甚至彻底意象化的。
首先题目有多重的隐喻性，让人联想到蛙族群的强势繁殖能力，婴儿诞生时的哇哇大哭，女娲造人的传说；其次书中的人名也具有特殊的隐喻性，当人物的以身体器官构成的名字汇集到一起时，代表的是一个族群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中的生命印记；再次“我”和日本友人间的通信也具有某种隐喻性，“我”提及的姑姑的负罪感引发日本友人对自己父亲当年作为侵华日军成员的愧疚感，二者共同构成了世界性语境中一致的“问罪”意识，这使得莫言的创作敞开了一种和全人类对话的可能性。
同时她指出，作品的结构可以看出莫言进行文学创作试验的勇气，书信的随意敞开、赤诚相见，小说叙事的全知全能，戏剧的荒诞、夸饰、强调表演性，很好地融合为一体。
“双层套盒”式的结构，既保证了书信的自由和叙事的实在的结合，又保证了叙事的实在因不拘泥于文体形式的规范而显得飞扬灵动。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军说，莫言在小说结构艺术上不断突破自己，寻求新的艺术表达形式。
《檀香刑》从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结构之中吸取营养，同一故事在多个讲述者的讲述下有了不同的面貌。
《生死疲劳》借佛教六道轮回的形式来展现故事，在荒诞的外衣下浮现出解放以后农村社会风云变换的历史。
《蛙》则是很有创新性地把一个剧本拿来与四篇书信共同结构成一部小说。
剧本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前四部分的补充，与前面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有相悖，相互指涉，有互文方式，还有话语狂欢。
莫言选取的这种方式，非常适合于表达他深切的内心体验和感受。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盟山东省委副主委仪平策认为，《蛙》的题目和选材表明莫言具有人类学的视野和眼光，而且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殖崇拜和母性崇拜有自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