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宋官瓷本报记者李红军进入２００３年，禹州人信心十足，要做活做足钧瓷文章，把钧瓷打造成禹州的名片，河南的名片，甚至中国的名片。

委实，走在禹州街头，你能感受到那浓浓的钧瓷气息，街头，店里，不经意间，你就会触摸到生机盎然的钧瓷，你也会感受到禹州人对钧瓷的挚爱和追求。

汝州人和宝丰人也不甘示弱，雄心勃勃要以汝瓷开发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那么，作为宋代五大名瓷之一的官瓷现状如何？“很多研究官瓷的陶瓷专家，都没有看过官瓷啥模样！”２月２６日下午２时许，我来到位于开封双龙巷的中国北宋官瓷研究所，见到曾经亲眼看到过北宋官瓷、并经过几年时间试制出仿宋官瓷的王振宇先生时，他说。

王先生见过，但那也是生平唯一的一次，是经共和国副总理特批的一次。

虽然已过去２０年，谈到那次“相见”，王先生脸上还是流露出了欣慰、幸福、骄傲的神情，甚至颇有点儿“牛”的神情。

那是１９８３年的夏天。

此前的１９８１年，接受了国家恢复官瓷研究项目的开封官瓷研究所（最初为开封市工艺美术试验厂），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提供数据（当时提供数据资料的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家治），成立了由王振宇、高菊德、何浩庄三人组成的研制小组，经过两年数百次试制，烧出了他们自认为比较理想的仿宋官瓷。

但流传下来的宋官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仅他们不知道，很多研究陶瓷的专家也没有亲自看过。

官瓷要进行鉴定，他们必须得看看宋官瓷，看看他们仿制的与之相比有多大的差距。

但官瓷是国宝，一般人根本不允许看。

最后，成立了由王振宇、王清林、刘海诗及原美术公司宋书记等四人组成的赴京看官瓷小组，“托关系”、“走后门”，将他们要见官瓷的愿望和原委，传到了共和国高层，北京六月酷热里四个河南人的诚心感动了高层。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批示，由国务院办公厅致函，特准他们四个到故宫博物院观看传世宋官瓷。

听到这个消息后，四个人几乎一宿没睡。

王先生说，那感觉比第一次相亲都兴奋。

当时，研究了多年陶瓷的故宫博物院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听说这件事后，也极力要求他们让出一个名额给自己，想去看看官瓷到底啥样？但因为那天上午有一个日本团来访，必须他接待，只得失之交臂，并成为终身憾事。

那天上午９时整，王振宇先生等一行四人来到故宫，出示了有副总理批示的“国办”函，从故宫后门、由院长亲自领着，走进故宫。

经过一关关签字，再由一道道手的传递，最后，国宝呈现在四人面前，那是被一层层毯子包裹着的宝物，王先生还清楚地记得最外面一层是蓝色绒布，刚开始，他们四人面面相觑，不敢轻易下手去揭，时间一分分过去，平静平静狂跳的心，王振宇们四围站着，护卫着宝物，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掀开了第一层。

整整翻开四层。

盛装官瓷的锦盒才展现在他们面前。

一行字，像一道闪电，晃得他们的眼睛眨了几眨，横在他们面前的是“国家一级文物甲”。

这行字下面，就是故宫存放的宋官瓷，总共四件，笔洗、花瓶、笔筒和尊。

虽已事过２０年，王先生说，提到这件往事，他仿佛还能听到自己心的狂跳声。

很静，人都好像不呼吸了。

世界仿佛也停止呼吸了。

“这是国家一级文物甲，如果碎了！谁打碎的，不用审了，就是极刑！”院长的声音很轻，可是像炸雷，把每个在场人的心，狠狠“震”了一下。

“那一刻想哭，想痛痛快快哭一场！”王先生说。

“开片”很大，透着一股皇家的“霸道”和无他。

口部有细微的紫色，底部没有上釉的地方也随意着黑色，“紫口铁足”，王先生那一刻想起书中人们对官瓷的形容。

入定了，走进官瓷深处，便有一种境界顿生，感觉，恍如一池皱皱的春水，荡漾开来，水波粼粼、涟漪道道；走开了，又被罩在古色古香里，品味着古朴宏伟，高穆浑雅。

心仿佛一下子变得很大很开阔，一刻儿涌动着古韵幽香，一忽儿又俏润出沉静素雅；一刹那升腾着“王者”大气，转瞬间又归于简简单单。

这就是官瓷。

再次回到北京炎热的街头，王振宇等四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这辈子值了。

从故宫博物院回来后，王振宇等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但也增强了信心，他们发誓，一定要研制出宋官瓷。

经过数百个配方试验，１００多窑烧制，到１９８４年，他们携带自己的作品，赶往北京再次请教专家，并得到专家认可。

１９８４年６月，著名陶瓷专家傅振伦、邓白、李国桢。

叶喆民、汪庆正、宋伯胤等来到开封，对王振宇等试制的官瓷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仿制品釉色如玉，风格逼真，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的宋官瓷传世品媲美。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８日的《人民日报》等全国媒体大都报道了此事。

遗憾的是，虽然仿宋官瓷已经研制成功，但它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由于缺乏资金，加上经营不善，现在，王振宇先生基本闲着，而研究的成果也闲着。

在官瓷研究所窑炉和制胚车间，记者看到，没有进行生产，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与钧瓷生产的兴旺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一位研究所人员介绍，因为冬天天冷不易干燥才停止了生产，而另一位研究所负责人员则坦言了目前存在的尴尬：销路不好，官窑基本处于停产状况，研究所现在不是独立的机构，好几年前，由于经营不善，研究所被开封市第一印刷厂兼并，现在印刷厂效益不好，准备把研究所所在的楼出售给别的单位。

实际上，困境不只是官瓷研究所一家，开封生产官瓷的总共三家，除官瓷研究所外，还有当时参与研制官瓷的高菊德先生和何浩庄先生，他们的窑场目前也都处于停产状态。

高菊德先生说，家里积存了几千件，只有等卖一部分再生产。

坐在实际上已不是官瓷研究所地盘的楼上，王先生脸上带着与他５０多岁年龄不太相符的沧桑，他说，难道这是宿命，官瓷注定“生产寿命”不长？北宋官瓷生产的时间很短，从公元１１０７年（也有说１１１１年）宋徽宗自己建窑烧制，到１１２７年靖康之变，总共不到２０年，后来，金人南侵，北宋官窑便湮没于历史尘埃中。

官瓷遗址在哪里？８００年，往前看，是一个遥远而漫长的历程；当成为过去的时候，只是弹指一挥间。

如果说时间是流动的历史，那么空间就是凝固的历史，物化的历史。

流动的历史意味着过去，是记忆，而固态化的历史往往就是现在，是佐证，过去与现在的融会形成公正客观没有争议的历史。

当我们走到官瓷这段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奈和尴尬，因为它是历史，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足迹。

宋代五大名瓷中的钧窑、汝窑、哥窑、定窑，分别找到了当初生产的窑址或窑群，还出土了大量瓷片，而独独北宋官瓷，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生产它的窑址，甚至碎片也没有找到。

但所有关于官瓷的记载，却在证明着它的存在。

南宋顾文《负暄杂录》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叶寘在《坦斋笔衡》中也说：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宣政即宣和、政和年间——宋徽宗年间的称号。

官瓷历史的民间“记载”，则是一个“家有万贯，不如有官瓷一片”的故事，说的是北宋徽宗年间，有个地方小官王成，父辈留给他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镶在檀木盆内，珍藏在内室。

据说，这块石头到快下雨时，能生云起雾，乡邻有人弹琴奏乐，它能随时发出同样的回声。

后来被蔡京知道后，强行让他进献到皇宫。

在蔡京家，王成看到官瓷瓶后，为图报复就偷了官瓷瓶，结果被皇帝召见时不小心摔在地上，只落得几个瓷片回家。

几家富商听说王成从皇宫带了几片官瓷，都愿以万贯相购，哪怕得一片也行。

王成见这些人都很有身份，只好卖了三片，剩下一片死活不卖。

他对客人说：“我以祖传家宝换得几片官瓷，差点丢了性命，已愧对先人啦。

”从此就留了“家有万贯，不如有官瓷一片”的说法。

这种附会的故事当然经不起推敲，但从一个侧面，同样说明了官瓷曾经存在。

站在北宋官瓷研究所楼窗前，王振宇先生指着大片大片低矮的贫民窟一样的房子说，官瓷遗址肯定有，也许就在这一带房屋下；曾经有人说，开封县陈留镇可能是生产官瓷的地方，王先生多次到那里考察，但最后排除了陈留官瓷窑址的说法，想想，官瓷的大部分造型都是宋徽宗设计的，窑离皇城一远，那岂不是很不方便？高菊德先生说，官窑不但有，而且就在开封，他赞成已故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的观点。

在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哥窑”问题质疑》中，冯先铭先生说：“‘官窑’的地址不易找到。

它的烧造规模小，延续的时间也短，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官窑’生产对民间是绝对保密的，因而在它弃窑时，一般也要按照宫廷的旨意，彻底毁掉，不留痕迹。

这就是考古调查至今未发现官窑地址的根本原因。

传世‘哥窑’的窑址未被发现也不能不与此有关。

”冯先铭先生过世后，他的学生李辉炳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压根儿就没有北宋官窑，支撑他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在开封没有发现窑址，二是没有燃料基地，三是没有原料……李辉炳先生的观点显然是一家之言，记者翻看《辞源》，找到了一条这样的注释：官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造瓷。

胎骨有白、灰、红之分。

其土取自汴东阳翟，陶炼极精。

釉色有天青、翠青、粉青、月下白、大绿。

粉青为上，淡白次之。

纹片细如蟹爪，以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

传世有盆、尊、壶、炉、花浇人面杯、水注、笔筒、臂搁、瓷印、印泥盒等物品。

南渡后有邵成章提举修内司造瓷器，称内窑，又号邵局，通称南宋官窑。

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下。

皆袭汴京遗制。

釉色微带粉红，浓淡不一。

其后又在郊坛下立新窑，窑址在杭州乌龟山西麓，质量不如旧窑精好。

走出官瓷研究所的时候，天色已晚，华灯初上，黄晕的灯光将开封衬得更加神秘。

看着巍峨的古城墙和古意盎然的仿宋建筑，仿佛来到了繁华盛世的宋代。

我来到鼓楼广场，坐在一个小摊位前。

摆在面前的是个粗瓷碗，碗里盛的是馄饨，据说宋代就有这样的馄饨。

８００年，历史有风云变幻，有沧桑更迭。

皇家御用成了古董，百姓用的，可还是这样充满活力。

眼前恍惚闪出一个场景，宋代的皇室们原本用的是定州瓷，有一天，宋徽宗在用羹时，突然发觉碗边上有些粗糙，有点儿硌嘴，就不再用定州瓷，转而用支钉烧制边缘光滑细腻的汝州瓷。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却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他追求精美雅致艳丽，崇尚古色古香。

他的书画艺术更是一绝，被世人称之为“瘦金体”，他不满足于别人的烧制，干脆把官瓷匠人招到汴梁，亲自设计出了一个个式样让他们烧制。

宋徽宗喜欢艺术，所以连吃也要讲艺术。

因为是官家独有，专供御用，绝不进行市场交易，所有制品禁锢宫中，高墙耸立，宫门森严，就连文武重臣也只有偶尔看看的份儿。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陌生也就合情合理。

所以关于官瓷的民间传说，几乎很难找到。

相信宋时的百姓，跟现在的百姓差不多，谈起官瓷像是谈另一个世界的事儿，宋徽宗烧制瓷器的窑炉，肯定不会像禹州或汝州那样，炉火熊熊，绵延数里，它也许只是一个窑，也许只是几个，这窑也绝对不可能让普通百姓看到。

所以，金兵打到开封之前，外人（指皇室以外的人）根本无缘见到官瓷，金兵到来，所有宫中所藏的奇珍异宝被尽数掳去，这样后世才有官瓷流传到民间。

８００年，年代太久远，当我们再次凝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已无法准确描绘当时的真实。

历史不能用想象补充，在对待历史的时候，我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严谨，就是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