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尔都塞在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进而探究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泽克借鉴拉康的“镜像”理论，探讨了意识形态的想象功能，揭示了“意识形态幻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对阿尔都塞的理论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阿尔都塞与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新研究路向的发展。
关键词：阿尔都塞；齐泽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询唤；幻象；重绘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５）１１－００５０－０５“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１］理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论题。
自马克思借用了法国观念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将其理解为一种虚假的意识之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始围绕着这个问题对“意识形态”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契和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及其革命的关系，认为无产阶级要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先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再夺取国家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
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日趋繁荣，激烈的社会矛盾减缓，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剧烈变化中的社会现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逐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视角的转移，开始从当代西方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对人的奴役入手，对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
近４０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阿尔都塞和齐泽克的理论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尔都塞首度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为揭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控制规律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齐泽克在阿尔都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其擅长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不仅对阿尔都塞的理论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而且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富有创见的“拉康式”解读。
将阿尔都塞和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梳理二者间的学术渊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厘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虽然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幻的东西被强加于人身上，但阿尔都塞认为它不仅是人的精神对现实世界的虚幻反映，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统一体。
阿尔都塞指出这是一种“关系的关系”，即“人类体验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
它是一种“在无意识的条件下以‘意识’的形式而出现的”体验关系。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
”［２］“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
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
”［３］他反对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对实在历作者简介：高远（１９８１—），男，福州市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科学系２００３级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阿尔都塞与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辨析高远□史的苍白、空幻和颠倒的反映，而是将其认同为社会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结构，它所表达的是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
但是阿尔都塞并没有否认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想象的内容既非主体的产物，也并不是颠倒了的现实的幻象或虚假意识。
为此，阿尔都塞不能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意识形态并非青年马克思所认为的是一种“现实畸形的赘疣”，而是保障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特殊机制，那么这种特殊的机制有着怎样的功能并且是如何运作的？阿尔都塞试图通过三个方面的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结构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
首先，阿尔都塞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再生产。
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纳入对生产关系的讨论当中去。
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应包括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又必须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必要条件：１、劳动力的再生产；２、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一种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同时，还要求一种对现存秩序的规则附以人身屈从的再生产，即工人们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归顺心理的再生产，以及一种剥削和压迫的代理人们恰如其分地操纵统治意识形态的能力的再生产，这一切甚至在‘话语’上都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支配权。
”［４］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又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而得以实现的。
随着生产关系的不断重复和深化，由此产生的特定的观念意识又通过不同的表达渠道（如广播、电视等等）向广大的社会个体进行灌输，使得个体倾向于将意识形态机器的观念灌输当作是自我的自由选择，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个体的观念乃至价值取向。
其次，阿尔都塞分析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的征服功能及其运作机制。
国家机器作为一种强制性机器，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无产阶级历次革命所要争取的最终目标，然而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数十年间屡次挫折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识到，仅仅靠夺取政权并不足以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还必须在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夺取思想的领导权。
葛兰西在其著作中就将国家看作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首先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另外是由“市民社会”所构成大量的团体，如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文化团体等等，它们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阿尔都塞则更进一步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来充实国家机器的内涵。
虽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在内容上与葛兰西的大体类似，但是由于意识形态自身已经直接具有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性质，那么它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机制来发挥其为国家权力服务的作用。
实际上，国家权力的统治不仅仅表现在强制性机器功能的发挥方面，在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国家权力的运作根本地体现在意识形态机器的征服功能上。
意识形态一方面既保证了个体的屈从，另一方面又维护和再生了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
这种个体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屈从，一方面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社会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认同。
再次，阿尔都塞通过对意识形态建构主体过程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个体是如何对其社会身份产生认同的。
阿尔都塞认为：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所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
因此主体从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切意识形态都是通过主体范畴的作用，把具体个人询唤或建构成具体主体的。
”［５］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对个体的询唤（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而实现的。
社会上的每个“个体”，即使在出生之初，就已经被赋予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期望，各种外界的影响伴随每个“个体”的终生。
这种“询唤”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刺激—接受”的过程，而是一种“教化”和“暗示”的过程。
“询唤”不可能直接造就“主体”，必须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认同”，才能产生对自我形象的确认，进而形成一种想象性的关联，使每个社会个体同社会整体结成紧密的关系。
从这里不难看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与拉康的“镜像”理论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当婴儿面对着一面镜子，看到自己影像的那一刻，就产生了对“自我”形象的认同。
而这种对“自我”形象的认同，实际上并不是对“主体”的认同，而是对“幻象”的认同。
在此之后，通过外界的种种规训使得这个个体从“想象界”的“自我”逐渐成长到“象征界”的“主体”。
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借鉴了拉康的镜像说，来说明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过程。
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拉康注重的是在镜像产生的过程中个体自主意识的变化，而阿尔都塞则将个体受“询唤”的过程看作是一个被动的、屈从的、单向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说明意识形态的“询唤”作用，阿尔都塞还列举了基督教意识形态“询唤”主体的过程。
他指出，基督教不仅仅通过宗教典籍、教士训诫，而且还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使得参与的个体在意识上将“自我”这个普通的主体与“上帝”这个“大写的他者”融为一体，使得这些“个体”相信，是他们“自己在起作用”，自己是自由并且掌握主动权的，自己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上帝增添荣耀。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上帝”这个真正的“主体”得以隐蔽，作为镜像的“他者的主体”就成为了“大写的主体”。
在这种“双重反射”之下，个体们则更深地嵌入到意识形态所布下的大网之中，“安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仪式所支配的实践之中，他们承认现存事物的状态，承认‘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就是事实’。
”［６］既然阿尔都塞将“主体”的本质看作是无意识的自动臣服性，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的理论中“主体”是处于如此消极、无所作为的境地了。
即使我们在此认同阿氏的意识形态“质询”效用，但是我们也还必须弄清一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对“主体”的“询唤”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前者表述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社会意识的再生产，后者体现的是微观的具体的个体意识的重塑。
必须指出的是，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论，意识形态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是通过构建“自由”地服从既有秩序的“主体”而做到的，那么既然如此，又怎么会出现对这一秩序持批判态度的个体（比如阿尔都塞本人）呢？因此，不难看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着两个较大的漏洞。
第一，即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足够大的能量将社会上的所有个体都卷入其强有力的运转之中，但是它能够保证两者之间没有“缝隙”么？第二，“个体”虽然在受“询唤”时成为了意识形态所乐意看到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就要彻底地臣服于意识形态。
为什么？因为在“个体”受“询唤”而成为那个“大写的主体”之时，意识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表现为“意识”，而是一种“想象”。
它犹如一个“幽灵”，如影随形地通过各种暗示和规训来诱导和影响“个体”，而个体接受意识形态的“询唤”，并不纯粹是“镜像”般的反映。
笔者认为，实际上个体接受意识形态“询唤”的过程，是一个“重绘”的过程。
因为人具有自主意识，所以作为具有自主意识的人的个体在接受意识形态的“询唤”时，是根据自身的理解来对意识形态进行有选择的接受，并据此“重绘”出其所认知的意识形态“图像”。
这种过程就好比画家绘画的过程。
面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的画家描绘出的图像虽然能够反映同一对象的总体性表征，但是在对对象细部特征的刻画上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这种不一致就体现出了画家对对象理解上的差异性。
同理，个体在接受意识形态“询唤”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对同一种意识形态理解的差异。
因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及其对个体“询唤”的过程虽然保证了其机能的延续，但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体对意识形态“重绘”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