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利率市场化论文2篇第一篇一、模型构建模型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中央银行。

居民在面对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对消费、劳动力供给和期末资产进行选择，进而达到预期效用函数最优化的目的。

企业生产的产品分为两类：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

模型假定最终产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而中间产品市场处于垄断竞争状态，并进一步假定企业对中间产品的价格采取Calvo(1983)［22］定价的形式，企业通过对产品数量和价格的选择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目标包括物价、经济增长及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稳定。

模型中总需求由居民效用函数最优选择决定，包括对国内生产产品和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总供给由企业利润最优化选择决定，包括国内生产产品的供给和出口品的供给。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方程由泰勒规则的拓展形式体现，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我们根据Mi-shkin和Savastano(2001)［23］的方法将名义汇率变动加入货币政策反应方程中，并进一步考虑经济增长率对名义利率水平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假设世界由本国和外国构成，本国生产的产品用H表示，外国生产的产品用F表示，本国和外国生产的产品都包括H和F。

假设H和F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η。

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由多个品牌构成，本国产品的替代弹性和外国产品的替代弹性均为ε。

(一)居民行为决策与总需求方程不同于传统的IS—LM模型，DSGE宏观经济模型要求经济总需求方程体现居民对其效用函数的最优化，假设国内居民和国外居民拥有相似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

假设经济中存有无穷同质且无限生命的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的决策问题是选择自己的消费、劳动供给和实际货币持有额的持有量来最大化居民的终生效用。

(二)企业行为决策和总供给方程同传统AS—AD宏观经济模型不同，DSGE宏观经济模型要求总供给方程体现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观点。

从供给角度看，企业最终产。

(三)中央银行货币政策Mishkin和Savastano(2001)［23］将控制汇率波动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放入货币政策规则中。

国内很多学者也仿照类似的做法，如赵进文，高辉(2004)［7、王胜，邹恒甫(2006)［24］，刘斌(2008)［25］等，为此本文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设定如下。

(23)和(25)式中引入了汇率项，其反映了本国货币政策对名义汇率变动的敏感度，若系数φq=0，表示货币当局不干预汇率的波动，即本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若系数φq≠0，表示货币当局面对名义汇率波动会做出反映，相对应的汇率制度为一种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

国内也有很多文献均将汇率引入到货币政策规则中，进行拓展研究。

如王晓天和张淑娟(2007)［26］，卞志村(2008)［27］，袁申国、陈平、刘兰凤(2011)［28］。

国外的货币政策用标准的泰勒规则表示。

(四)国外家庭部门行为国外家庭部门进行与国内家庭一样的最优选择，可以得到相对应的一阶方程为。

二、参数的估计与检验(一)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模型中反映稳态特性的参数用校准法，刻画模型动态特征的参数需要用统计方法估计。

总需求和总供给方程的估计因为方程组包含预期变量，因此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是有效的，常用的广义矩估计方法。

广义矩估计方法因为限制条件较少，是目前估计前瞻性方程的有效方法。

估计的参数需要用到的数据主要是国内数据：产出、通胀率、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和国外净资产。

数据样本选取1996Q1～2014Q2，数据来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EIC数据库、Wind数据库、IMF公开发行的国际金融统计、EIUCountryData。

为了消除通胀的影响，需要将名义GDP转化为实际GDP，实际GDP=名义GDP/定基通胀率。

定基通胀率选取基期为1995年第4季度。

潜在产出采用被广泛应用又比较容易处理的HP滤波方法。

一般模型中的产出变量用产出缺口的变化率来表示。

通胀率采用CPI，本文将定基CPI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后再进行季节差分，得到的季度环比通胀率作为通胀率的衡量指标。

定基CPI也采用EIUCountryData数据库公布的数据，并转化为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基期的指数。

选取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作为市场利率的代理变量。

(二)校准、估计和检验1.参数校准不失一般性，设定外生技术水平冲击稳态值为1。

在稳态通胀等于1的情况下稳态名义利率等于稳态实际利率，用样本期内的名义存款利率扣去通胀率再取平均值(谢平、罗雄(2002)［4］，陆军、钟丹(2003)［5］)得到稳态利率为1%。

综合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对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各不相同，但是其估计出的资本产出弹性一般都在0．5～0．8之间，而多数估计是在0.6～0.7之间，本文取0．6。

物质资本折旧率的年度值大多设定为10%，对应的季度值为2．5%。

大多数国内外文献将mc取值为0．91，国内学者基本做此设定，如刘斌(2008)［25］，王彬(2010)［29］等。

φ为闲暇与消费的替代系数，设定为1，价格前向性概率ζ分别为0．25。

为了保证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情况下，各外生冲击(除政策冲击)的回归系数的一致性，各外生冲击回归系数和标准差采用校准方法，而其他的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如表1。

表12.参数估计因为货币政策规则方程中包含预期变量，因而采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是有效的，对带有预期变量的估计，广义矩估计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因为GMM的限制条件较少。

广义矩估计是一种重要的统计参数估计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在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

在随机抽样中，样本统计量将依概率收敛于某个常数。

这个常数又是分布中未知参数的一个函数。

在不知道分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利用样本矩构造方程(包含总体的未知参数)，利用这些方程可求得总体的未知参数。

只要模型设定准确，则总能找到该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若干矩条件，从而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

估计时工具变量选择滞后期的通货膨胀、实际利率、汇率和产出缺口。

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估计结果t统计量值的DW值可以看出估计结果的显著性。

三、利率市场化对两种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比较分析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效应包括影响水准和作用时间两个部分。

政策的影响水准方面，需要回答的是在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货币政策调整能对产出和通胀波动产生最大的影响。

在经济的起伏波动中，一种合意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能通过自身的松紧变换最大水准地烫平波动。

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时间而言，自然是越短越好。

因此，从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效应看，合意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挥最大的政策效应。

下面给出当长期稳态利率为1.035、1.07和1.105时，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和通胀对一个百分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图。

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初始冲击效应逐渐增强;利率提升一个百分点对产出的初始冲击效应几乎不变。

说明利率市场化提升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并没有随利率市场化而提升。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货币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初始冲击效应逐渐增强;利率提升一个百分点对产出的初始冲击也逐渐增强。

说明利率市场化有助于提升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通胀的能力，但是相对而言，价格型调控通胀能力更强。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以总结得出：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提升了其调控产出和通胀的能力;价格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没有提升其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但是却较大幅度提升了其调控通胀的能力。

从调控作用时间和影响水准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于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果较好。

以上结论虽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得到，但是结论中的数量型部分和金中夏等(2013)［19］在封闭条件下得到的结论一致。

四、结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

为此，本文在小型开放经济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产生的影响。

结果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市场化都能够有效地提升其调控能力，特别是利率市场化较大水准提升了价格型政策调控通胀的能力。

并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行，相对数量型而言，价格型调控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的能力更强。

因此，要坚定不移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改革利率的形成机制，使之成为准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价格信号。

当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都不稳定，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都在下降，这些因素制约着数量型工具的调控效率。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率市场化水准显著提升，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逐渐畅通，利率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中央银行采用利率调控的现实条件逐渐完善，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工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深化，因此应当加大使用利率调控手段的力度，减少使用数量型调控手段。

第二篇一、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现状分析从总体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处于直接和间接并存的“双轨”时期。

1998年，我国取消了对贷款规模的控制，实行新的间接调控的管理体制，这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巨大转型。

但是有些直接型货币政策工具仍在被央行使用，比如，“利率管制”这一主要的直接货币政策工具一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此外，贷款规模管理这个本来已经退出的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却经常复出，被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拿来使用，但这都不能阻挡间接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与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已经成为央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现状分析我国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从1984年开始实行，经过近30年的持续完善，已经成为金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1984年以来，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经过了几次调整、改革。

从1998年3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对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是合并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二是降低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超额准备金由商业银行自己确定，这标志着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我国的一项间接货币政策工具。

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来调控宏观经济(有所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根据存款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和央行的调控需要来确定)。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形势，多次调整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频率非常高，尤其是在某些特殊年份，如：2007年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过快，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连续5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