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第22卷 第2期阴山学刊YI NSHAN ACADE MIC JOURNA L Apr.2009V o1.22 N o.2身体的毁损 精神的驯服———论萧红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Ξ冯永朝(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 摘 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的女性意识的女作家之一。
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情味,书写着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到精神存在均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歧视、侮辱和摧残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历史和命运,展示了她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活下去所遭遇的痛苦不幸,所付出的惨重的身心代价。
关键词:萧红;身体;精神;女性;悲剧中图分类号:I2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2-0018-05 法国叙事学家托多洛夫说:“组成虚构世界的事件永远不可能靠‘自身’,而总是通过某种角度,凭借某种观点呈现在我们面前。
”[1](P27)这就是说作家在叙述故事时,一定会通过角度的选择和控制来进入文本的形象世界,而选择什么样的视角,从谁的角度来观察、审视文本所讲述的一切,往往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主体意识和情感态度。
影响作家选择视角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性别意识是重要因素之一。
男女两性作家由于生活环境、生理和内心体验等诸多方面的性别差异,必然导致他们在感知世界、表现世界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以不同的性别立场、角度切入文本,展示人生。
基于女性的身份和作为女性所经历的人生磨难与心灵创伤以及由此生长起来的女性意识,萧红创作伊始便充满对妇女命运的思索和妇女生存境况的叙写,她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情味,书写着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到精神存在均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歧视、侮辱和摧残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历史和命运,展示了她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了活下去所遭遇的痛苦不幸,所付出的惨重的身心代价。
萧红对女性命运的书写,首先是从身体开始的。
她通过被扭曲、虐待、毁损的女性身体,展现她们在男权压迫下真实的生存状态。
一、身体的毁损身体,即人的本体。
身体为人所有,却又外在于人,它既是感受的主体,也可以是被认知的对象(客体)。
当主体和客体同一时,身体被视为意识的载体,它就等同于主体,是灵肉合一的。
而客体一旦与主体分离,身体就只具有粗糙的肉体性、物质性。
这失去了主体性的身体,因为得不到引导和关怀,处于无法自主的物的地位,仅仅处于被“看”和“用”的地位,最终趋于“毁灭”的境地。
在历史和现实中,由于种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存在,身体常常处于分裂状态,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本位的宗法社会,它既体现为阶级的压迫,又体现着性别的压迫。
舒芜先生曾说:“大家知道,封建秩序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如果是男人,他无论如何在最底的哪一等,总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可供他压迫;如果是女人,无论她丈夫列在哪一等,她总是81Ξ收稿日期:2008-12-30作者简介:冯永朝(1963-),男,内蒙古包头人,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论文有《〈呼兰河传〉象征意蕴解读》等。
她的丈夫的奴隶,还要和她丈夫一起受他以上各等人的压迫。
”[2](P63)在这种封建秩序下,女性失去了主体性,她们的身体是无法自主的物,是被统治、压迫、剥削的他者,是属于男人的附属品,它或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泄欲的工具,或成为传宗接代的生殖机器,或成为被遗弃的物件,或成为封建愚昧的牺牲品……总之是非人的、被毁损的。
萧红从女性特有的感受和情感出发,对此进行了大胆、“越轨”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一个个在苦难中被扭曲的、被毁损的女性的身体。
(一)生育———遭受刑罚的身体生育,作为人类繁衍后代的方式,是女性自然性别的一种功能属性,是女性独有的生命现象。
它曾被男性文人当做女性最美好最崇高的创造性行为来讴歌。
然而在有着切身体验和生命之痛的萧红这里,对于身处苦境中的农妇来说,生育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喜悦的事情,而是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和精神折磨,是她们沉重人生中的痛苦与灾难,是一种身体的刑罚。
在《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萧红集中地描绘了几个农妇的生育过程。
一幕幕痛苦、凄惨的场面令人战栗:麻脸婆在生孩子时痛不欲生大声哭闹,“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给割开吧”;李二婶“小产了,李二婶子快死了呀”;年仅十七八岁“仍和一个小女孩一般”的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
而最为凄惨的是五姑姑的姐姐,即将生产的她,因为婆家讲迷信,怕“压财”,将土炕上的柴草抽走,只能忍受着因难产所带来的巨大的恐惧和痛苦,“和一条鱼似的”光着身子在灰尘中爬行、哀号、挣扎。
这痛苦和恐惧不单单来自肉体,更来自她的丈夫———那个频频让她怀孕,但一看到妻子生产就反感的酒疯子:日间苦痛减轻了些,使她清明了!她流着大汗坐在幔帐中,忽然那个红脸鬼,又撞进来,什么也不讲,只见他怕人的手中举起大水盆向着帐子抛来。
最后人们拖他出去。
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
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她又不能再坐住,她受着折磨,产婆给换下她着水的上衣。
门响了她又慌张了,要有神经病似的。
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
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
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在这里,生命的诞生过程成了一种刑罚的过程,女人丝毫感受不到做母亲的自豪,感受不到创造生命的喜悦,有的只是一种遭受刑罚的痛苦。
女人在遭受这一肉体的刑罚时还要遭受男人的打骂和精神上的摧残、折磨,自然性别的劫难,更加上男人的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
萧红对女人生育的这些遭受刑罚似的描写,既来自于她对生活中女性的观察,更来自于她个人痛苦的记忆以及对记忆的痛苦咀嚼。
她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弃儿》中曾写到过自己在被困哈尔滨时于贫病无依的困境中临产时的情景: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成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痛得稍轻些,她趴下地来,想喝一杯水。
茶杯刚拿在手里,又痛得不能耐了,杯子摔在地板上。
杯子碎了,那个黄脸大眼睛的非的岳母跟着声响走进来,嘴里嗦着:“也太不成样子了,我们这里倒不是开的旅馆,随便谁都住在这里。
”芹听不清谁在说话,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被抽断一样。
她流着汗,也流着泪。
这样情景和内心感受与上述女人们生育过程的描写何其相似乃尔。
由此看出,萧红对女人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育场面的描绘,并不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也不仅仅是同情,而是以她自己的生命体验为基础,把对自我的悲悯怜惜推及到其他女性身上,抒发了对女性命运的真切关怀。
诚如一位论者所言:“她以自己的生产的记忆,真实地再现了女性群体的生产经验;她用自己的灵肉磨难,血淋淋地渲染了女性群体的灵肉痛苦。
”[3](P108)(二)性爱———遭受暴力的身体性爱,原本是以两性相吸,两情相悦为基础的。
恩格斯曾说:“现代的性爱的第一特征在于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在性爱活动中不是完全被动的。
”[4](P73)但是在男权社会中,由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性爱中的“爱”的成分已被抽掉,只剩下赤裸裸的“性”的成分,而这“性”又是由男性单方面施予的,女性在性活动中完全是被动的,她们无权要求或拒绝男人的性快乐,而只能充当男人泄欲的工具、施虐的对象,成为一个性别的符号,在无爱的痛苦中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这在有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伦理道德观念的中国封建社会表现的尤甚。
91萧红笔下的女性在性爱中体验不到性的快乐,有的只是男人粗暴的占有和占有后男人那“石块般”的冷漠态度。
这一点在《生死场》中福发婶和金枝两代女人的遭遇中,体现得极为典型。
福发婶年轻时曾经怀着朦胧的爱情追求,期待着异性的爱。
但她遭遇的却是被男人从河沿拖进马房里的粗暴的占有以及婚后无尽的劳作和挨打受骂的生活。
所以,当她得知成业与金枝姑娘恋爱后,看着成业那“吹口哨,响着鞭子”、“灵魂和肉体完全充实着”心满意足的样子,不免为金枝姑娘未来的命运担忧,连声“唉……唉……”的叹气。
金枝同样是怀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被成业的歌声感动着,向恋人敞开了少女的心扉,但得到的是比福发婶更为粗暴、野蛮的对待。
小说中有两处直接写到成业对金枝粗暴的占有: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
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
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
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金枝的辫子毛毛着,脸是完全充了血。
但是她患着病的现象,把她变成和纸人似的,像被风飘着似的出现房后的围墙。
……他丢下鞭子,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
金枝打着一般的说:“不行啦!娘也许知道啦,怎么媒人还不见来?”男人回答:“嗳,李大叔不是来过吗?你一点不知道!他说你娘不愿意。
明天他和我叔叔一道来。
”金枝按着肚子给他看,一面摇头:“不是呀!……不是呀!你看到这个样子啦!”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他的眼光又失常了,男人仍被本能不停的要求着。
在这里,男女之间没有任何情感交流,有的只是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和被占有,侵害和被侵害,女人的爱欲遭到了极端的忽视,她只不过是男人俘获的性奴隶。
一个“干”字,活脱脱地体现出男人的野蛮、霸道和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性关系。
更有甚者,成家后成业不顾金枝有孕在身和因过度劳累而疲惫的身体,只顾自己的欲望强行房事,导致金枝的早产,差点丢了性命。
金枝的噩运还远没有结束,她还要受到丈夫以外的男人的欺辱。
十年后,成业死于日军侵略军的战火,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奸淫,也为了生存下去,金枝到城里做了缝补婆。
但是她躲过了小日本子的凌辱,却没有逃脱同胞男性的奸污,在一次上门替男人缝补衣服时,被那个男人强暴了。
饱受摧残的金枝对男人彻底绝望了,所以当她怀着羞恨回到乡村,听到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妇女时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
”可是当她转到伤心地路上去、想起以往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时则又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金枝并非不痛恨日本鬼子,正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凌辱,她才不得不离开身患重病的母亲到城里谋生。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的主要威胁者是各类持有男权中心论的男人,一场危及民族生存的战争并不能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性别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