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红高粱家族作者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导入（书名解读）：红高粱作为一个作者倾注了感情的意象横贯了整个文本，你永远不能把他冷落在一旁，它的位置应该不止是一个背景，而且还应该是一种性格，一种灵魂，流淌在高密人的血液里。

张艺谋导演深谙此道，在他的电影红高粱中，大段大段镜头定格后的对高密乡红高粱地浩瀚无垠的高粱地的特写就是在充分的用无声的镜头的语言告知你——高粱其实是活的，高粱代表着当年抗日的激情岁月里的人格和品行。

镜头里的高粱在狂风中怒号，在尖叫，在抗争，在祈祷。

（找一些电影图片放到PPT）张艺谋也凭借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的电影斩获当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剧情的金熊奖。

在国际上一战成名。

然后你会想起臧克家的一首诗歌：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这里的高粱和黑土地就是高密人生生世世生活的地方，人靠着高粱成长，成熟，最后又死于高粱地中，用高粱秆子埋葬于土地中，化成某种有机物质，使得下一季的高粱有了更多的养料，中国古代很讲究“天人合一”自然界的某种气候特征，某种植被的纹理特征，某种土地的凝结力等形下的物质层面都会影响到位于形上的人的精神层面，所以此刻红高粱和黑土地不止是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更是一种潜入高密人内心的一股秘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构成了高密人独有的热情，坚韧，不屈服的性格本质。

语言特色有关《红高粱》，值得述及的还有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的新颖之处。

莫言曾较深地受到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大胆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时空表现手法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他在《红高粱》中几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顺序与情节逻辑，把整个故事讲述得非常自由散漫。

但这种看来任意的讲述却是统领在作家的主体情绪之下，与作品中那种生机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

此外，莫言在这部小说中还显示出了驾驭汉语言的卓越才能，他运用了大量充满了想象力并且总是违背常规的比喻与通感等修辞手法，在语言的层面上就形成了一种瑰丽神奇的特点，以此造就出了整个小说中那种异于寻常的民间之美的感性依托。

小说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犀利，老辣，充满了一种原始的欲望能量，没有任何矫饰，如同苏东坡的诗歌语言风格要令“关东大汉，手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场面的鲜活肉感跃然纸上，大概也就只有生于此，长于此的北方人才能写得出来吧。

它所服务的文本徜徉着对原始的本质的讴歌，内在的包蕴了一种彻底性，它是自成一体的，并不与外物发生关系。

甚至合上书本，你会对这种彻底和通透性所震慑住。

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

蹂躏我国土玷污我国人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到来了拿起刀，拿起枪，拿起掏灰耙，拿起擀面杖，打鬼子，保家乡，报仇雪恨。

”，文本里的方言词汇让人觉得亲切，仿佛作者并不是在编写一个故事，而是在当面向你诉说你的祖辈和父辈曾经发生过的事。

小说最后有一种自传的感觉，作者从满身铜臭的城市里归来，那里充满了对霸权话语的妥协，充满了异化，充满了想言而无法言说的苦闷，他回到乡下，找寻红高粱精神之刻，却发现二奶奶的坟前生长的也是一群杂种高粱，陷入了一种找不到根的恐慌，而二奶奶用魂魄言说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正的红高粱，让作者去找寻，不也就是让我们去找寻那种潜藏在内心的本质吗？如二奶奶从坟墓中跳出来，手捧一面金黄的铜镜，厚嘴唇两侧竖着两道深刻的冷嘲纹：“孙子，回来吧，再不回来你就没救了。

你站在我面前，我就闻到了你身上从城里带来的家兔子气你快跳到高粱地下的墨水河里，浸泡三天三夜洗涤你肮脏的灵魂“主要人物介绍余占鳌主人公余占鳌是个热血男儿，正义又野蛮。

他杀死了一个与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而后母亲也吊死了。

他为了女人杀人放火，霸占了后来成了他妻子的戴凤莲。

他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枪法，将曾非礼过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

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不惜将酒后施奸的亲叔枪毙。

为了小妾恋儿不惜和妻子闹翻并分居。

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抗日但最终全军覆没......他为了爱情而拼搏，为了报仇而残忍，为了正义而果决，为了荣誉而战......作者莫言在文中对他如此评价：“ 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

但事实上，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

”确实他抗日，但却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战争的实质。

他的身上固然散发着鲜活的人性，同时又充满了野蛮无知的兽性。

戴凤莲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余夫人戴凤莲的评价甚高，她是个传奇性的女子。

莫言这样写道：“ 我奶奶的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始一以贯之。

”确实她是个有着花一样容貌、火一样性格的女子。

她因为憎恨父母将其嫁于麻血病人而将其父拒之门外；她为了拯救自己与占鳌，集中生智，拜县长为干爹，逃过一劫；她因为爱，毅然地与名义上的杀夫仇人而实为救命恩人的余占鳌结合；她为了维护爱情，赶走了恋儿；她为了报复刺激余占鳌和黑眼厮混；她为了支持抗日，让唯一的儿子前去战场，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

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她确实算得上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余占鳌、戴凤莲是《红高粱家族》中高粱英雄的两个典型。

他们不十分明白抗日的实质，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

他们坚强地守护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强度。

他们是一群流着高粱血统、浑身散发着鲜活人性的红高粱地英雄。

主线：这部小说的情节是由两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主干写民间武装伏击日本汽车队的起因和过程，后者由余占鳌与戴凤莲在抗战前的爱情故事串起。

第一条线：余占鳌在戴凤莲出嫁时做轿夫，一路上试图与她调情，并率众杀了一个想劫花轿的土匪，随后他在戴凤莲回门时埋伏在路边，把她劫进高粱地里野合，两个人由此开始了激情迷荡的欢爱，接下来余占鳌杀死戴凤莲的麻疯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为她的情人。

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条故事线索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

然后是主线——即抗战从戴凤莲家的长工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命令残酷剥皮而死开始，到余占鳌愤而拉起土匪队伍在胶平公路边上伏击日本汽车队，于是发动了一场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参加的民间战争。

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

在抗战的过程中三支部队相互较量，余占鳌率领的土匪帮，胶高大队率领的共产党抗日游击队以及冷支队率领的国民党杂牌军。

斗智斗勇，没有绝对的正义与理性，但在莫言的笔下依旧精彩。

期间两条线索相穿插，更显现魔幻现实主义的回忆录式风格。

主题解读：1.民间力量的强劲与质朴《红高粱》在情节构成上是依照了民间自身的主题模式，尽管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现出来的主要都是民间世界中强憾生动的暴力与性爱内容。

与此相关的是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传统意识形态二元对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两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出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

50-70 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须要在他身边再树立一个负载政治道德标准的正统英雄人物，以此传达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想内容，但在《红高粱》中，余占鳌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

这些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对于“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等人物的刻画中。

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种温热、丰腴、泼辣、果断的女性的美，罗汉大爷的忠诚、坚忍、不屈不挠的农民秉性，及“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的脾气，都有一种民间的放纵和生气充盈其中。

由于叙述者把这些人物都作为自己的家族长辈来写，就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以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

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亲合方面，都非常鲜明的表达出了一种真正向民间价值尺度认同的倾向。

正是建立在民间崇尚生命力与自由状态的价值取向上，作者描写“我爷爷”的杀人越货，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野地欢爱，以及其他人物种种粗野不驯的个性与行为，才能那样自然的创造出一种强劲与质朴的美。

2 现实世界在民间世界的相形见绌《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

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

”这种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

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

这里显然引入了一种与政治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传统都全然无关的历史评判尺度：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来看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境况，便暴露出某种生气流散与自由状态受到限制的趋向。

而在《红高粱》中，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

3 民间文化的奇异美感——野蛮与狂放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