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主要特点
【摘要】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理论精华，是促进当代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
文章概括了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第一，古代廉政文化理论丰富；第二，古代廉政文化形式多样；第三，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重人而不重制度的理念对廉政监督及实施无疑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明显的特征和缺陷。
【关键词】廉政文化；主要特点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机制。
”吴官正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 2005年1月，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增强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意识，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对建设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起到了指导作用。
廉政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从事工作的廉政思想以及行为方式中，是有助于人们作出廉洁从政、选择正确事物、做出正确判断、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行为的总和。
中国的腐败现象自古都是滋生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关系与标准化等级观念中。
在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廉政”概念的人。
他
说：“廉政可以长久”。
好比“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四》）。
《荀子·富国》中“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的理想设计被以“利”取胜的事实代替。
古人对于官员廉洁的理解，总的来说是不取“不义之财”。
但这样的“义”是和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当一个社会安定下来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性格中的趋利性就会显露出来，有时候会冲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古代官员的地位、收入和生活上下级之间有比较，与不同地区同级官员也有着比较；官员与民众也有比较，尤其是和民众中富裕群体的比较。
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的攀比倾向，使得官员的状况比富裕民众落后时官员就会心理失衡，便很容易追求俸禄之外的收入。
随之又导致官员与官员之间的不平等，为了攀比，腐败就会在整个官场中蔓延。
廉政文化建设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审视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希望对当代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创新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廉政文化理论丰富
“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冢宰》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辩。
”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善、能、敬、正、法、辩”六件事，裁断政绩高下优劣，称“六廉”。
不难看出，中国封建朝代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
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法家将廉政与政治结合起来，把礼义廉耻作为立国之根本。
《管子·牧民》有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孟子认为，为官者不取不义之财，即为廉：相反，若取了不义之财，就是伤害了廉。
鉴于历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宋太祖赵匡胤指出：“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
蠹耗下民，徭兹而作矣”（《中国反贪史》第740页）。
朱元璋称帝后，经常以“元亡于吏”的教训告诫臣下：“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民之贫困在于“徭役之重及吏民因缘为奸”。
中国的古代的廉政文化不但为惩治腐败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形成了以廉洁为荣，以贪婪为羞耻的社会道德风尚。
《贞观政要·求谏》中唐太宗对公卿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臣全心全意保住君主的“国”，君主就全心全意保护臣子的家，这是一种相互交换的关系。
在这样的框架内，官员品德素养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就尤为重要性。
二、廉政文化形式多样
在中国古代，产生了廉事、廉诗、廉文、廉对、廉戏、廉政格言、廉政警句等多样的廉政文化形式。
如《礼记》言：“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柳州侯祠有联：“洁廉为心，忠信为仗；文章在册，功德在民。
”李商隐有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姚步瀛有联：“百里才疏勤补拙；一官俸薄俭能廉。
”“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
颂清官只有先生。
”“一颗赤心悬日月，两张铁面斥奸邪。
”“铁面扬威到处佞谄匿迹，金鞭耀武随时良善扬眉。
”这都是对宋代包拯为官清廉，惩贪罚奸的称颂。
在中国古代，对于对廉政文化的恪守还涌现出很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越、严于执法的廉政官员，如海瑞、于成龙等人。
这些清官形象一直是现代官员的模范榜样。
借鉴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工作的多样化，可以丰富现代官场、职场中反腐倡廉的的具体方法，有效地促进现代社会廉政文化工作的开展，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廉政之风。
三、重人素养而不重制度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不注重制度建设，而注重人的因素。
古代社会制度的订立、执行和遵守各个环节都与执行的官员的道德修养直接联系在一起。
廉政制度是“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汉书·循吏传》记载：从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的官场情况是“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汉武帝时期的官场情况是“少能以化治称者”，在汉宣帝时期，由于皇帝本人“励精为治”，影响所及，是“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三代之后，有天下而长久者，汉、唐、宋尔。
汉、唐末世，朋党相确，小人在位，然犹有君子扶持迁延，浸微浸灭；未有纯用小人，至于主辱国播，如宋中叶之烈也。
”元朝史家在修撰《宋史》时这样描述，这种描述可以认为适用于各个封建朝代。
在等级社会，法律虽明文规定不能腐败，并明文规定各种罪与刑，但能够决定某个官员是否有罪以及适用何种刑罚的权力主体始终
是不明确的。
惩治与防备腐败的体系正常运作依赖于皇帝个人的反
腐意志和品德素养。
而当皇帝变得奢侈的时候，他的反腐意志也必然会锐减。
而帝王也都不是没有缺点的完人，《淮南子·氾论训》载：“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
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
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
”至于历代闻名后世清廉的官员，也都有受个人主观意志左右的缺陷。
因此，官员的注意力不在于遵守制度，而在于寻求更高权力的庇护。
【作者简介】
杨冬丽（1976-）女，汉族，陕西安康人，中共安康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