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弗里丹：她和女权运动的一生歌德《浮士德》结尾有诗云：“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

”其实，女性领导人类前进，就历史而言，只是在早期母系社会的“血缘”时代。

在人类历史早期，“人口生产”，占据主导地位。

“血缘关系”，是那个时代主要的人际关系；“血缘情结”，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意识形态。

那时，“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就直观现象而言，女性是“人口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和昭然揭示者。

以女性为中心而展开的母系“血缘关系”，成为早期人类社会团体的主要人际关系，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结构的主要功能要素。

因此，女性被尊崇为“女神”；女性性征，成为神话渲染染的对象。

黄帝向素女问道，是中国早期历史中一个有名的故事。

黄帝向素女所问之道，正是“人口生产”的“生殖之道”. 男性的黄帝，要向女性的素女问此之道，正说明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此“生殖之道”，是女性的专利。

女娲造人的神话，并非空穴来风的纯粹杜撰，而正是早期血缘时代之母系社会中女性占据“人口生产”主导地位的形象反映。

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一开始处于劣势。

男性对于自己在“人口生产”中生殖作用的认识，来得太晚。

但是，父系社会的确立，主要并不是因为男性终于认识了自己在“人口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是因为当“物资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工具的生产）取代“人口生产”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中，比之女性，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

在血缘时代之母系社会的公社生活中，土地、房屋、森林、水源等生活、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食品、衣服、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实行公有、分配制。

而就在此同时，外出作战、渔猎、放牧的男性，则率先开始了诸如弓箭、鱼叉、抛石索、独木舟等武器以及小型劳动工具的私有化进程，并在以物易物的交换过程中，开始了对牲畜等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

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却有点太大公无私。

男性在私有制建立初期所具有的历史有利条件，以及男性在“物资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天生体能优势，使得男性很快成为新的社会主角。

人类历史之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的进程，乃是“以人口生产为其主导的血缘社会”向“以物资生产为其主导的物缘社会”的转变。

此一转变一旦完成，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便不再是“血缘情结”，而成为“物缘情结”以至“金钱情结”. “物缘关系”即“物质的依赖关系”，成为此时人类社会团体的主要人际关系，成为此时人类社会结构的主要功能要素。

在此“物缘时代之父系社会”中，即使是“血缘关系”，也逐渐由女性为中心转变成为以男性为中心。

出土的文物说明，在突出女性性征的女神塑像之后，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突出男性性征的男神塑像。

女性生殖器崇拜向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转变，以及“产翁制”（一种在孩子出生之后，立即让母亲离开，而让父亲上床怀抱婴儿，卧床坐月子的风俗）的发生，都说明：在物缘时代女性不仅没有掌握“物质生产”的控制权利，而且也失去了“人口生产”的主导地位。

女性因之而由“女神”沦落为“女奴”，甚至沦落为“神女”即“妓女”. 黄帝曾向之问道的素女一类人物，开始成为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

所有这些女性性地位的低落，其实不过是一种非本质的表象。

就其实质而言，女性性地位的低落，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掌握“物资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所有权、生产控制权以及产品分配权。

即使是在“物缘社会”之中，一旦女性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掌握了这些有关的权利，她们的性奴役状态就会顷刻瓦解，她们的性关系地位就会随之提高。

武则天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

近代一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所以把目光注视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改善，正是基于对此实质的深切认识。

以此视角观察，所谓“女权主义”，仍未超出“物缘时代”的局限。

正如女人不会永远保守“女神”的地位一样，女人也不会永远甘心“女奴”或“神女”的地位。

随着“信缘时代”（有人称之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女人真正开始成为“女人”. 在这个全新的“信缘时代”，男性、女性已经无须白白耗费精力再去争执“人口生产”的牛耳；男女两性在“物资生产”过程中由于自然造物而形成的体能差异，也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无足轻重。

当今时代，“信息生产”占据主导地位。

在此领域之中，就其自然本性而言的男性、女性，都不再具有天生的优势。

在超越两性差别之“信息生产”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开始分有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尚未能完全由男女两性均分。

）不仅如此，超越两性差别之“资讯”的优势，正在成为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控制“物资生产”和“商品分配”的重要条件。

在这个以“信缘关系”即“信息的依赖关系”为人类社会团体主要人际关系、人类社会结构主要功能要素的全新的“信缘时代”，女性和男性的畸形发展（诸如“神女”和“面首”、“吃青春饭”之类）正在逐渐失去实际的意义；从而，女性和男性的本真状态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展示和显现。

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男女两性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和谐的互补关系。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生产”、“物资生产”、“信息生产”这三种社会生产，不断地变换着“主导”与“被控”的地位；随着三种社会生产之“主导”与“被控”地位的变换，女性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地变换。

女性因此，由“血缘时代”之“女神”，到“物缘时代”之“女奴”，再到“信缘时代”真正的“女人”，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生成。

“女神”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女奴”的时代，正在一去不再复返；“女人”的时代，业已揭开历史帷幕。

这将是真正的“女人”诞生的时代。

她号召女性不要再手握贤妻良母的空头支票，忍受不完整的无名痛苦，而应勇于抛下吸尘器，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

当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然成功，今日的女权运动该如何对待弗里丹的遗产，在走到死路之后，又该以怎样的行动面对未来……20世纪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划时代的《女性迷思》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月6日下葬于纽约。

她于此前两日去世于华盛顿家中，死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当天正逢她85岁寿辰。

她的死，唤起了无数女性的追思，她们自认这一生，曾大大得益于她极具煽动性的呐喊。

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政治家，也有莎伦·斯通这样的好莱坞女明星。

然而，这一时刻也使许多人透过她的死，重新审视女权运动的历史与未来。

(一)贝蒂·弗里丹横空出世的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和思想的大震荡。

其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已开花结果，“平等”的口号深入人心。

因此，她1963年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此处用的是李令仪繁体中文译本的书名)一书，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

此书的诉求，是要为女性被禁锢于家庭生活，单纯为人妻、为人母，且苦于一种“无名的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的状况鸣不平，并鼓励妇女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而不必因此产生负罪感。

《女性迷思》虽然首版只印区区3000册，却迅速以精装本60万，加上平装本200万的天文销量，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圣经。

走上街头，似乎是60年代一切思想运动的必由之路，弗里丹亦然。

1966年，她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上街抗议，大幅标语赫然手书“妇女们，联合起来！”力促让女性“立刻加入到主流中去”，同时要求国会立法，结束一切歧视女性的做法，争取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自由堕胎和女性参政权。

NOW最具声势的亮相，是1970年8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口号是“不做晚饭——今天让家鼠挨饿！”此外，弗里丹还在1973年帮助成立了短命的“第一妇女银行和信托公司”，以求女性经济独立。

60年代超然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女性，显然错过——也许是永远错过了弗里丹式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中国，她至今少有人知。

她的作品即使偶有中译，也仅只停留在狭窄的理论层面上，对普通女性可谓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从表面上看，她告别“家庭妇女”的呼吁，对自信已“撑起半边天”的中国女性，也不会有什么新鲜感。

事实上，即便在美国本土，她的《女性迷思》，也被后来的女权分子视为过时之物，盖因弗里丹当年的诉求，已成今日社会的常态——革命已经结束。

但革命果真结束了吗？(二) 弗里丹女士天生矮小，却具惊人活力，长一双水汪汪大眼睛，明亮澄澈，充满热情，至死视解放天下妇女为己任。

虽然来自阵营内部的人也对她的急脾气和独断蛮横颇有微辞，但相比日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激进女权分子而言，她的女权主张简直可用“温柔”二字形容，尽管她也曾经把妇女的家务劳动，拿来与畜牲的生活相提并论。

她本名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Betty Naomi Goldstein)，1921年2月4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

母亲曾是当地报纸女性版的主编，精于当时社会允许女性所为的一切才艺：高尔夫、网球、桥牌、麻将和购物，她在家里受治于丈夫——弗里丹称母亲的挫折感是一种“无力的愤怒”。

日后有人问起她为何投身妇女运动，弗里丹答曰，自己不记得早年有什么性别歧视的事例，但非常了解母亲如何虚掷了自己的才华。

她求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并为左翼和工会报刊工作，1947年嫁与戏剧导演卡尔·弗里丹，1952年怀第二胎时被报社解雇。

1957年，她参加校友聚会，期间向女同学散发了一份问卷，答案与她自己所感一致：她们生命中缺失了某些东西。

于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后来的调查，里程碑式的《女性迷思》一书终于面世。

书中所写到的“无名的难题”，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的“第二性”一样，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名词。

2000年，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此前一生》(Life So Far)，她在书中自曝丈夫曾对她进行殴打，令她眼圈乌青，上电视时不得不以浓妆掩饰。

但去年12月去世的前夫对这项指控矢口否认，称弗里丹女士信口开河。

“我是被一个野蛮瞄准着全体男性的狂暴司机撞倒的无辜路人。

”他说。

贝蒂·弗里丹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与卡尔·弗里丹离婚。

(三) 《女性迷思》之后，自60年代末期开始，贯穿整个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其影响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各个领域，运动自身也是阵营林立，分化出所谓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1998年6月，《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报道，题“女权主义死了吗？”而2005年11月，另一位极富盛名的女权主义斗士菲丽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干脆出书《女权主义的死亡：妇女解放斗争向何处去》(The Death of Feminism: What's Next in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Freedom)，直接宣称这一运动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