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马政对国防军政之影响●何平立摘　要: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均视马政为国防军政之要务,然北宋以“守内虚外”为国策战略,朝政官员腐败,以致武备松懈,导致了马政的衰败废弛。

这不仅使宋军战马供给短缺,军队战斗力不振,在辽、夏、金的强悍铁骑进攻冲击下,每每胜少败多,而且影响了北宋国防军政的政策思想,以致宋军在军事体制上“重内轻外”、“以文制武”,在战略战术上采取“以步制骑”的消极防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势,终使北宋王朝岌岌可危,走向覆灭。

关键词:马政;马市;骑战;国防军政中图分类号:E29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9)01-0089-08作　者:何平立,上海政法学院教授赵翼曾在《廿二史劄记》中论述中国历史上马政作用时指出“有国家者所当留意耳!”自古以来,历代王朝统治者无不视马政为国家重务,因为以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管理为主要职责的马政,始终是冷兵器时代国防军政的重要内容。

故“马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也。

安宁以别尊卑之序,有变以济远近之难”。

[1]6因而国之所恃者在兵,兵之所恃者在马,马之所恃者在马政之运作,马政之兴衰实与国运相连。

汉唐时中原王朝马政兴盛与骑兵强悍之时,皆御匈奴、突厥游牧部落于边境之外,反之则受其制。

而有宋一代马政由盛转衰,面对辽、夏、金铁骑强敌,在国防军政上消极防御,采取守内虚外、议和苟安,终导致王朝积贫积弱以致覆灭。

一汉唐兴盛,马政完备,养马业发达。

汉朝年马匹数量高时有40余万匹,唐代则达70余万匹。

《新唐书・兵志》载:“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

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于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私备马”。

唐代马政与养马之盛况可见一斑。

迄至五代,因战乱破坏,一时马政多废弛。

宋代开国伊始,赵匡胤审时度势即设置两个养马务和四个葺旧务,作为宋朝牧马之地。

979年赵光义获汾晋、燕蓟等地马匹42000多匹,在几个州设8个牧马坊进行牧养;同年又由政府购买民间17万余匹马,宋朝养马业遂成规模。

《宋史・兵志》载:“兵之所恃在马,而能蕃息者,牧监也”。

太祖时置左右飞龙二院(后改名天厩坊、左右骐骥院),“掌国马,别其良驽以待军国之用”[2]。

宋真宗景德年间,京外各州牧监共计14处,有大名、洺州、郑州、同州、相州、邢州、澶州、中牟、许州、卫州、东平、滑州、洛阳等地。

据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统计:“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养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

每岁京城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油、药、糖九万五千余石,诸州军不预焉”[3]。

此时可谓宋一代马政的鼎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虽宋朝马政官员、机构、制度俱存,牧监占地也广,然仍不能有效解决诸军战马数额。

同时,北宋牧马地多在今河南、河北地区,气候不符马之习性,养出来的马习性温良,难胜战骑长途追击之用,以致“诸军缺马,人多相与咨怨”。

宋仁宗即位后,武备渐弛,马政开始衰败,“兵久不试,言者多以为费广而亡补”[3]。

朝廷陆续罢废东平、单镇、镇宁、灵昌、淳泽、洛阳等黄河南岸六监,只留下河北诸监。

之后,牧监存废不定,罢停之议不断。

政府对定监养马态度已趋消极,大有“定牧不如游牧,游牧不如买马”之势。

故北宋养马数最多的真宗时也仅20余万匹。

自仁宗时,北宋马政开始走向衰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经营管理不善 马性耐寒畏热,孳生繁衍均受气候土壤影响。

故北宋王朝仅据中原地区,对养马业不利。

如国子监博士李党曾指出:“边人畜牧转徙,驰逐水草。

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

暨乎市易之马,至于中国,絷以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隫,因而减耗”[3]。

二是牧监之地被皇族豪右侵占为庄田 如《宋史・兵志》曰:“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

淳佑、景德间,内外坊监总六万八千顷,诸军班又三万九千顷焉。

岁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废置不常,而它于侵冒者多矣”。

至治平末年(1067年),牧监之地仅有55000顷,马政被蠹蚀侵败可见一斑。

三是牧监养马占地过多,农牧争地,引起民怨 如仁宗至和年间,包拯为群牧使,鉴于河北马监牧地过多,特奏请将牧马地给与民户依旧耕田,以济民困。

奏议曰:“访闻广平虽再分为两监,马只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时一监之数,亦不销得此地,枉有废为闲田”[4]。

又奏道:“同州置二马监,各侵占民田数千顷,乃于河北监内分马往诸处牧养,未逾一月,死者十有七八,迄今为二州之害”[4]。

包拯素以体察民情著称,其奏陈多能切中时弊。

四是自北宋初,朝廷国防军政即以“守内虚外”为战略与国策 故宋太祖将北伐抗辽方针束之高阁,“别置封桩库”,寄希望以此库金帛赎回燕云十六州之地。

宋真宗澶渊之盟后出现多年息兵之期,于是朝廷内外议罢马政之声四起,以致马监牧地时罢时兴,导致官民矛盾加深,马政设置趋瘫痪,终因弊端累增积重难返。

宋神宗即位后,欲清除马政积弊,认为“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著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当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3]。

熙宁年间,王安石针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造成积贫积弱之局面,试图变法改革“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在“整军强兵”中即推行保甲养马法(亦称保政治,以挽弱图强、马法、户马法)。

熙宁六年八月,北宋政府颁布了完整的“养马法”,其规定:“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有物力养马二匹者听。

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价使自市,毋或强与。

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

除袭逐盗贼外,不得乘越三里。

在府界者,岁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给以钱;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

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五等,十户为一社,以待死病补偿者。

保(户)马(毙),即马主独偿之;社户马(毙),半使社人偿之。

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

先自府界颁行焉”[5]。

这一变法,实际是以官马责令百姓饲养繁殖,寓马以农、以备国防之需的措施。

此法设想“以牧马余田修稼政”,租赋收入购茶盐,再用茶盐与边境民族交换马匹;同时原牧马监兵,可派遣去修治京城,而废监之收入也可归国库军备。

保马法的推行,一度使北宋骑战军力有所振作。

如此前宋军遇西夏骑兵往往即溃,然保马法实施后,宋军也能给西夏骑军痛击。

如王昭攻击西夏军,“昭军行五十四日,涉千百里,得州五,斩首级千级,获牛并马以万计。

捷书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驾,解所服玉带赐王安石”[6]。

王安石受帝所赐,即因推行保马法有功。

然保马法目的是想改变牧监不兴、马不孳息的状况,但在朝政腐败、党争频仍、保守势力以“守祖宗之大法”而反对之政治环境下,保马法实施举步维艰,屡屡遭受攻讦。

哲宗继位后,“言新法之不便,以保马为急”,于是罢保马,复牧监。

然两厢仅有13000匹马,而不堪用者过半。

绍圣年间又恢复熙宁之制,优柔寡断、反复折腾,以致马政隳乱、破败殆尽。

北宋马政衰败与军事上积弱不振是紧密联系的。

而辽朝“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酒酪。

”[7]。

“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7]。

时称辽朝“牧马蕃息,多至百万”。

良种辽马一旦“驱策而用”,则“终日驰骋而不困乏”[8]。

故辽一向视马政为“立国之本”。

辽朝不仅养马业发达,而且千方百计以多渠道征获马匹,以夯实这一军事力量的柱石,以备军事之需。

如辽向其属国有贡马定例:“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两万匹,西夏、室韦各三万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7]。

此外,辽朝还在战争中掠夺马匹,如辽太祖“即位,伐河东,下伐北群县,获至驼马十余万匹”;又如“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真,获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祘”[7]。

由此可见,辽代马政及养马业远甚于宋朝。

同样,金人也以骑为主,养马业是其国防力量的保障。

在灭辽进程中,其就杂故辽群牧基础上设置了马政。

天德年间,已有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思、兀者五大群牧所,最盛时达九所群牧,畜马47万匹。

每适大的军事行动,令集全国官私马匹以毕其功于一役。

金宋战斗力之高低,在马政上已略见分晓。

二自汉唐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进行茶马互市就已形成历史传统。

宋代茶马互市制度也是马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尤其当国家监牧收效甚微之时,市马便成为其最主要的马源。

故宋人员兴宗曰:“臣闻固国之方,在于置卫,置卫之实,在于市马”[9]。

北宋开茶马互市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从政治而言,“祖宗设立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10]。

二是从军事而论,弥补牧监养马之不足,以备国防军政之需。

三是从经济来说,至宋代周边民族“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11],边境贸易有此需要。

同时,宋朝财政困难及用钱币买马而酿成钱荒,致使政府出台禁止铜钱外流政策,而以茶易马就成为最佳方案。

原宋辽、宋夏榷场互市,尚能买到一些马匹,但自关系紧张时起,辽夏均严禁向宋输出马匹。

而西南地区民族所产之马质量较差,“格尺短小,不堪行阵”,故宋朝向西南市马数量一直很少。

因此,北宋市马之地主要有河东、陕西、川陕三路以及青海、甘肃的藏族地区。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宗“诏岁于边郡市马,偿以善价。

内属戎人驰马诣阙下者,悉令县次续食以优之。

比闻富人皆私市之,至战骑多缺。

自今一切禁之,违者许相告发,每匹赏钱十万,私市者论其罪,中外官犯者,所在以闻”[3]。

自此,沿边州郡市马便成定制,同时严禁私人市马。

1060年(嘉祐五年),宋朝在甘肃的原、渭、熙、河各州正式设置买马司;1074年(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置茶马司;1077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察市马者;1081年(元丰三年)复改为提举买马监牧司。

北宋初,宋与周边交易马匹,主要还是以绢帛和铜钱支付马价,茶叶居其次。

然大量使用钱币,加大了宋廷财政负担。

当时茶马互市中,平均马价为30贯,如每年购马3万匹,则需铜钱90万贯,这几乎同宋廷年铸钱量相当。

同时,大量金属制品流入周边,对边防未免不利。

故宋太宗为防微杜渐,下令禁止以铜钱易马,而以茶易马的互市就此兴盛。

此后,宋廷茶马比价“随市增减,价例不定”。

宋神宗元丰间,马源充沛,100斤茶可易一匹马;后茶价下跌,要350斤茶才能换一匹马。

崇宁年间根据马质优劣,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220斤,下等200斤。

为鼓励汉藏茶马互市,宋廷规定易马茶价低于专卖之价;同时,又规定好茶(川茶等)专用易马,不得商卖。

如:规定“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12];“下令川陕民茶尽卖入官,严禁私行交易,[13]。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宋朝买马地区已发展为33处,其中有12处为西北安多藏族地区,在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

西北“蕃马”渐成宋朝市马的主要来源。

宋真宗时,在中央设置佑马司,将马匹定为23等,价格从8000-35000钱;并鼓励蕃部进贡马匹,给赐凡三等,从27000-75000钱,上乘马匹最高价格可达111万钱[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