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吴小美内容提要：作家、艺术家，特别是优秀的艺术家，与平凡的芸芸众生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心灵，或谓之“眼睛”。

许多为芸芸众生津津乐道的人与事，在作家那里可能只是过眼云烟；反之，在前者的心灵眼睛中稍纵即逝的事物，作家却会去紧紧把握，经过咀嚼提炼并给予艺术表现，给世人留下精神财富。

在古今中外浩瀚的文学篇章中，最具文化哲学意蕴并能经久不衰的莫过于生与死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人我生存和生命的理解及表现所达到的高度与纯度，对生存生命的困惑与追问。

鲁迅与老舍，都在这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值得继承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鲁讯 老舍 生死观老舍比鲁迅晚生了十八年，正式走上新文学战场也晚了约二十年。

但老舍忠实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在文化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等大“工程”中，两位大师是完全默契的。

鲁迅寄情于“民族的脊梁”，老舍播种下“精神的庄稼”。

他们捕捉忧患，感受疾苦，诉诸诗文；他们的生存观与死亡观的价值标准，既有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和心态，但并不是传统仕人简单的继承，而是现代社会使命感凝聚成的现代意识的变体。

他们分别承载了现代中国“社会良心”的天职，他们奉献着“生”，磊落地“死”，即使是老舍最终的自戕，也是以死相拼；两人都是社会取向远远大于自我取向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将他们的生死观相比较，深挖掘，从中汲取精神养料，将是很有意义和教益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上鲁迅和老舍的生死观，都深深植根于时代、社会、历史的土壤中，生成于对现实的洞察中。

他们的生死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本节我们将侧重探视其同。

鲁迅的一生，老舍的大半生，都生活在悲凉的、穷困的、隔绝的人世间，经济是低水平的循环，百姓是在集体无意识中艰辛生存。

鲁迅笔下诠释的“精神胜利法”、“十景病”、“瞒和骗”、“大团圆”的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古方、古法、禁忌、迷信、偶像崇拜，以及老舍精细入微地针砭的国民的敷衍妥协苟且，都可归结为“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的生命哲学。

鲁迅和老舍终其一生的创作，都是将整个民族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病态的众生相，作为一个整体展开自己的思索剖析和表现。

鲁迅将“生存、温饱、发展” 1视为一个“人”的合情合理的“生”的需求，但他眼中看到的中国“人”的一生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最好的也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 2。

他自己的“生”则是不停顿地与黑暗和绝望抗争，为了“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他“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他甘当人梯，以死相争，“拿我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 3为了民众的“生存、温饱、发展”，耗尽一生心血。

但最令我们悲愤的是，“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4，要救群众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变成单人” 5，需要“横着站”生活和斗争，躭心“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 6。

如果说鲁迅自己的生存就是“戴着枷锁的跳舞”，使我们永远为他顽强地挣扎于生与死之间的灵魂震颤的话，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老舍提倡并躬行实践的“两个十字架”的沉重。

老舍的生存以及他的生存价值观的核心是“两个十字架”（“破坏”与“牺牲”）的实践和理念。

他在南开中学就读的1922年双十节纪念会上，就激越地宣称：“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

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7。

”从发表演说到见诸媒体经二十多年，其间，只有随时愿作牺牲才能破坏与创造，或言之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老舍的生和生存观坚实的内核。

我们之所以将鲁迅与老舍的生存观联系在一起思考，不仅在于其中浓重的时代悲剧色彩，还在于他们对生存的思考，均以其丰厚的文化内涵，联结着他们对中国历史和国民生活状况的理性反思，联结着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神圣的启蒙使命感；不仅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还带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

笔者曾有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专著探究过鲁迅以写“沉默的国民灵魂”为中心的悲剧创作，并开掘了他创作中的“高墙意识” 8。

“三一八”惨案后他在《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名文中有一句名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与其说是愤激于先驱者的死难竟成了无恶意的闲人饭后的谈资及有恶意的闲人用作“流言”的种子，更应视为伟大的作家对我们国民生存困顿的忧思！作为鲁迅“接棒人”的老舍所言两个十字架，从正面置重了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民本主义的情结，他强调“国家的衰弱，根本因为民力的单薄；民裕国才能富，民聪国才会强”，“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9。

“五四”的人，华夏的“民”，都应该重破坏基础上的创造，作牺牲基础上的奉献，才有人的生存的价值，这和鲁迅的生存观是完全相通的。

在此，我们更可理解老舍为什么在新中国诞生后那么热爱真正为人民的新政权，他认为这才是民本主义理想的实现，才是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

在鲁迅那里，更尖锐地看到了牺牲精神主要存在于“先觉者”中，这是人类拯救的主要希望。

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将先觉者誉为“真的猛士”，联系后来被反动统治者杀害的左联五位青年作家，都是他笔下以及中国现实中奋然前行者。

更深刻的是，鲁迅将牺牲与反抗复仇紧相联承，对将真的猛士的牺牲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看客文化心理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我们将在下节继续深入。

让我们再考查他们的死亡观。

人生观也就是人死观，离开了对死亡的关注，也就没有了哲学，这早已是我们的共识。

生与死，本是一个统一的生命流程的起点与终点。

直到生的终点，鲁迅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度过的，而且这否定是极其酷烈的。

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前圣的传统，是鲁迅与老舍共同的精神支柱之一。

他们毕生都在承受着死亡和痛苦的重压，面对死亡而从中吸取力量，思考死亡并表现死亡。

鲁迅是“死的随便党”，他清醒于“人的终点都是坟”，直到自己死亡时都是十分平静的。

但他坚持人必须思考死的代价，也就是他一而再地劝诫青年要明究“血的代价”。

他从不以青年人的“导师”自居，但要求自已和希望青年做生活中的韧者。

他直言自已的戒酒和吃鱼肝油“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们的好世界中多留一些缺陷”，而不上敌人的“诱杀”的当10。

这说明他对死亡的思考是随着现实环境的变迁而从文化哲学思考转向了社会政治思考，期盼死（献身）能带来民众的觉醒。

鲁迅的死亡观是悲壮的献身的，但他反对轻易的舍生赴死，而坚持保存实力与敌人韧战；他一再撰文希望青年人停止“请愿”，以防持枪者和持“软刀”者的诱杀。

这是他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对死亡的清醒抉择，明显地着眼于中国，着眼于未来。

这清醒的抉择，同样存在于老舍这里。

老舍的死亡观也离不开社会使命感的自觉凝聚，以及不能实现这使命的忧患意识，离不开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对人的障碍——社会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机感和民族危机感。

迥异于我们许多国民“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死观，老舍这样的文化精英在不能选择“生”时，是要选择“死”的。

“死的自觉”，是老舍死亡观的精粹；而“以死相拼”，则是他在个体逾越不过危机（或曰“乱世”）中的一种坐化涅盘加上确保生存“底线”的抗争、明志。

前文已说明，鲁迅与老舍的生存价值观，换言之，生必有“底线”，也就是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是他们共同坚守的生命之线，死亡之线。

老舍之子舒乙诠释父亲，“什么事情在他心里确是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到了超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方法。

”11这就是他的死的自觉和以死相拼。

在老舍景仰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论历史·译序》中，我们接触到罗素的历史哲学：“人生总是局限于一个狭隘的时间和空间的领域之内，……因此人生就总有一种要求超脱于现实的龌龊生活之外的向往，一种宠辱皆忘、与世相遗而独立地观照千秋万世的向往。

”12罗素在这部名著中所描摹的“人类各个世代的悲伤的行列正在缓慢地向着坟墓前进”，在鲁迅、老舍这里，是再自然不过的。

这种宠辱皆忘、与世相遗而独立的人格力量，在他们那里具现为深沉无私的爱的情怀，以及面对死亡所共有的冰心傲骨；病逝的鲁迅，自戕的老舍，面对死亡并不是面对生命的终止，而是面对人世间的种种丑恶和死亡所能换来的民族的新生。

鲁迅直面敌人的暗杀，能不带自己家门的钥匙，凛然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老舍四次对友人及家人直言死亡，不论是为了示威强寇、抗拒暴力，还是保全气节，都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冰心傲骨的最鲜明的展示。

死亡，总是联系着文艺的诞生。

古今中外众多优秀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自身在承受着死亡和痛苦重压的同时，都在思考死亡并表现死亡，鲁迅和老舍都是代表。

正如亨利希·波尔说的，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死亡，正如一个真正的牧师总是伴有祈祷一样。

”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的相互渗透促进，都在审美上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创作境界。

从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看，这篇宣言式小说就涵盖了鲁迅对生与死的文化哲学思考的主要命题。

他们两位大师级作家，毕生写的都是“生死场”上的中国的人生，处处映照出中国民众生之麻木和死的悲哀。

这“生死场”所营造的“场效应”，将他们的杰作推向了世界文学遗产的颠峰。

仅从包容了鲁迅全部人生哲学的《野草》来看，二十四篇散文诗中就有十二篇直接触及死亡。

连对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鲁迅也刻意通过一个“儍子”的口，提出：他将来是要死的！“生前”与“死后”，成为鲁迅关注的两个人生命题，并且创造了一个十分个性化的观照视角－－由“死后”观照“死”本身，又从“死”去观照“生”的本身，由此将生与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鲁迅的艺术笔触，既是现实的——人生的终点都是坟，每个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人对现实世界来说不过都是“过客”，而且有别于许多作家的是，他写的生与死，竟常常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荒诞，如死尸能坐起来并且微笑，还会“抉心自食”，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等等。

鲁迅笔下“女吊”的形象，不仅是惊悚的，也是审美的，最具民族色彩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左联五烈士作家特别是柔石的形象，不仅是极富人性的，又是柔美的、抒情的。

小说、散文、《朝花夕拾》、临终前不久的《死》、《这也是生活》……中，比比皆是，可以归结为“随笔携带着死亡”。

再看老舍，一位刚出生不久就几乎被死亡掳去的作家，秉赋沉郁儒雅，不论生与死，一生承担忧患，其死亡观以及在作品中的表现，和鲁迅有着精神本源上的一致性。

人活着不能受辱，受辱宁死，他是这样坚守的。

在日寇逼近济南时（1937年8月），他反复吟咏的是《剑南诗稿》中的“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随即告别妻儿奔赴战场，准备以身殉国。

1944年日军进逼独山，他向友人明志：“我早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的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131945年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下：“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昏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失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