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08级1班 黄文军国际商务系08012192陈彦秋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系 别 学生学号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关于不同来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和技术溢出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在这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关主题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硕果颇丰，不仅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国际上FDI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随着学界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开始转向对转型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亮点。

作为目前理论研究的最新热点和亮点，来源地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资料较新。

本文对相关领域中涉及到FDI溢出效应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整理，就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及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来源地研究这些主题做文献综述。

1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Blomstrom, kokko(1998)检验了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溢出效应。

他对技术溢出的概念，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市场准入溢出的概念，跨国公司经营产生溢出的定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同时分析了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影响的渠道：首先他检验了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并将当地企业和跨国子公司与前向和后向产业链上的联系进行对比；再分别研究跨国企业对当地员工的培训，来自跨国企业的示范和竞争的影响以及由跨国企业经营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

由此得出结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最有可能来自东道国, 因为东道国企业的运营方式可能影响当地的行业内企业和行业外企业。

然而，虽然有显示说明东道国的溢出效应在国家和行业间有系统性的变化，但没有准确的或计量上的证据证实这种影响的存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外商投资的正影响随着当地技术吸收能力和竞争的加强而增加。

邵留国，张仕璟，王国顺（2007），研究了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

他们认为FDI技术溢出渠道度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有：一、吸收能力，东道国吸收能力强，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反之则不明显。

而吸收能力强弱则与跨周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问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和R＆D水平有关；二、东道国发展水平，一般认为东道国发展水平与FDI 技术溢出效应成正比，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首先，通过劳动力流动渠道，欠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较低，其次，欠发达国家(吸收能力较低)吸引的跨国公司与当地供应商和顾客存在较强联系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使得通过前后关联获取技术溢出的渠道失去作用；三、东道国市场结构，当外资企业处于垄断性市场地位，它将趋于维持现状，进一步采取新技术的动力大大减弱，甚至有意识地减慢技术更新的速度，外资企业的强势地位会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形成一种“孤岛经济”。

当东道国企业处于垄断性市场地位将散失学习、模仿的动力，不再追求技术进步。

同时他们认为外贸政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是是外贸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外商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而影响FDI的流向，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从而对FDI技术溢出渠道产生影响。

最终影响到FDI 技术溢出效应。

2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刘金钵，朱晓明（2004）分析了跨国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建立了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模型，并利用模型对我国工业领域内跨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测量。

结果显示，在1993—2002年间，我国工业内的跨国直接投资通过投资的转移实现了技术的转移，也就是说随资本的转移发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其次，我国工业领域内存在明显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是通过利用跨国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工业的技术进步。

郑秀君（2006），以技术溢出的四个渠道为理论基础，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选择浦东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外商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途径。

调查问卷分析表明，虽然通过示范——模仿渠道和联系渠道能够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也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通过人力资本的流动和竞争并没有在当地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这说明我国的FDI技术溢出的渠道并不“通畅”。

同时，她认为掌握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为防止技术扩散、利用我国优惠的政策，把我国作为一个生产加工基地，是“两头在外”的飞地投资。

因此说明我国想通过引进外资来获得先进技术根本是不可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政策没有起到作用。

并且，外资在我国的黑色金属加工业等瓶颈产业根本没有投资，那么在我国的能源等瓶颈产业不会有技术溢出效应产生。

因此，我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只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微弱存在，我们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不是免费搭车。

刘和东，施建军(2009)认为影响我国技术溢出的特殊因素有：我国吸引FDI 的传统战略和政策，即“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FDI的进入方式，FDI的产业流向，FDI来源结构。

针对特殊影响因素，他们对此提出了提高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前瞻性对策如下：一、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二、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三、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两人在传统R&D 投资项目实物期权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项目开发时间变量。

建立了项目研发时间不确定的垄断投资期权模型。

得到了开发时间不确定项目的投资价值和投资临界值。

对企业研发投资策略均衡进行了分析，存在同时投资策略均衡、追随者和领先者策略均衡等，并给出各种情况下的最优投资时机，分析表明，随着项目开发时间的增加，企业的投资价值下降而投资临界值上升。

因此。

开发时间和投资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期权价值，巩固了投资项目对市场的垄断。

马林，章凯栋（2008）采用2000～2005年中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阿罗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了FDI技术溢出检验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溢出进行了经验研究。

他们得出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存在显著负向溢出。

按来源地分类检验显示，相对外国投资，海外华资负向溢出更大；按投资方式分类检验显示，合资企业负向溢出最大，合作企业次之，独资企业则表现出了不明显的正向溢出；从时间上看，随着经营的深入，呈现负向溢出减弱、正向溢出增强的趋势。

邱斌，杨帅及辛培江（2008），使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变化规律；利用制造业内资部门2000—2005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研发和出口交货值两个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FDI水平关联和前、后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

他们发现研发与出口交货值对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FDI总体上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且更多地是由后向关联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的；前向关联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水平关联与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的实现方式不同，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分组回归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渠道在技术水平、行业集中度与出口依存度等行业分组指标下存在明显不同的传导机制。

主要得到的结论有：一、样本数据期内，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明显，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二、内资企业自主研发与出口交货值两个因素表征内资企业的变量明显地促进了内资企业的创新与技术进步，这说明内资企业近年来的研发努力和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三、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存在着行业异质性。

后向关联在一般行业中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在高技术行业中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技术溢出。

3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来源地研究Javorcik ，Saggi ，Spatareanu(2004) 采用Amadeus 数据库中罗马尼亚50,597家企业的数据，对罗马尼亚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思维线性变换模型，用以检验FDI 的国别因素是否会影响FDI 垂直溢出效应。

投资来源国对国内提供中间产物的上游行业溢出效应的关联主要来自两种途径：首先，由东道国跨国企业发起的中间产物投入份额随着东道国与本国间的距离的增大而增多；其次，模仿的发生受部分母国特惠贸易政策的影响。

案例中，罗马尼亚与欧洲的交易表明受低税率的影响，欧洲投资者带来的溢出效应比美洲和亚洲的大。

再者，当欧洲投资商为在国际上保持优势遵循中间产物从母国提供的原则，这会导致欧洲比美洲和亚洲更少从罗马尼亚当地采购资源，使得美洲和亚洲对罗马尼亚产生更大的垂直溢出效应。

实证分析的结论也支持这一假设。

美国和亚洲在罗马尼亚下游产业的参与程度对罗马尼亚供应商企业生产率有正关联。

而欧洲投资者在下游行业的经营对罗马尼亚供应商企业生产率有负效应。

实证证明不同投资来源对FDI 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的影响。

孟亮，宣国良（2005) 使用中国各地区相关数据，分析了不同来源FDI 在我国工业部门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

具体对港澳台外资与其它外资进行了比较，对我国共计30个地区的工业部门2001—2002年的有关数据，采用混合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处理，在Caves(1974)，Blomstrom(1983)等学者采用的检验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得到：;各变量的含义如下：LP ：本地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用各地区本地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总职工人数得到，表示各地区本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K/L ：本地企业的人均资本数量，用各地区本地企业的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除以总职工人数得到，表示各地区本地企业的资本密集度；RD ：本地企业的人均R&D 投入，用各地区本地企业的R&D 支出总额除以总职工人数得到，表示各地区本地企业的R&D 密度。

FP ：外资进入的程度；e ：检验方程的残差。

FP 1与FP 2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与其它外资进入的程度，用外资的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与地区内总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的比值表示。

FP A 与FP B 分别表示港澳台外资与其它外资进入的程度，同时采用上述两种计量方法分别进行检验的目的在于相互验证，进一步确定检验结果的正确性。

发现在总体层次上，港澳台外资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其它外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LQ 与RD 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本地企业中技术人员的数量与R&D 投入并没有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上述检验结果从一εαααααα++++++=25143210/FP FP RD LQ L K LP εαααααα++++++=B A FP FP RD LQ L K LP 543210/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依然处于粗放型增长的阶段，工业产出主要依赖于资本的大量投入，技术含量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