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一战外交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基于外交史角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七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

一战不仅促成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奠定了此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

60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一战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己经涉及到了这些节点，但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

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

本篇综述围绕中国的一战外交展开，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个人对一战研究的思考。

在体例上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并非按照成果出现的先后顺序一一列出所有成果，只选择有代表性的成果;(二)以具体的学术问题为标题，选取学界在此题目下的学术争鸣和进展，侧重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本综述并非面面俱到的文献综述，而是围绕一战的学术综述。

以学界对一战发展线索的认识程度为基本框架，以一战自身发展的线索为基础，概要探讨中国的外交应对，对每一个重大的外交节点都力争照顾到。

一、总论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通史性著作中，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并未被列为一个主题章节加以讨论。

与一战有关的重要历史节点，如宣布中立、“二十一条”交涉、对德绝交与宣战、府院之争、西原借款、五四运动等是被置于北洋军阀史的框架之内加以阐述的。

这一状况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变。

如在《中华民国史》的章节安排中，第二编第一卷第七章题目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在此章的第二节叙述了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一战只是作为“二十一条”交涉的背景加以叙述。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逐步得到改观，开始肯定中国的参战，认为中国的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有失有得。

[A]更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

中国的参战，改变了消极的中立政策，虽然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

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

近代中国的外交可谓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里存在着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变化。

就国际背景而言，列强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这一变化，为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比过去略为宽松的外部条件。

就中国国内而言，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民国建立后，政治多元化，言路大开，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现自己的主张。

民族主义在中国各个阶层得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舆论”。

普通民众涌进了外交这一过去似乎很神秘的为少数高官所垄断的领域，形成了声势前所未有的“国民外交”。

二是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知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勇于并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

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中立及相关交涉(一)中国宣布中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

对北京政府初期的中立，先前的研究多为否定态度。

近年来，出现了不同的认识。

北京政府的中立宣告看起来是一种稳妥的、合乎时宜的对策，在正常情形下，这一对策不应引起争议，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是欧战双方在中国皆有租界和租借地，皆有一定规模的驻军;二是有强邻日本在伺，它很可能因与英国订有同盟而加入战争。

为保持自身的中立权力，北京政府曾做出诸多努力，在美、日、英之间试图寻求中立的保障。

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联络作用得到关注。

顾维钧当时虽然只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参事，但他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漏“二十一条”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

袁世凯决定改变初衷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

美国虽然对中日交涉中有损它在华权益的部分概不承认，而日本获得的特权要一体均沾，这与顾维钧对美国的期望是有差距的。

沙皇俄国此时正忙于一战，对于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采取了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立场。

张作霖是另一个引起注意的人月红“二十一条”内容中涉及东北的条款很多，谈判期间，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时任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认为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

表达了反对“二十一条”的立场。

在南满洲的区域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及设立领事馆问题上，张作霖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北京政府也采纳了张作霖的部分建议并向日方多次声明和交涉，但日本并未放弃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增设领事馆的图谋。

(二)袁世凯称帝在一战中国中立的大背景下，袁世凯称帝成为“二十一条”交涉后的另一重要议题。

各国出于欧战自身利益的角度，对袁世凯的称帝抱有不同的态度。

在袁世凯宣布改制前，德奥两国，特别是德国，为了争取北京政府倾向盟国集团，支持中国复辟帝制，并答应给予财政、军械援助;协约各国态度复杂。

日本试图借机制造混乱，从中渔利;英国对于中国改制，开始并不赞成，担心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利益，但在日本支持帝制后，也改采支持态度，借以抵消日本的影响。

美国驻华公使茵恩施本人虽不赞同帝制，但仍敦促美国赞成中国改制。

袁世凯决定改制后，日本突反前态，邀请英、俄、美、法等一致行动，劝告袁世凯勿行称帝。

在袁操纵下，外交部致电各国，表示改行帝制完全出于民意。

奥德两国首先表示赞同，预祝帝制成功，随后美国驻华公使建议美国国务院从速承认中国改制，英、法、俄亦表示承认新政府。

惟有日本坚持反对。

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择日登极，不料中国国内局势突变，蔡愕起军讨袁。

在此形势下，列强再次改变态度。

对于袁世凯的外交路线，研究认为其基本因袭晚清旧传统。

首先，实行元首外交，独揽外交大权。

其次，他的外交思想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

在袁世凯看来，外交上的一切措置都必须有利于保证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主座地位的稳定，为此，不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法来换取政治局面的稳定。

其三，他的外交策略(三)西原借款西原借款是日本寺内内阁时期对华借款的统称，因其主要借款系由西原龟三直接或间接经手，故称西原借款。

对日本而言，此次借款系为乘机攫取在华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对段祺瑞而言，通过借款达到发动内战，实行武力统一。

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把段祺瑞变成了自己忠实的政治工具，并企图在中国排斥其他非亲日的政治势力，以达到在政治上单独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因此必然加剧中国军阀的分裂和战争。

但在国内、国际条件的压迫下，力不从心的日本垄断资本并不能实现这个目的。

在美、英、法坚持争夺中国霸权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妥协。

学界对此次借款的政治背景多持批判态度。

新近的研究，仍然在挖掘借款的实质，并分析日本提供借款的经济背景，但仍是批判为主。

日本提供西原借款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是为国内大量的剩余资本寻找出路，通过借款尽快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等要害部门，掠取中国的矿产资源，扩大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市场，准备战后与欧美列强在华进行争夺。

三、对德绝交与宣战(一)参战之争对于中国的参战之争，长期以来，论者认为该问题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权益和相互角逐的反映，各派势力都想借“参战”取得某一列强的援助，以巩固各自的权位;外国侵略者也想利用对中国一派的支持，扩大其在华的殖民权益。

对于中国参战的原因，开始从外交史角度重新审视北京政府的参战决策。

不论赞成者或反对者在内政问题上持何种主张，而主要从参战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被迫退缩。

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一起拜访梁士治，提出愿意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而以中国向其提供军械出口为条件。

虽然此事有不同的说法，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中国与协约国方面就此进行过接触却是无疑的。

在1917年之前，北京政府内部希望能参与一战的想法便己存在，虽和者不众，且遇外力阻遏，未能实现，但参战之意仍不绝如缕，不时显现出来。

围绕着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问题，中国内部出现了一场大的争论，对立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要点如下:其一，谁能赢得战争?对战争形势的不同判断是双方歧见的基本原因。

反对对德断交者认为，德国有取胜的希望。

比较起来，更多的人相信，在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后，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二，出席和会是否对中国至关重要?反对者认为，出席和会对中国并无大助。

副总统冯国璋便认为，列席和平大会，并不能遏止列强野心，即便中国有幸与会，也难保列强不图谋中国。

赞成者自以使中国能出席处理战后重大事宜的和会为一极重要的目标;其三，强邻日本会有何种动作?对日本的担忧为争论双方所共有，只是看法迥异。

反对者认为，日本之诡谋可畏。

赞成者则认为，参战之后正可以借协约国之力，阻止日本今后进一步危害中国;其四，参战对于中国内政的影响如何?反对者担心，加入协约国后，中国在提供粮食军火方面不能不应其所求，但中国己自顾不暇，再协济他国，中国先有坐困之忧，万一发生内变，何以应对?赞成者认为，通过参战对外战争可以达到整治内务的目的。

(二)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主动参加一战的具体军事行动之一，过去人们普遍批评北京政府的出兵西伯利亚政策，并认为是日本肋、迫中国参加了出兵。

并对中国出兵之举颇多贬斥，认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自杀J险的对外政策，不但将东北和蒙古东部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且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丧失了同苏俄谈判的最佳时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矛盾百出、愚蠢可笑的军事行动，既不合世情，又违背民意。

亦有学者对出兵西伯利亚之举采取两分法看待，认为不应一概否定北京政府的出兵政策，出兵之举既有屈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面，又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一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历史活动，指出，出兵西伯利亚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对中国而言，除出兵海参威外，还包括出兵中东路和外蒙古，而后者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

出兵西伯利亚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肋、迫下的行动，而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

事实上，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

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其目的是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

中日系列军事协定与出兵西伯利亚存在密切关联，但协定的签署远非出兵西伯利亚一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