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与叶为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10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

负责人贾洪浩，主任。

委托代理人江晓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职员。

委托代理人龚雪彪，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为森。

原审第三人赵万水。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叶为森、原审第三人赵万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9）浦民二(商)初字第4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7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市市西支行（以下简称“市西支行”）与叶为森签订《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个人住房（二手房）抵押贷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2002年沪中西房字第260号），贷款金额为人民币115，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借款期限自2002年7月15日至2012年7月14日，同时叶为森以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108弄4号10E室房产作为借款抵押，并办理了编号为沪房地市他字（2002）第004861号的房地产其他权利证明。合同签订后，市西支行依约向叶为森发放了贷款。此后，市西支行依法更名为中国银行上海市普陀支行（以下简称“普陀支行”）。

2004年6月25日，信达公司与普陀支行签署编号为第零5号债权转让协议，普陀支行将其对叶为森《抵押贷款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2002年沪中西房字第260号）债权及全部从权利一并转让给信达公司。因为叶为森未能按期偿还贷款本金以及利息，故信达公司诉诸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叶为森偿还本金108,236.17元，截至2009年4月30日的利息和逾期利息50,549.96元及从2009年5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和逾期利息；2、信达公司对叶为森提供的抵押物（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108弄4号10E室）及其拍卖、变卖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用由叶为森承担。

原审法院另查明，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04）浦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02年3月，邓恩信在担任上海金马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明知上述房产已出售但未办理产权证明，房屋仍属于金马公司的情况下，仍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其女友许丹彤及无业人员田维国。同年7月至2003年1月，邓恩信先后指使许、田分别与叶为森、张云婷、曹建国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将其中8套房屋的产权转到叶为森、张云婷、曹建国的名下，并以此3人的名义，使用虚假的证明材料，将8套房屋的产权作抵押，向市西支行、上海银行豫园支行骗取贷款共计1,181,000元，将此款打入其私人账户。本案中系争的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108弄4号10E室房产属于上述8套房产的范围。

原审法院认为，民事合同的订立以及生效，必须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能违反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虽然市西支行和叶为森签订了形式上的借款合同，但是根据已经生效的（2004）浦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叶为森陈述，上述借款合同并非是叶为森为了购房而向市西支行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款的实质是案外人邓恩信通过合法借款合同形式，实现骗取银行贷款从而达到侵占金马公司财产的非法目的的行为。所以，本案中的借款关系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主从合同的基本法理，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无效，故作为从合同的抵押合同也属于无效。针对信达公司主张其抵押权属于善意取得，根据有关法律应受到保护的观点，原审法院认为，首先，现行物权法律有关抵押权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是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设定抵押权的情形，但是本案中叶为森对系争房产并非是无权处分人，所以本案不属于适用现行物权法律有关抵押权善意取得的范围；其次，本案中叶为森和市西支行之间的抵押合同属于债权合同关系，信达公司获得抵押权属于物权变动结果，而债权合同关系是产生物权变动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现债权合同关系属于无效合同，所以由此产生的物权变动结果也受之影响，故信达公司根据善意取得制度行使抵押权的主张，原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现信达公司依据无效合同主张叶为森归还借款本金以及利息并且行使抵押权，有所失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若信达公司认为其权利受损，可选择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另行向适格的责任主体主张相关的民事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37.5元，由信达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信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首先,系争的抵押贷款担保合同的当事人是市西支行与叶为森,而非邓恩信,邓恩信的行为对本案所涉的合同性质不产生任何影响,与本案无关；其次，叶为森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许丹彤，而非邓恩信。虽然叶为森辩称其在不太懂的情况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和抵押贷款担保合同，但是其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其完全明白自己所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况且其在房屋买卖合同、抵押贷款担保合同等各类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均为其亲笔签名，故其所实施的上述民事行为均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购房款交付对方后如何使用则不影响抵押贷款担保合同的效力；即使如本案存在着一审判决认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则叶为森触犯了相关刑事法律，理应受到刑事处罚，但该刑事判决未认定叶为森具有刑事犯罪行为。第三，根据该认定的事实证明叶为森是系争房产的所有权人，故

其对系争房产具有处分权，叶为森因借款以自己的财产与市西支行签订抵押贷款担保合同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市西支行根据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相关规定，也享有抵押权。因此，市西支行与叶为森签订的抵押贷款担保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叶为森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市西支行对本案所涉的房产具有抵押优先受偿权。故信达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

叶为森答辩认为，签约当时邓恩信是金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系公司的司机，邓恩信告诉其，金马公司的房屋要被法院查封，故要求其为公司帮忙。由于当时找工作较难，其又怕失去工作，所以帮忙签订了合同。实际上，其对房屋的实际情况及贷款的使用情况，均不知情。因此，抵押贷款担保合同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赵万水答辩认为，一、叶为森系受金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恩信的指使，无奈之下签订了抵押贷款担保合同，该合同的签订并非叶为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合同。二、根据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可以认定叶为森与邓恩信、许丹彤等人恶意串通，其购房意思虚假，且未支付过购房款，而案外人高桂英则在此前就已足额支付购房款。作为抵押物的房屋的权利人系金马公司，而非叶为森，抵押物系刑事案件的赃物，任何人不得在赃物上设置任何权利。三、市西支行在审贷过程中未尽相应职责，草率放贷，因此造成贷款坏账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市西支行将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但并未转让抵押权。因此，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1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5）浦民一（民）初字第83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高桂英办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红枫路108弄金桥酒店公寓4号10E房屋的房地产权属登记和过户手续，并将该房产权登记在高桂英名下。

2008年9月16日，高桂英与赵万水签订《权利转让合同》一份，约定高桂英将（2005）浦民一（民）初字第8382号民事判决书上的全部权利转让给赵万水。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从形式上看，系争的抵押贷款担保合同是由市西支行与叶为森签订的，双方的签字、盖章均是真实的。但从已经生效的（2004）浦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的最终认定可以看出，叶为森系受邓恩信指使，使用虚假的证明材料与市西支行办理了抵押贷款手续，骗取贷款，贷款的实际用款人是邓恩信，由此从本质上否定了系争抵押贷款担保合同的合法有效性。鉴于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建立在系争抵押贷款担保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的，原审法院就此曾向信达公司行使释明权，并征求信达公司意见，是否从合同无效的角度变更诉讼请求，但信达公司明确表示不愿意变更诉讼请求。据此，本院认为，信达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已经不存在，现其坚持依据系争抵押贷款担保合同关系向叶为森主张民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