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年２月理论研究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第１期总第３２１期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１Ｓｅｒ．Ｎｏ．３２１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３０作者简介：孟根其其格（１９６５－），女，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孟根其其格（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校，　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７０）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相互联系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

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键词：十八届三全会；《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５５７３（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１－０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首次在我们党的重要会议及其文件中出现，必将对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此必须认真分析并深刻领会。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相互联系的几个概念，领会十八届三中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首先要把握这几个概念的内涵。

《决定》中所讲的国家治理是指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各领域、各层次事务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指管理国家各类事务的制度体系，包括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种制度、体制和机制，也包括各种法律制度。

就其系统性本质而言，国家治理体系不应是碎片化的制度，而应是由以上各种制度相互衔接、有机构成的整体；国家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我们党治国理政、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各领域、各层次事务的能力。

国家治理的提出适应于现代国家事务变革的实践要求。

在现代社会，由于国家事务的管理主体已不是政府这一单一主体，而是建立在职能划分基础上的包括国家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个人等多种主体。

管理国家事务的方式也不只是政府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和以暴力为依托的强迫式的管控，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主体、多维度的协调和合作。

因此，国家治理模式取代传统的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日益成为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要求的新模式。

这种新模式要真正确立起来，需要相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撑。

同时，还要把国家治理放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

由于现代化本质上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转化、变革的整体过程，包括生产力层面上的工业化、信息化，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市场化，整个生产方式转化中的城市化，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化、法治化，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理性化、科学化等交互影响的多重属性，因此，一方面，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建立在上述基本规定基础上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另一方面，符合上述基本规定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确立和完善是一个渐进和突破相互交织的过程。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

党的正确领导是推进当代中国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

党要在这一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就必须落实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要求。

在现时代，所谓科学执政，就是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更加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更加符合科学性的要求。

科学性的对立面之一是主观随意性。

我们必须把党领导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被证明是科学的东西用制度适时固定下来，使之成为长期坚持的准则和行动的保障，从而避免主观随意性；所谓民主执政，就是党在执政过程中不断贯彻人民主体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群众参与机制，使权力真正服务于人民；所谓依法执政，就是指党在执政过程中，牢固确立法治思维，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同时，带头遵守法律，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的特权。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一方面，是对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各种制度的遵循和践履。

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党治国理政的过程，其治理状况彰显着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党的执政过程需要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也就是说，需要构建起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

其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实践表明，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以城市为重点、特别是以增强企业活力为突破口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到２０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进一步巩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要求和部署。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其中，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经过３０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总体显著进步，充分表明我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国家治理体系在总体上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同时，我们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赞誉和世界认同。

在当代中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总体看来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靠发展和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必然对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正是对这种新要求的深刻把握和积极回应。

再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

例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不强，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等，这些问题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当代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

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并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才能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同时，由于在新的历史阶段，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严峻，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这必然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治理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涉及到国家、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方方面面，要达到所谓“善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关键。

而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只有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模式转换的意义，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并且更加注重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才能确立起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使国家治理能力符合时代要求。

（一）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模式转换的内在逻辑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

”因此，我们对于国家的考察，更多地是关注其阶级利益冲突的本质属性，国家治理也相应地长期运用统治思维和统治模式。

这种思维和模式更多地强调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方面，更多地强调国家强制力或暴力工具的作用，更多地强调党和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在管理国家中处于中心地位，发挥主要职能甚至全部职能。

国家权力系统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和层面，对其进行管控。

当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分化程度低时，这种统治思维和模式的负面效应暴露的还不充分，而当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市场经济运行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加速分化和整合，人们的利益关系复杂化，价值观多元化，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传统的统治思维和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合社会的要求。

当代中国在社会整体转型中弥散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领域中的问题，在不同领域和层次上展现出传统的国家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的弱点和不适宜。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家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不断向适应时代要求的方向转化。

这表现在诸多方面：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立法与执法相分离；人治思维和管理模式日益被法治思维和管理模式所取代；公众越来越多参与立法、执法和政策制定，等等。

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上更广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对于社会管理，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思路，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这些都表明，国家的治理模式在不断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表明我们党更清晰地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的规律。

转变国家治理模式有赖于各个领域治理模式的转变。

我们只有深刻领域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的逻辑，才能自觉地在具体实践中加以推动。

（二）更加注重改革的协同性和系统性，在改革中不断推进制度化建设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总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和狭义上的社会等各具体领域有机构成的系统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