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刑法死刑的适用标准引言自20XX年1月1日起，中国的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暗示着中国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对死刑案件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正确适用死刑，适应形势需要，是当前司法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古老而沉重的历史长河中，死刑一直为诸刑之首，与刑法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

在每一个国家，都经过了从滥用到慎用、由苛酷至轻缓的演变过程。

在尊重人权、倡导文明的今天，死刑甚至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1764年意大利着名的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废止死刑理论以来，旷日持久的死刑存废之争持续二百余年。

人们大多是围绕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否助长人们的残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评价。

其中一部分人得出应当保留死刑的结论，一部分人得出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

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人公开主张废除死刑，换言之，保留死刑既是人们的共识，也是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

”笔者持保留死刑观点，但在本文中仅以现有法律框架为基础，以司法实践为对象，对死刑适用的标准问题及死刑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作初步的探讨。

一、死刑适用标准的相关概述（一）死刑适用标准的界定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出于对生命价值的珍视和对生命权利的保障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对死刑的适用都采取较其他刑罚的适用都更为慎重的态度也就是说经过审判在查明犯罪分子实施了一定的犯罪行为后要对其适用死刑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比适用其他刑罚更为严格。

死刑适用的标准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上的死刑适用标准包括死刑适用的犯罪行为条件死刑的核准程序条件死刑案件的证据条件死刑适用的对象条件等等狭义的死刑适用标准仅指死刑适用的犯罪行为条件即对什么犯罪行为才能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尽管死刑的核准程序条件死刑案件的证据条件死刑适用的对象条件等等都和死刑的适用有着密切的有时还成为能否适用死刑的决定因素但死刑的核准程序中上下级法院考虑死刑能否适用的标准是一样的只是可能存在认识判断方面的差异死刑的证据条件并不是死刑案件所独有的问题不能判处死刑而应判处其他刑罚的案件同样要解决证据问题死刑的适用对象条件只是人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才提出来的基于上述考虑笔者采用狭义的死刑适用标准即仅指死刑适用的犯罪行为条件包括刑法总则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和刑法分则适用的条件。

（二）死刑的利弊1.死刑的优点。

（1）威慑力强。

中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这表明，适用死刑的条件是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极其严重。

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

面对如此的犯罪分子，死刑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也就是死刑的威慑力最强。

死刑对于那些因畏惧被处死而没有犯罪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威慑力。

死刑的存在，使人们形成了诸如“杀人者死”的观念。

从而使人们畏惧犯罪。

从而起到了预防犯罪的目的。

（2）对受害人的安抚。

死刑对受害人的安抚作用是其他刑罚不可比拟的。

死刑的安抚是通过对罪犯执行死刑来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罪犯的强烈愿望，抚慰其受到的精神创伤，使其尽快从罪犯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打消其报复的念头，使其不致走上犯罪道路，并恢复社会上其他成员的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心理秩序。

（3）成本低。

死刑相对于其他主刑，是成本最低的刑罚，它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2.死刑的缺点。

（1）生命的丧失具有不可恢复性。

死刑所剥夺的是人最重要的权利，即生命权，生命权不同于其他人身权力，生命一旦被剥夺则不可恢复。

死刑是对犯罪分子的生命剥夺，一旦适用死刑，犯罪分子不仅丧失了最重要的生命权利，而且依附于生命权的人身权利及其他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权利也基本上都将不复存在。

如此，即使犯罪分子有悔改的意图也是悔之晚矣，这和刑法的教育功能也相违背。

（2）矫正效果为零。

刑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对罪犯进行矫正以使其消除再犯罪意图，成为守法公民并以良好的姿态回归社会，死刑违背了刑罚矫正的宗旨，断绝了罪犯的自新之路，将一大批有改造可能性的罪犯推上了刑场。

虽然它执行起来干净利落，但是给社会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巨大的。

使得它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矫正效果为零。

（3）在赔偿追赃方面陷入窘境。

死刑虽然在一方面安抚了受害人，但同时它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在赔偿追赃方面，死刑往往使其陷入窘境。

（4）死刑也是在推崇犯罪暴力。

死刑的存在本身是为了震慑犯罪，但仔细思考会发现，死刑的存在也是在鼓励暴力宣扬暴力，它包含着以暴制暴的意图。

（三）探讨《刑法》死刑适用标准的意义探讨中国的死刑适用标准，应首先从剖析死刑适用标准所蕴含的价值入手。

在笔者看来，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

人死不能复生，人的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一旦错杀就不能挽回。

只有正确把握死刑适用标准才能体现对犯罪人的公平与公正。

笔者认为，追求公平、公正是死刑适用标准的核心和灵魂。

死刑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对待死刑应慎之又慎。

明确了死刑适用标准，才能有效地限制死刑，做到少杀和慎杀。

目前中国《刑法》关于死刑适用标准的规定不够具体，模糊性的规定较多，这就给法官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从而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不少轻判或重判情况的出现。

明确死刑的适用标准，不但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可以保障犯罪人的权益，同时缓解被害人亲友对死刑案件实体裁判的不满情绪。

从而达到死刑制度的立法目的，体现司法公正。

2.保持刑罚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标准就是准绳、尺度和准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性、度量性和可预测性。

在笔者看来，死刑适用标准的尺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减少争议，消除分歧。

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人要不要处以死刑，是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刑缓期执行，是处一名犯罪人死刑还是多名犯罪人死刑，办案人与审判委员会之间，常常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

明确死刑的适用标准，就能有效地统一认识，减少和消除死刑案件中的分歧意见；其二是减少差异，保持平衡。

死刑适用标准的度量性和可预测性意味着法官对刑罚的比较与估量，即在此时此地发生的犯罪与彼时彼地发生的相同犯罪应受到大致相同的刑罚处罚。

明确了死刑的适用标准，就能尽量减少量刑中的分歧，缩小差异，保持平衡，以维护刑罚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3.实现刑法的核心任务当下中国的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做到少杀、慎杀。

”这也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死刑适用标准是实现刑法任务，落实“少杀、慎杀”政策的重要手段。

刑法的核心任务是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用刑罚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就是要对各种犯罪适用轻重适当的刑罚，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依法适用死刑，从而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旦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就意味着犯罪分子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要慎用死刑。

中国司法审判机关必须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标准，认真贯彻落实“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而实现中国刑法的核心任务。

二、中国《刑法》死刑适用标准的立法分析（二）中国关于死刑的立法现状1.死刑罪名所占比例不断扩大在刑法分则所设的十章中，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罪名数量12个，死刑数量7个，死刑罪名所占比例高达%;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罪名数量42个，死刑罪名14个，死刑罪名比例为%;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罪名94个，死刑罪名数量17个，死刑罪名占16%;第四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罪名数量37个，死刑罪名6个，死刑罪名比例为%;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罪名数量12个，死刑罪名2个，死刑罪名比例为%;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罪名数量119个，死刑罪名8个，死刑罪名占%;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罪名数量21个，死刑罪名2个，死刑罪名占%;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罪名数量12个，死刑罪名2个，死刑罪名比例为%;第九章读职罪中没有死刑罪名；第十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罪名数量31个，死刑罪名12个，死刑罪名比例为%.我们可以看出，在刑法分则中，除第九章之外，每章中都有死刑罪名，而在整个刑法分则的413个罪名中，有68个死刑罪名，所占比例高达16.%.可见，高死刑率己成为中国刑法的一个特征。

2.单行刑法及其它法律通过其它途径扩大死刑适用主要体现在：在法定刑的设置方面，确立了某些犯罪的法定刑为绝对死刑。

在1979年刑法典分则规定死刑的条文中，根本没有绝对判处死刑的规定，而是将死刑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刑种。

但是，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缥娟的决定》对组织他人卖淫罪、强迫他人卖淫罪之死刑，均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属于此种形式的死刑法定刑规定，还有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规定的死刑，以及1992年《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对劫持航空器罪的死刑规定。

在绝对死刑法定刑的规定下，只要犯罪符合法定的量刑情节，司法人员只能对犯罪人适用死刑，毫无自由裁量的余地，因而这种法定刑的立法模式，实际上扩展了死刑的适用面。

确定了特别审判程序。

20XX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内容仅两条，但极其严厉。

第一条：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的限制。

第二条：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这个决定实际上从根本上推翻了以前的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和第131条的规定。

按此决定，对重罪案件应当判处死刑的，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的时间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这实际上就剥夺了被告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辩护权，同时又缩短了上诉的期限。

（二）中国《刑法》死刑适用标准的立法分析中国现行《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刑二年执行。

”这是关于中国死刑适用标准的规论文格式定，笔者就这一规定作如下分析。

1.关于“罪行极其严重”的分析何谓“罪行极其严重”,中国现行《刑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了一定的模糊性，也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关于“罪行极其严重”的涵义，中国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