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真实的中国农村——春节返乡的观察与思考 文字上描述或规定的农村，和我亲历的农村，都多少存在着隔膜和差异——它自有
其真实的运行逻辑和轨迹。
劳动力价格的快速增长，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其重要原因。而原本农民工一直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 农村的发展首先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 多数村民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是非常满意的。农民对生活现况的态度，极具政治意义，至少对政治稳定殊为重要。 村民们按照自己的逻辑，顽强、蓬勃地生活，一切似乎都让位于赚钱。这种心态姑可一言蔽之为“世俗精神”。 人们愿意生活于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应成为人为设定的目标，而是为更幸福地生活而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新农村建设还是推进城镇化，既看似都不无道理，但却又都未切中肯綮。 简单靠过于僵化、严苛的耕地管制，在粮价无法体现其真实价格、种粮收益无法大幅提高的情况下，耕地保护永远是无解的难题。 即便完全放开生育，农村的生育率也并不会增长，甚至仍会走低。现行一胎政策，不仅严重脱离农村现实、难以实行，还要付出不必要的行政成本、社会成本、道德成本和政治成本。 深化改革最根本的课题和唯一正确的方向，其实即在于：回归人的主体性和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切实地把尊重个人权利的固有、内在价值作为出发点，而不仅是对其（主要是经济自由）工具价值的功利性认可；尤其不应倒果为因、颠倒主次，把保障个人权利的附带性结果作为治理和改革的根本和出发点。
我老家位于豫中某县；村子距县城约15华里，虽不算远，但中间隔有河流和铁路，因
而县城的发展方向恰好与村子的方位相反，故县城的扩张很难波及于此；从全国来看，经济水平绝不可谓发达，也不算最落后。总之，这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乡村，但恰可能因此而更具样本意义。
多年前，我便常年求学或谋生于遥远的都市，回乡越来越少。不过，好在每次回去时间不算太短，各行各业、男女老幼都有所接触。同时，正是和乡人常年不见、少有利益牵扯，且过年人们自然更心情轻松，故相互都倍感亲切、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这恰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调研访谈不具备的优势：谈话者无需对要说的话有意“加工”，反而更真实。
此外，从一个生长于农村、后又常年生活在城市，并以文字为业者的眼中，恰又可能更客观地感知到农村的变化和问题。最深切的感受是，文字上描述或规定的农村，和我亲历的农村，都多少存在着隔膜和差异——它自有其真实的运行逻辑和轨迹。
固然，城市人口据说已超过农村。然而，即便户籍意义上的城里人，许多其实又何尝不是如我一样的农家子弟，并仍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极而言之，当前中国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大农村。因而，把握真实的农村的意义自无需多言。
同时，也许是和故乡注定要渐行渐远，因而早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冲动，催促着自己将亲身的感知，尽量描述出来。这也是为和整个中国一样正经历着几千年所未有的快速变化的农村，记下一点真实的时代印迹。
农村经济破产了吗？ 说起农村，不时会听到“农村衰败”之类的叹息；就在最近，还有观察者称，“中国农村经济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状态”。但就我所见，却并非如此悲观。在我老家，砖瓦房多年前就已基本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高大平房或小楼，庭院也越来越严整、美观。 那些原本城市才有的“现代化”用品，很多在村里也已极为寻常。例如，不少家庭近几年间购置了空调、冰箱，有的比城市家庭还高档；有些家还购买了电脑、连上了网络，甚至安装了城市家庭也才刚兴起的无线路由器（这将大为改变农村原有的信息闭塞，意义重大）。
再以出行为例。大城市仍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在老家却已几乎消失。这次回家，村里多了不少崭新的面包车乃至小轿车；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也基本都有电动车；同时，乡间道路也大有改善。以前村民一年进不了几次县城，现在似乎随时可及。
印象深刻的还有劳动力价格的快速增长，这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其重要原因。而原本农民工一直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据说，现在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建筑工地短工，日工资就至少要130元以上；村里务工者的月收入，一般都在3千多元以上，5、6千元也不在少数。
而县城普通公职人员的工资，则多不过在2千元左右。听说国企现在招农村临时工，工资比正式职工还要高，否则招不到人。当然，临时工没有正式职工的身份保障，不过据说现在也要给临时工买“三险一金”。
劳动力价格提高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通货膨胀，也有农村生育率降低而导致劳动力的稀缺；而公立部门则由于冗员太多、国企效率低下导致工资无法大幅提高——无论如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至少意味着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重要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衰减，这也根本上决定了农村只有妇女和老人种地、以及农业机械更多地在农村采用，其实都是非常理性和自然的选择的结果。 类似例子远不止于此。总之，当下农村问题虽仍很多，但断言经济破产，虽出于关心农村的良苦用心，但显有失夸张，也无助于解决真实问题。
农村的发展首先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最直观的证据是村民基本都服务于私营部门。这既包括最狭义的市场化改革，如放松经济管制；也包括与之紧密相关的改革，如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否则很难想象如此大规模的外出务工人流。而且，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而市场化改革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体制原因。
村民对生活现状的评价及其政治意义 此外，原来基本空白的农村社会保障也有所发展。就我所知，新农合至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看病负担；老人及特困人口也多少能拿到一些补贴（如60岁以上每月60元）；再有就是免交农业税费和种粮直补。对此，村民的普遍认识是：国家不仅不要农民承担义务，反而给这么多好处。由此也可见，普通大众对公共政策的共同认知特点：更易感念直接的物质实惠，而难以看到自由和法治等根本性价值——尽管村民生活的提高首先在于自由的扩展，更不用说在更为根本上自由与福利间存在着内在冲突。
村民也有不满，如乱罚款、办事需花钱托关系等公权滥用和寻租，但主要是针对村干部（多数人坚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不过，村子既远离城镇又无矿产，村干部掌控的利益有限，所以不满并不算严重。
总之，多数村民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是非常满意的。至少在物质上，城乡差距似有缩小之势（城乡差距实质上是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结果，故这也表明城乡居民的权利有所趋于平等）。近几次回乡，可明显感到先前村民对城里人的艳羡，已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村生活的满足乃至优越感。对此，邻村中学同学的话颇具代表性：用县城买房一少半的钱就可把房子盖得很好，还有院子，自己种粮食，村里有超市，空气也比城里好„总之比在城里好多了。
农民对生活现况的态度，极具政治意义，至少对政治稳定殊为重要。可以想见：至少很长时间内，农村仍能保持稳定，政治动荡只可能发生在中心城市；同时，如前所述，农村的重要性仍不亚于城市，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因素是，军队大部分兵源也来自于农村。因此，只要执政集团内部不发生分裂，动荡也很容易平息。
此外，未来中国不太会发生像埃及那样穆兄会与反对派的宗教性纠葛，却容易遭遇一直困扰泰国的城乡僵局——包括泰国当下的政治困局，很大程度上都是严重的城乡差距、对立的集中体现。因此，城乡差距与对立的缩小，对避免类似的城乡僵局，无疑也极为重要。
农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熟人社会、攀比心态、世俗精神 说起农民，很容易想到的是小农意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但回老家感受最强烈的，却恰恰是追逐财富的高昂热情，几乎每个人谈论的主题都是赚钱、赚钱。其最重要原因，据我观察，乃在于农村是最典型的熟人社会，国人好面子的秉性被极大地强化。其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物质上的攀比心态，尤其是竭尽所能地改善“看得见”的物质条件，例如房子建得更漂亮、堂屋的摆设更高档等。
这无疑构成人们赚钱的强大压力和动力。当然，这种强烈的赚钱冲动，也同时因为农村的社保依旧薄弱、经济安全感较差，以及早先农村的过度贫困（根本上讲，农民的自由受到压抑是主要原因；这也使物质攀比的心态受到抑制），在改革开放后反而不断刺激起加倍的补偿心理。 相比之下，家庭教会虽也有发展，但影响却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大；许多家庭固然敬神烧香，但其实大多不过是依旧例行事，或是为“贿赂”神灵关照，功利远大于信仰；同时也难以想象有其他的精神追求。而原本熟人社会固有的道德、舆论的约束，对逐富行为愈发宽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宗教影响力强大的国家，人们严格遵循礼拜天休息、定期朝拜，财富追求很大程度受制于宗教生活，乃至像印度教要人们安贫乐道、今生受罪、来世享福；或是西、北欧国家，人们更注重生活的安逸、闲适，经济发展平缓。
总之，村民们按照自己的逻辑，顽强、蓬勃地生活，一切似乎都让位于赚钱。这种心态姑可一言蔽之为“世俗精神”。我愿意首先积极地理解这种精神：它体现着底层民众不懈追求幸福生活的朴素、正当的渴求，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指责（诸如道德沦丧、传统衰落；即便如此，主要责任也并不在农民自身），都未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矫情；这也正是农村及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理应获得理解、尊重，并通过制度予以保障。
当然，这种强烈的世俗精神，也会成为为逐财而不择手段的“肇事者”，但对此无需大惊小怪，正是由于会发生损人利己的行为，人类才需要有法律和政府；更不能因此否定其正当性与积极价值。 推进城镇化vs.建设新农村间的两难与真问题 农村青壮年普遍外流及其引发的问题（留守老人、儿童等），广受关切和担忧。这当然也是实情。但这些现象（包括当下的春运拥挤），何尝不正是城镇化萌芽但又远未实现的产物？它们看似乎肇因于农民进城，但其实却恰恰是因为农民无法真正进城。
这也说明，对农民收入而言，农村自身的内生经济贡献有限，而更主要依赖外部的经济发展。这决定了长远来讲仍需进一步城镇化，同时也说明当下农村已远非所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然而，短期内城镇化却又不可能大幅加快。这次回去就已发现，县城的扩张呈现明显的颓势，如房价增速放缓、空置房数量庞大。因此，多数农村很难为县城的扩张所覆及。同时，虽务工者众多但在外定居者却屈指可数。据我观察，最主要原因并非是被物议汹汹的户籍、社保等城乡二元体制，也非安土重迁的观念，而是村民当下的收入水平，尚难以应付进入城市生活的成本的陡增。
这不仅因为农村住房等成本相对很低，特别是因为在农村生活，老人和妇女可在家种地，至少可维持口粮自给。这事实上等于为家庭增加了就业、降低了生活成本并提供了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