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语丝”时期散文摘要：作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在二十年代，即“语丝”时期，主要身份却是一个激进的社会和文明批评家，同鲁迅、周作人站在一起，以“土匪”自称。

在《剪拂集》中留下他当时的思想轨迹，充满了叛逆与清醒意识，并且显露出日后“幽默”的苗头。

可以说，“语丝”时期是林语堂一生最富于战斗力的时期。

关键词：林语堂语丝匪气幽默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所提倡的幽默小品文奠基而成的，正因为这点，在许多建国后的文学史教材中，都将其作为批判对象。

其实，林语堂也并非一味追求幽默，在二十年代，即1924-1928年，他就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那正是创刊于1924年的《语丝》最为辉煌的时期。

林语堂作为该社的重要成员，同鲁迅、周作人、孙伏园、郁达夫等人一起，为“语丝”任意而谈，泼辣幽默的文体作出重要贡献。

鉴于他与《语丝》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的作品称之为“语丝”时期。

在这个时候，林语堂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叛逆意识和激进思想，写下了大量有关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文章，后来这些作品都收入《剪拂集》中，成为他一生曾为战士的光荣记录。

林语堂之所以会加入“语丝”社，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政局。

二十年代，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正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那段时期。

先是一九二四年，贿选总统曹锟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残暴的安福系段祺瑞政府；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紧接着，北京发生“女师大风潮”，由反对校长杨荫瑜发展为反对教育部部长、复古主义流领导长章士钊；三月十八日，在执政府门前发生了枪击示威群众，死伤两百多人的“三一八”惨案。

面对这些混乱的局面，深受基督教“人道”主义和西方“自由”“个性”影响的林语堂自然对封建军阀政府极为不满，而当时语丝社正处于群众运动的中心。

固然北京是“瘫痪魂灵的大公寓，魅魑同胞的大本营”，同时也是屡次天安门大会的历史地，是五四运动的起发点，是学生们和警察大战的故址，是三一八大惨案的屠场，是打狗运动的故都！……，北京就是学生领导群众干涉政治的唯一名城。

曹家楼之火焰，章行严宅里之喊声，天安门五花十色的彩旗，执竿抛砖新华门前之决斗，五卅运动冒雨赤足之游行，这是何等的雄壮。

国务院门前血肉的横飞，哈德门大街沿途的血迹、病院中的呻吟、北大一院的追悼会、北大三院的搜查、学生领袖的遗迹，这是何等的悲惨，所以舍不得北京者以此，所以恨他者以此”。

[1]作为北大教授,语丝社重要成员的林语堂，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第二是自身的原因。

林语堂曾描述过他当时的心理历程：“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之派，而属于语丝派，我们都认为胡适之派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由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

（我们对他们有几分讽刺），这对于我很适宜，我们虽然并非必然是自由主义分子，但把《语丝》看做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语堂之所以没有加入《现代评论》派，而是成为《语丝》派的一员，主要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志趣有别于胡适等人的“士大夫”派，而更接近于语丝诸子。

他希望：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

可见她对于言论自由，有多么重视，后来他也说：“我喜欢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乃天性使然”。

[3]从他加入语丝社的两个原因，我们可以得知，林语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黑暗专制的中国社会环境极为不满，希望能够争取言论自由。

为中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所以，“语丝”时期的文章，也就不免带上了具有时代性的“凌厉浮躁”。

与感情相适应的，是这时期他的散文的内容，呈现两种显著的特点，一是“匪气十足”，二是“幽默笔调”。

一．匪气十足在“语丝”时期，林语堂时常以“土匪”、“傻子”自称。

在《谈土匪》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以矣。

只不要投降。

”[4]。

很可以作为他那时的思想纲领。

翻开《剪拂集》，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时的作品，完全是按照这个思想纲领创作的，所作的批评相当广泛：有针对时事政治的，有支持学生运动的，有斥骂“名流绅士”的，有抨击国民性的。

无论哪一方面，都可见年仅二十八岁的林语堂，似乎要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发泄到文字中去，字里行间，洋溢着蓬勃激情，匪气十足。

所谓“匪气”，林语堂自己作过解释。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

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三层楼滚下来，比较少顾虑。

完肤或者未必完肤。

但是骨头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5]概括起来，他的“匪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少顾虑”，即“直言无忌”；二是“真皮真肉”，即“不说别人的话”，“真情流露”。

一．“直言无忌”这一点。

在这时期，林语堂表现得极为明显，特别是在时事评论上。

他曾说：“当时，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被视为‘异端之家’……北大……之一激烈的教授”。

[6]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上上下下掀起反帝大风潮，一些评论家却大唱反调，大泼冷水。

著名地质学家、现代评论派成员的丁文江就曾说：“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

“我们应当谨慎，不要再闹学匪”。

“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

“劝化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一个坐洋车的”。

有些名流也有诸如“单靠感情不能救国”，“救国必先求学”，“罢课是自杀”，“中国弄到这地步，完全是知识阶段的责任”的论调[7。

]这些言论，倘是和平年代，固无大错；但在那个矛盾极为尖锐的年代，就不免起了“在当权者的刀下，颂扬他们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8]的作用。

对此，林语堂直接给这些名流一击：“这回爱国运动，大家忙得手忙足乱，应接不暇，对外宣传，对内讲演，募款救济工人，筹划抵制外货，正苦无名流实在出力，实在做事，实在帮忙。

丁先生却仍然在旁说闲话，其实这种不负责任的闲话与不负责的高调，相差无几。

闲话、高调、空洞话、无用之话、无积极主张的话，其实则一。

”[9]最后，还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迎合官僚与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又绝对唱不得的。

”[10]两个“绝对”，锋芒毕露，反对情绪斩钉截铁。

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波”中，林语堂一直和语丝社同仁站在一起，同情和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斗争，后来他回忆说，“当这两个周刊（指《语丝》和《现代评论》）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的时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那里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中心，知识分之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

……”[11]据说，在语丝社同仁集会中，林语堂常常慷慨激昂地发表对此事的看法，紧紧跟随鲁迅、周作人这两员大将之后，作“急先锋”，以笔为武器，猛烈抨击现代评论派对“女师大”学生制造的谣言。

在《苦矣！左拉！》中，他斥责现代评论派中人，是“为私人作侍卫”，“替压迫人的鸟总长说话”、“为率领老妈子的刘百昭宣传”。

言辞激烈，字字见血，特别是一个粗口“鸟”字，更见得他的率直。

在《〈公里的把戏〉之后》中，他更是表示了对他们的极端蔑视。

“批他们嫌手脏，骂他们嫌嘴脏，做文章谈到他们又嫌笔脏”。

一副泼妇骂街的样子，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流露于纸上，则是破口大骂，相对于同时期，语丝诸子的曲折含蓄，自是别有风味。

这样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林语堂还觉得意犹未尽，在文章末尾，又对他们首鼠两端的作为，作了一个总结性的直白批露，简直就是他们的“结案陈词”：“你要他们公然捧章，他们又不肯公然捧章。

他们说章士钊人格也是卑鄙，那么请你们做篇宣言文字演说好好的反对他，攻击他，你们又不肯。

你们说与青年是表同情，但是你们又要时带挖苦青年的口气；那么请你们爽爽快快地与青年丢开手明白站于与青年相反地位，像丁文江一样，你们又不肯，说你们的目的是求和平，那么女师大及女大学生感情本来很融洽的，只被你们讲坏了。

那么，你们是主张北大的人应当干涉到他校公理，然而半年前似乎又听到说北大的人不应管到女师大的事。

那么现在女师大倒也干涉得可以……”[12] 从上面的例子中，林语堂这时期的散文确实做到了直言无忌，而且态度极为勇猛，近乎于赤身上阵。

与论敌近身相拼，短兵相接，感慨激昂，抓住对方的弱点，放开手脚，大作文章，务必使对手再无反手之力，方才罢休。

他后来曾对自己的风格作总结：“我初期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示威游行一样，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

”[13]。

今人读起来，还能感到他文字中那种无顾忌，无避讳的锐气和匪气。

二，“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在此时期的作品中，林语堂并非只是单纯的“骂街式”，而是寓理于骂，常常能发前人所未曾发的，多有警策之语。

如对现代派自觉或不自觉附和政府的行为，林语堂斥他们为“文妓”，说他们“卖尽机巧智能，以求利禄”，“与妓女之卖身求利同”，说：“这样的男子在中国新学界也不能说特别少。

许多新学界的人，一跨进某军阀的门内，就立刻可以‘以高等华人’自居，或提倡读经，或帮他们的主人逮捕学生，此与龚氏‘盗圣贤市仁义’之例正相符。

”[14]抓住这些文人与妓女相若的特点，进行讽刺，比较鲁迅斥骂现代评论派为“丧家犬”，更为犀利，更为直白，更为新趣。

还有针对现代评论派的“读书救国”的“高调”，林语堂也是能敏锐地看出，这种论调背后的实质：“我们须明白这种“勿谈政治”的高论，不是空空一个学理，是与政府的行为“互为表理”，有这种政府才有这种政治学，有这种政治学才有这种政府。

“……中华无论是什么国体，至少总不是民国，无论外交与内政，都不是我们国民所应谈的，更谈不到什么根据民意，所谓政治，即是政府诸公的所有物。

国宪可以由官僚制造，国民议会可以由官僚滥充，外交重案实可由官僚自控，甚至于官僚赴会议开会，小百姓的道路，可以随意断绝一个小时之久，在我们冒充“民国”已经忝为不怪的，但是既然连道路都不是百姓的，并且在家里楼上窥看的人尚要被警察厅长斥得不露头面，我们不能不怀疑今日之官僚，即前日之皇帝。

‘帝国’固然不存在，‘民国’二字亦是赘瘤。

”[15] 此外，“真皮真肉”还体现在真情实感，特别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由于林语堂时任女师大教务长，在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愤怒。

比旁观者来得更为真诚，实在。

当噩耗传来，林语堂与许寿裳，立即以校负责人的身份，领回尸体。

三天后，即三月二十一日，他写下了第一篇悼念烈士的文章，比之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作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还要早。

在当时那种恐怖气氛的笼罩下，他敢于首先站出来，足见他的勇气和难以抑制的愤气。

在文章的开头，他写道：“……。

因为这三天以来，每日总是昏头昏脑的，表面上奔走办公，少有静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里已觉得是经过我有生以来最哀拗的一种经验；或者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对刘杨二女士之死，是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一部分是因为我暗中已感觉亡国之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