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外交10级历史教育班张建荣指导教师吕德胜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从古至今始终影响着中国外交，中国千年外交也反过来影响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情怀，“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藩大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满招损、谦受益”的处事原则，至今对中国外交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千年；外交；传统；文化一、主流传统文化影响古代外交的基本走向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是千年中国的制度文化，是支配中国千年外交的意识形态。

这些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但受儒家文化影响最大，主要有：大一统文化、农耕文化、礼制文化、仁义文化。

(一)大一统文化大一统文化决定了追求和维护统一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主线。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孔子怀念西周“大一统”，渴望结束当时诸国纷争、四分五裂的状态。

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华人的内心深处，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以至于统一成了上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的一种共识。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时常有分裂与内争，但几乎没有人怀疑统一的必然性。

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客观上处在分裂状态时，各独立政权领导人也不可能只顾及自己治下的小块领地而对其他治外之地弃之不理，他不得不站在全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而无法偏安一隅。

要获得统治自己属地的合法性，他在执政时便不得不声称自己为正统，而且必须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号召，这使得中国追求和维护统一的外交成为一种必然。

三国、南北朝等时期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二）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决定了谋求和平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政策。

四大文明古国都以农耕立国。

虽然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

上面讲到的大一统文化的出现是由农业生产的本质特征（如大型水利工程依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和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耕文明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和辛勤劳作，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也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

农耕文化造成人们对农田的依赖，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加之自给自足造成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求，由此形成缺乏对外扩张动力的封闭社会。

守护田园的需要使以农立国的历代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之类的守势，草原王朝侵入中原王朝农业区后，会逐步改变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原王朝的文化，从而使几千年来的中国外交整体上以谋求和平为基本政策。

因而，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以掠夺为目的。

与之相联系，除成吉思汗外，中国历代王朝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

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朝廷的附属与臣服，对于称臣纳贡的降服者往往赏赐有加。

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东西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三）礼制文化礼制文化决定了朝贡体制是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体制。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而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定位，因而，其外交导向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中国历史悠久，号称礼仪之邦。

中国文化基于农耕活动，地域相对稳定，民族相对单一，因而极易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稳定的礼制文化。

几千年来，礼作为中国千年外交的思维逻辑与行为准则，呈现了权威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教条化的特点，一直是东亚国际体系的文化基础，决定了古代中外关系的非对等性。

因而，中国历代王朝办外交时，很少具有平等意识。

周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中外关系纳入华夏礼制的轨道，从而使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延伸到中外关系领域。

朝贡体系重礼仪和象征意义的特征，从先秦到明清，一直没什么改变。

在传统关系中，对外交往就是“宗主”对“藩属”的管理，所以管理对外交往的机构就是“理藩院”。

古代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因而自乾隆朝以后，中西屡屡发生外交礼仪冲突。

（四）仁义文化早在周初年，仁义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统一各诸侯国的一面旗帜。

仁义文化主张以仁义立国，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仁义在先秦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周礼作为公认的准则（相对于现在的国际法）被运用于各国，礼的根本就是一个“仁”字。

古人在国际交往当中不少践行仁义的行为在今人看来显得迂腐，当时却很普遍。

例如，襄公的“仁义”之举，被毛泽东看成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仁义外交最典型的事例是公元前57年，匈奴大乱，朝廷大多数人主张乘机出兵消灭匈奴，只有御史大夫萧望之反对，认为“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

主张“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

汉宣帝采纳此议，不仅不出兵攻击，而且还“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后来，更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结果“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

（《汉书》卷78）仁义外交的典型代表是曾国藩，曾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送他一个“诚字锦囊”。

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

“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

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

笃者，厚也。

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

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

二、非主流传统文化的影响非主流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制度文化，但对中国千年外交的影响不可低估。

非主流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如潜规则文化、酒文化、食文化等，对外交都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是如下三种：（一）权术文化权术文化也叫做权谋文化、谋术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国家。

申不害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

”冯梦龙说：“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

”外交离不开谋略，历史上许多谋略家就是外交家，如张仪、苏秦、诸葛亮。

谋略思想和著作最丰富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外交思想最丰富、外交家辈出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谋略著作出现，中国外交也演绎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大剧。

谋略不等于权术，外交不等于权术，更不等于诈术，外交辞令也不等于空话假话。

但外交史上尔虞我诈的事确屡见不鲜。

权术文化中外都有，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西方权术文化的代表作。

中国讲权术的书不少，如《六韬》、《三略》，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文化的大全。

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

宋代叶适认为：“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

”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面，十分准确。

权术与封建专制相伴相生，包括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结党之术、游说之术、狡辩之术等，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

玩弄权术者行为和思维均具有两面性。

《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外交上折冲樽俎的时代，也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但权谋最为成熟的时代。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

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

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

“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进入外交更不奇怪。

越国在灾年向吴国借粮一万石，第二年说选择最好的粮食归还，吴国竟然相信越国，将其留作种粮，哪知来年播种颗粒无收，原来还吴的是经过了蒸煮、永远不会发芽的粮食，使吴国遭受严重饥荒。

唐太宗外交上也有使阴招的时候。

例如，太宗以答应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汗国首领夷男为诱饵，换回唐大将契苾何力，换回后，却不将公主送往汗国，而是故意断绝和亲关系以促使汗国内部分裂。

当时有大臣坚决反对这一外交决策，认为既已答应，不可失信。

夷男发觉被骗后，气恼而死，接着，“国中乱，如其策云”。

（《新唐书》卷110，《契何力传》）源远流长的权术文化至今仍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生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生存智慧”、“实践理性”。

（二）暴力文化暴力文化，即崇拜暴力的文化。

按理说，外交是打嘴仗，同暴力不沾边，但外交史上确实留下了暴力文化的斑斑血迹。

韩非子说，“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尉缭子》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其半，威加海内”（见《汉书・艺文志》），公然鼓吹血腥屠杀，令人发指。

几千年来，“暴力斗争哲学”在中华大地上始终有深厚的成长土壤，逐鹿中原、王朝更迭总是伴随着大砍大杀。

专制制度催生出一代代暴君、暴官和暴民，虽然他们在国人中比例不大，但足以使暴力文化代代相传，其影响有时超过主流文化、制度文化。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是有关杀戮和暴力描写的。

《三国演义》既是三国外交演义，更是如何最多、最快杀人的阴谋演义；而《水浒》讴歌的英雄义士行为，多出于私仇而很少公愤。

他们开人肉包子店，杀无辜路人以作入伙投名状等等，以杀人为乐，在杀戮中感受快意。

李逵救宋江，抡起板斧，不管男女老少一并砍去，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他杀黄文炳，类似于凌迟，后来，在明朝酷律环境下，凌迟竟发展成为一种残忍的艺术。

按照一些民间历史故事的记载，凌迟一般每天割357刀，共切10天，这样的刑罚，不但施于大奸臣刘瑾身上，也施于英雄袁崇焕身上，在清代也施于石达开身上。

千刀万剐剔下来的“肉”，不少被用作下酒菜，闻之令人毛骨悚然。

中国外交史上也不乏血写的篇章。

春秋时期，晋国不仅无礼扣押郑国国君郑成公，而且杀了前来求和的郑国使者，从此，违反“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一国际法的现象不绝于史。

宋亡国前夕，元主连番下诏，痛斥宋权臣贾似道接连扣押和杀害元使。

虽然连克镇江、南京等，元主仍复遣尚书廉希宪、侍郎严忠范奉国书出使南宋，有意与宋继续议和。

到了宋界，宋边将张濡，不分皂白，竟将身为侍郎的使者袭杀，将身为尚书的使者押送到宋廷。

元丞相伯颜遣书质问，宋廷遣使答报，只说是边将所为，未曾禀报。

伯颜再遣张羽为使，同宋使一起返宋廷，不想到了宋境，又被杀死。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外交人员巴夏礼一行39人被咸丰皇帝下令扣为人质，尽管恭亲王奕信誓旦旦地作了“未尝苛待，居处适宜，待遇优渥”的保证〔《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但3日后交还人质时，生还的仅18人，其余21人归还的全是伤痕累累的尸骸，其中《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的尸体被大卸八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