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释方法
周羽正
上传时间:2006-6-12
我国《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
释。”这是关于合同解释方法法律渊源。
有作者指出：“只要存在法律适用便需要审判解释，因为社会总是突破人们设定的法律规范，制定全部现存社会关系的法律是不可能的。[i]”对于克服法律上的缺陷，加藤一郎说：“等待立法直等到死能否实现也很难说。如果想在活着的时候求得比较好的解决，就有必要尽可能通过解释论探求解决的可能性[ii]。”同理，对于存在意思含糊不清的合同，现实不允许法官等待当事人去重新取得意思一致。法官有义务去通过某种方式从法律上“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真实意思，这些方式就
是“解释方法”。在诸种可能方式中所进行的选择过程及选择规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解释方法的位阶问题。而法律就语言含义解释方法、顺序所作的规范即我们所说的“法定解释”。
解释方法可以从相关的法学理论中汲取营养，比如说法解释学和法律行为的解释，法学史上已有相当成就，对于合同解释理论的发展就殊有帮助。
一、法解释与合同解释
法解释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其历史久远，所积累的成就相当丰富。仅就民法解释而言，从罗马时代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建立起了一整科学的体系[iii]。我国学者近年来对法解释学予以了相当的注意，在民法方面有梁慧星先生的专著《民法解释学》；刑法方面有李希慧博士的博士论文《刑法解释论》[iv]等。
法解释的方法对于合同解释，由于同为对规范的解释，有其共同点，因此，其成果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故不吝篇幅将学者对法解释方法的归纳罗列于此：
在民法解释，梁慧星先生认为方法有：文义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法意解释方法；扩张解释方法；限缩解释方法；当然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方法；比较法解释方法和社会学解释方法等
[v]。
在刑法解释，李希慧博士认为方法有：1，文理解释方法，包括字面解释和语法解释；2，论理解释方法，包括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系统解释；沿革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等[vi]。
在国外，对法解释的研究也很多，比如说，对美国宪法的解释，该国学者罗列了几十种解释方法[vii]。
当然，对于立法机关的意思产物的解释较诸对个人意思的解释要相对可靠容易得多，因为立法机关在其活动中保存了大量的文件包括对某些敏感问题的争论的记录，使得研究者较为易于探求其真实意图。因此，法解释的方法不可能照搬到合同解释活动中来。事实上，不同法规范的解释方法之间也有相当区别，这从前面的引述便可知道。
二、法律行为解释与合同解释
法律行为解释在狭义上专指对个别法律主体意思表示的解释，广义上则包含合同解释在内。对个别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是对合同解释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法律行为解释的方法和规则对合同解释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是，合同解释作为对当事人“合意”的探讨，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也就有特殊的解释方法和规则。对此尤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具体解释方法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使用的文字，有时并没有反映他们的真实的意思，或是合同的执行中出现了一些为他们始料不及的情境，或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从我们对司法实践的调查，90%以上的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对合同的某些条款或是词句总是有不同有理解的。由于这是一种客观的法律现象，外国合同立法中一般都有关于合同解释的原则或是方法的规定。
我国统一合同法之前的合同法中未明文规定关于合同解释的专条，但其中规定了一些关于解释的内容。实践中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这就是审判人员不尊重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有人从理论上来加以证明，认为外国合同立法中所谓合同解释，均是指的法院对合同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外国法学著作在谈到合同解释问题时，都有一个语境，这就是关于对有争议条款的解释。对于当事人双方无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则必须尊重当事人的约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广义的合同解释，应包括当事人对合同的解释。由
于“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的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viii]。”当事人（共同）对合同的解释是一种“立法解释”，对法院具有
约束力，当然，法院可以宣告该条款无效，但是无论如何，法院不能宣告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与当事人的共同解释不同[ix]。
外国法对于如何解释合同向来有两种相对立的主张，一是强调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不拘泥于合同的文字。罗马法学家保罗说：“我们不是受文字形式的拘束而是受文字所表述的内容的约束。因此，我们认为以文字形式表达的内容与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内容具有同等的效力[x]。”这种主张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依据的解释合同的方法通常被称作“意思说（Will_Theory ）”；另一种主张强调解释合同应以当事人表示出来的意思为根据，因为当事人的内心意思非他人所能得知。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作“表示说（Declaration_Theory）”。总体上来说，大陆法系国家多采“意思说”，而英美法系通常采用“表示说”。
一般认为，合同解释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1，文义解释
这种解释方法也有人称之为“文字解释”。即对合同文字首先应依其通常的意思进行
解释，专门术语从其专业规定，行业用语从其通常含义。
2，真意解释
强调“解释合同应探求当事人共同的真实意思，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词句[xi]。是采大陆法系通常所用“意思说”，也是我国宪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必须有严格的解释规则，以防止法官的擅断。
大陆法系历来强调在合同解释中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意而不应拘泥于合同所用文字，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8条（意思表示解释）规
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德法等国民法典亦有同样的规定[xii]。我国民法学者亦有同样的主张[xiii]。台湾地区法理与判例对这一法条的实践有：
查民律草案第二百条理由谓意思表示，其意义往往有欠明了者，应将不甚明了之处解释之。但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致失真意。此本条所由设也。
解释当事人之契约，应以当事人立约当时之真意为准，而真意何在，又应以过去事实及其他一切证据资料为断定之标准，不能拘泥于文字致失真意。（三九台上一０五三）
合约内所列之副署人，在法律上应负如何之责任，需视契约当事人在当时之真意如何而定，原审未予斟酌各方情形，以探求当事人之真意，遂认为系参加契约之另一当事人，应与主债务人负连带清偿之责，尚难为合。（四三台上五七七）
解释当事人立约之真意，除双方中途有变更立约内容之同意，应从其变更以为解释外，均以当事人立约当时之真意为标准。（四九台上三０三）
我国民法并无关于职务(或身元）保证之特别规定，一般所谓职务保证不外约定以将来主债务人之债务不履行及依契约或法律之规定对债权人应负担之损害赔偿债务，为其保证内容，仍具有附从性。至其约定是否含有独立的损害担保契约性质？（即因主债务人之行为，使债权人蒙受损害，保证人即负填补之义务，其损害之发生，不以主债务人有过失为必要，保证人亦无检索之抗辩权）。则属事实审法院解释契约之职权范围。（六三台上一五八。）[xiv]。
本件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垫款，系基于两造所订契约关系（见原审六十八年度上更[一]字第二六Ｏ号第五五页），即《让渡抛弃书》为其依据，该《让渡抛弃书》虽记载有：“如来历不明，敝人等应负责，与买方无关”字样，但此系指担保第三人出而主张基地之权利时，应由被上诉人等负责而言，本件罚锾，系因被上诉人违反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未通知公地出租人台南县政府表示是否优先承购，由台南市政府依当时有效之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项，同条例台湾省施行细则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科处被上诉人罚锾，究非有让渡抛弃书所称之来历不明情形，上诉人垫付此项罚锾后，本该让渡抛弃书而为请求，尚难谓有据（六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三Ｏ号）。
出租人林务局于林地出租后，将该林地归划上诉人管理，应认上诉人得本于管理权能对承租人行使出租人之权利。此为归划拨管理性质所使然。原审以上诉人虽为本件林地之管理人，但无行使出租人权利之见解，即难谓当（六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七六Ｏ号）[xv]。
真意解释方法可使合同当事人免被合同文字所陷。如某单位职工与其单位约定：其住房问题在其配偶单位解决，在此之前，单位借一套房供其过渡。由该职工书写的文件内容是“本人住房问题由我爱人单位解决，现借单位某宿舍区1幢101室在我爱人单位房屋交付使用后无条件归还。”其单位有关方面负责人在上面签了字，亦即双方成立了一份合同。在该合同的解释中有二个方面显然不受文字表面意思的拘束：（1），尽管该职工讲其“住房问题由我爱人单位解决”，该单位仍应满足其暂时的住房需要；
（2），由于该职工实际取得的是“2幢101室”而非合同所言“1幢101室”，实际处理时仍应按“2幢101室”来处理。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在当事人对合同文字并无矛盾解释的情形下，法院不得以探求当事人之真意的名义脱离文字进行解释。一般而言，主
张合同真意与合同文字表面含义不同的一方合同当事人有举证责任，在该方当事人举证充分的情形下，法院才能不以合同文字来确定合同各方的权利义务。
3，整体解释
“若要弄懂一种法律制度，不能单研究其条文规范，而要明白这个条文是如何组合到一起的，该制度是如何架构的，它的条文应当如何解释[xvi]。”对于合同的解释也是如此，合同条款皆有其“来历”，每一个条款都是为了和其他条款一起发挥作用的。这里的“整体解释”，是指合同的各个条款得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具有的正确意思。这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几个条款的规定有冲突时的处理方法。比如说，某承包合同中关于合同期限的规定是“一包三年，一年一订”。发包方解释为合同必须每年签订一次；而承包方则解释说，合同一签订，其有效期就是三年。我们认为，合同解释的整体性规则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在有关条款相互矛盾的情形下，应取使得合同其他条款有效的解释；合同中的词句，
除非合同中有特别约定，应作同一解释。
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体现对合同应作整体解释的要求：
第4条（以文字为准）：“关于一定之数量，同时以文字号码表示者，其文字与号码有不符合时，如法院不能决定何者为当事人之原意，应以文字为准。”
第5条（以最低额为准）：“关于一定之数量，以文字或号码为数字之表示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时，如法院不能决定何者为当事人之原意，应以最低额为准。”
《法国民法典》则明文规定：“契约的全部条款得互相解释，以确定每一条款从整个行为所获得的意义[xvii]。”
4，目的解释
即“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xviii]。”目的解释在罗马法学家那里就已经被使用，保罗说：“一段能够引起两种不同解释的意思表示并不表明我们两样东西都要，而只能理解为是要我们想要的那样物品。但当一个人说的和他想的不一致时，他既不要在那段话中提及的物品，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又得不到他想要的，因为他没有说[xix]。 ”乌尔比安说：“无论在要式口约中出现多少次含混的表述，均应理解为是就履行契约所作的肯定的表述[xx]。”尤里安的话则更明了：“每当对一句话有两种理解时，应作接近于要说明的问题的解释[xxi]。”我们认为，目的解释是整个“意思说”解释体系的基础。应优于其他解释规则而适用。
《南方周末》曾以《三岁女状告平安保险》为题报道一起保险合同纠纷：
投保人吕萍于1996年7月30日向平安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交款人民币300元，该公司向其出具了《人身保险费暂收收据》，1996年8月7日，吕萍在平安保险公司体检时，医生的结论是“合格”。体检后，医生发现吕萍左肾有点积水，业务员包建斌说：这个不影响，可能要增加一点保险费。吕萍即与包约定：“如果不超过1000元，你先帮我垫付。”包建斌后于1996年8月12 日为吕萍垫付了因身体有小毛病而增加的400元“保险附加费”（平安保险公司的业务规则允许这样做）。1996年8月14日，平安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1996年8月7日，吕萍遇害。后来，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吕萍所交300元是体检费，并以此为由而主张保险关系尚未成立，从而引起讼争[xxii]。
未见到法院对此案的判决。我认为，依合同解释的方法，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吕萍所交的300元是“体检费”而非其出具的收据所示的“保险费”，对此，保险公司应负举证责任。依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目的方面而论，吕萍之所以要向平安保险公司交款人民币300元，其目的是投保，平安保险公司接受此款也说明其愿意接受。结合吕萍体检合格的事实，应当认定，保险关系已于交保险费之日成立。吕萍指定的保险受益人黄昊依法可以得到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
双方串通进行真意掩盖的不具法律效力，单方所作非真意表述更不起作用，这一规则自罗马时代即已确定：“任何人由于虚伪陈述而免除担任监护职务的，其监护职务并不因而解除[xxiii]”。
《法国民法典》要求：“如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解释时，应采取适合于契约目的的解释[xxiv]。”
5，习惯解释
习惯在民事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台湾民法中，习惯是法源之一[xxv]。法国法规定“有歧义的文字，按契约订立地的习惯解释[xxvi]。”“习惯上的条款，虽未明载明于契约，解释时应加以补充[xxvii]。”我国民法未明文规定习惯的法律效力，但实践中习惯具有等同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法上习惯的法律意义。
“习惯解释”要求在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问时，应参照当事人的习惯进行解释。比如说，在江苏泰兴市有一份互易合同，甲乙互易其所有的一株银杏树，合同规定原属乙的银杏树转让给甲后，五年内双方分享其孳息；原属甲所有的一株银杏树由甲负责移栽后转让给乙，如该树不能成活，甲应返还给乙原有树木。合同签订后，甲移栽其树，该树于第2 年成活，第３年挂果后死亡。发生纠纷后，甲认为他已移栽该树
成活，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而乙则认为，该树未能成功地结果，最后已死亡，要求甲返还其树。我们认为，对这一合同的解释，应参照合同签订地的习惯。经调查，银杏树移栽易死，挂果时也特别容易死亡，只有成活后5 年不死方能确保其生存。因此，对于合同中“成活”一词，应理解成“成功地挂果”，这也符合本合同的目的，且从合同整体而言，当事人约定5 年共享原属乙所有的银杏树孳息也才有根据。
以习惯解释合同，美国法中亦有判例可援：在“哥伦比亚氮肥公司诉罗伊斯特公司[xxviii]”一案中，法官指出有关行业习惯对于合同解释具有约束力，他进一步论证说：
有几个弗吉利亚州的判例判决，除非法院发现书面合同是含糊不清的，否则，外部证据不能被用来解释或补充一个书面合同。但是，这一规则已经被弗吉利亚州采纳的《统一商法典》改变了。该法典明确地规定，对本法“应作灵活的解释和适用以促进本法所体现的目的和政策的实现，”其中包括“让商业做法通过习惯、行业惯例和当事人的协议不断获得发展（《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102条）。”《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2条的规定表明了行业习惯和当事人交易的过程的重要性。该条是要授权法院运用行业惯例和当事人交易的过程去解释和补充合同。官方评论称，这一条款否定了原有的规则，即只有当合同含糊不清时，才能以交易过程和行业惯例为证据的规则。
当事人间的交易过程实质上可以看成是当事人间的“习惯”，“布利-安德鲁斯公司诉西蒙斯公司[xxix]”表明履约过程对合同解释的意义，这也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要求[xxx]
实践中除地方习惯外，通常“习惯”更多的是指行业习惯、商业习惯。如国际贸易中的习惯、运输业中的某些责任范围的习惯等。值得注意的是，习惯的效力虽为各国法令所认可，但对于“习惯”的认定则做法各不相同。
6，公平解释
根据该规则，“无偿合同应按对债务人义务较轻的含义解释；有偿合同，则应按对双方均较公平的含义解释。依一方当事人单方面所提供的合同条款所订立的合同有歧义时，应按对决定合同条款一方不利的含义解释[xxxi]。”罗马法学家也曾说过：“在要式口约中，当就口约内容产生疑问时，应作不利于债权人的解释#Z1前揭书，《债、契约之债》，第16页。$#z。”正是这一规定早期表达。《法国民法典》第1162条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契约有疑义时，应作不利于债权人而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
一则我国的案例说：
1996年1月，北京T公司委托H储运部代保价运输仪器二件，声明价值一千元。始发站为北京康庄站，到站为呼和浩特站。发货后，收货人始终没有收到。经查，由于某火车站行李员提前离岗，而托运该批货物的列车员擅自简化作业程序，未按标准交接，致使该批货件被人冒领。T 公司诉至法院称：该批灭失的货物为一部电脑和三个硬盘，价值10.05万元，要求承运人赔偿实际损失及该公司与收货人所订购销合同违约金等连带损失2万余元。因承运方拒赔，T公司遂诉至法院$据
说：“T公司曾以这批货物的购销合同及与H储运部的委托代办托运合同书为证，但却举不出托运部交给车站托运的就是这批价值十余万元的电脑、硬盘的确实、充分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包裹所载内容，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否则便承担败诉风险’的原则，法庭不能认定原告方声称的10.05万元的损失，而只能根据包裹票上所载内容认定该批货物的实际损失为1000 元[xxxii]。”云云。
问题是，即使T公司能举证确证包裹内容，其主张就能得到支持吗?以上述报道逻辑而定案，则对于运输部门显失公平，因为任何人都不必如实声明其包裹内容，反正损失发生后，可通过证据来获得补偿，而平安无事时则可省下托运费用，这显然不是司法追求的目标。
公平解释还包括否定不公平条款的效力，《美国统一商法典》就明文对此作了规定[xxxiii]。
7，诚信解释
诚实信用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xxxiv]，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是民法的首要原则[xxxv]。《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试拟稿）》第164条规定：“解释合同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文字的简约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我们认为，这里的诚信解释，似应解为，解释的结果应使合同内容的确定符合诚信原则对合同当事人的要求。如解释成要求法院“诚信”虽然可以讲得通，但作为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既然该法案对163 条所言“公平”是对当事人而言，该条自当亦为针对当事人而言。诚信原则乃民法之首要原则，而合同又不可能穷尽所有事项，自有运用诚信原则的必要。
诚信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复函中说：“银川铝型材厂因经济困难，欠工人的工资无法发放，就将购买的有奖储蓄存单等值顶替工资发放给职工。铝型材厂明知该奖券中奖率为100%，在发放时未对中奖权利进行约定，说明其已将中奖权利一同转移[xxxvi]。联系到该厂未向其他职工追索中奖奖金，应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对合同作了诚信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中，法院认为做悬赏广告后对归还拾得物者拒付酬金的行为”有违《民法通则》
第四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是错误的[xxxvii]。”用的也是诚信解释法。
8，回溯解释
回溯解释指的是通过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方式等实践回过头来解释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意，也可称作“实践解释”。比如说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受理的白尚荣等444人诉蔡小宝等三被告集团诉讼案[xxxviii]中，对于南京晨光集团与宜兴加工厂订立的加工合同中晨光厂“监督执行”究系何意，原告方主张应是晨光厂必须对宜兴铜加工厂处理工业废渣的全过程负责，而晨光厂则认为自己只是负责监督对方切实对工业废渣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将合同项下的工业废渣随意抛弃。代理此案的律师主张：晨光厂在执行该份合同时，派员监督对方不将该项工业废渣随意抛弃，并无对此处理过程全面负责，宜兴铜加工厂认为是购进此项工业废渣，宜兴市环保局在其出具的证明中也称“同意购进[xxxix]”，可见对方当事人也不认为由晨光厂负全面责任，而晨光厂有关人员在分别回答有关机关询问时也称只是保证对方不随意抛弃该项工业废渣，因此，应结合当事人在履行该份合同时的实践而认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真意是由晨光厂监督对方不随意抛弃该工业废渣。这里运用的解释方法即为回溯解释法。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承认实践在解释合同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司法解释说：“在供需双方已实际交接货的情况下，若实际交接地点与合同原约定的交货地点为一致的，人民法院在按合同履行地实施管辖时，以货物的实际交接地视为合同履行地[xl]。 ” 这实质上就是我所说的“回溯解释法”。再比如说，最高人民法院曾指示，在被承包企业被用于合资后，原承包合同“视为实际解除[xli]”。这也是“回溯解释法”的体现。
在外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同样可以见到回溯解释的例子：
立法上，1776年《英吉利欺诈行为法》第17条要求，当货物的价格超过10英镑时，买卖合同须采用书面形式，除非“买方同意并且已收到部分货物，或者，真诚地给付了某物以便使交易具有约束力，或者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1条第3款C项规定，如果一个买卖协议在形式上不符合该法要求， “但货物已支付且已被接受”，该合同仍可得到强制执行，亦即立法上承认当事人的实际履行，甚至是部分履行，具有证明力，法院可据以解释合同的存在及其内容[xlii]。
在司法上，“乔利诉克莱（Jolley v. Clay，Idaho Supreme Court.623P. 2d.307（1981）”）案中，法官的判词写道：“只要部分的履行依照合同发生了，初审法院就有强制实际履行的裁量权，尽管当事人的协议缺少
书面证明[xliii]。
9，有效解释
“如一项条款可能有两种意思时，宁可以该条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xliv]。”在我国合同司法中要特别强调这一解释规则，防止动辄宣告合同无效。
四、法定解释
涉及对各种书面文件的解释，美国法律中有两个术语：interpretation 和construction，前者指依文件的起草背影确定起草者的真实意图，即意图解释；后者指严格地按照文件的字面含义解释文件，即书面的和法律上的解释。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这两个术语往往被混用了[xlv]。这种区分对于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释进行规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法定的语词解释
法律对某些用语有明确规定的，如中国合同法中的“工矿产品”是指“工业品生
产资料和工业品生活资料[xlvi]”。在国外法中，如《美国统一商法典》关于“过错”、“及时地”进行了定义[xlvii]。在此情形下，对这些语词的解释应当从法定。
2，法定解释方法
我国有的法律文件对某些解释方法进行了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司法解释说：“我院法（经）复[1985]39号、[1988]20号批复中所称的供需双方特殊约定的合同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在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即在合同的交货地点或履行地点栏目中填写的地点，或者在合同的履行条款或其他条款中写明的交货地点（货物交接地、交付地点）。若当事人约定在某地安装调试或验收完毕才算交货的，该安装调试或验收地即为双方特殊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在合同的到货地栏目中填写的地点，不应视为当事人特殊约定的合同履行地[xlviii] ”。
3，法定解释顺序]
我国有些法律文件规定了解释顺序，比如说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与合同的其他条款不一致的，以合同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在供需双方已实际交接货的情况下，若实际交接地点与合同原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在按合同履行地实施管辖时，以货物的实际交接地视为合同履行地[xlix]。”
五、解释方法位阶
“位阶”，作为一个法律术语，通常是指不同法律规范的等级关系。
在合同解释的方法研究中引进这一术语，意在说明不同解释方法间的选择顺序。
对于同一份合同，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进行解释有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结果，因此，如何选择合同解释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我认为，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优先适用顺序，这种方法选择的顺序，便是这里所说的“合同解释的解释方法的位阶”。
1，程序位阶
程序位阶指的是可供选择的解释方法有数种时，应依何种顺序进行解释的问题。
一般而言，首先必须依文义解释方法进行解释。加藤一郎说：”作为论理，使结论与条文相结合，即这一结论可从形式上结合条文予以说明，否则仍旧是任意的判断、恣意的判断[l]。
2，效力位阶
效力位阶是指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产生不同的解释结果，在此情形下应优先选用何种解释方法的顺序问题。
比如说，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1987年制定的第四版《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FIDIC）》第5.2条《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规定：组成合同文本的几个文件被认为是互相解释的。但当发生含糊或不一致时，工程师应向承包商发出批示加以解释或修正，在此情况下，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如下：
（1）合同协议书（如果已签订）；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书；
（4）本合同条件的第二部分；
（5）本合同条件的第一部分；
（6）作为合同组成的其他文件[li]。
《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明示条款优于交易过程和贸易惯例，交易过程优于贸易惯例[lii]。
有作者称：“目前各种欺诈合同已占合同总量的3%，每年发生合同诈骗案件的诈骗总金额多达百亿元；合同履约率只有50%，由此产生严重的合同信誉危机[liii]。”我认为，这与我国合同法中缺乏合同解释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正确运用合同解释方法对合同进行解释，是对付合同欺诈的有力武器。这也可以有效促进合同当事人诚信履约，保证市场交易的安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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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胡基：《审判解释方法与我国审判实践》，载《中外法学》1996
年第6期。
[ii]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93页。
[iii]对此，梁慧星先生的专著《民法解释学》作了全面的总结。
[iv]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v]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
[vi]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vii] 参见《美国宪法的解释》。
[viii] 《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
[ix] 参见周羽正《试论合同解释主体》，《法制日报》1994年3月31日。
[x][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丁玫译《债、契约之债》第16-1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xi]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试拟稿）》第159条。
[xii] 《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文词。 ”
[xiii]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试拟稿）》第159条。
[xiv]林纪东等编纂：《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9月改订版。
[xv]连一鸿主编：《最新审判实务（解释裁判、会议决议、法律问题汇编），台湾大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4-25页。
[xvi] [美] 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形成与演变》，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6 月第1版，第18页。
[xvii] 《法国民法典》第1161条。
[xviii]《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试拟稿）》第161条。
[xix] [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丁玫译《债、契约之债》，第15-16页。
[xx] [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丁玫译《债、契约之债》，第17页。
[xxi] [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丁玫译《债、契约之债》，第18页。
[xxii]参见《南方周末》1997年1月10日、1月24日报道。
[xxiii] [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第1版，第45页。
[xxiv] 《法国民法典》第1158条。
[xxv]台湾《民法》第1条（法源）：“民事，法律所未有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但是适用习惯有法定的限制，该法第2条（适用习惯的限制）：“民法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
[xxvi] 《法国民法典》第1159条。
[xxvii] 《法国民法典》第1160条。
[xxviii] Columbia Nitrogen Corp. v. Royster Co. ，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Fouth Circuit，451F.2d 3（1971）。
[xxix] Bulley ＆Anderews，Inc. v. Symons Corp.，Illinois Court of Appeals，25 ３ App.3d 696，323N.E. 2d 806（1975）。
[xxx]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8条第1 款规定：“如果买卖合同涉及任何一方重复进行的履约活动，他了解此种活动的性质并知道对方有机会对其加以拒绝，任何未经拒绝而被接受或默认的履约过程，均可用于确定协议的含义。”
[xxxi]《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试拟稿）》第163条。
[xxxii]朱拥政、朱继红：《损失十余万，获赔仅一千》，《人民法院报》，1996年12月19日第三版。
[xxxiii] 《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极不合理合同或条款）：
（1）如果法院从法律上认定合同或合同订立之时已极不合理，
法院可以拒绝使该合同中其余不是极不合理的条款强制履行，或者可以限制极不合理条款的适用以避免任何极不合理的后果。
（2)在对可能极不合理的合同或合同条款提出索赔或诉诸法院时，应给予当事人适当机会，以便提出有关合同或合同条款的商业背影目的和作用等语气从而帮助法院作出裁决。
[xxxiv]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
[xxxv]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理解释》。
[xxxvi]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春林与银川铝型材厂有奖储蓄单纠纷一案的复函（1995年3月19日，[1995]民他字第3号文）。
[xxxvii]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 年第2期。
[xxxviii]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1997]宜民初字第014号案。
[xxxix]当然，根据国务院《关于〈重申利用各种工业废渣不得收费〉的通知》（1981年9月2日）的精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事实上所谓的购进并未向对方付费而是收了费的。
[xl] 1990年8月19日法（经）复[1990]11号文。
[xli]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沈参雄诉昆明磷酸盐厂承包合
同纠纷在合资企业成立以后原承包合同应视为解除问题的复函》（1992年12月17日法经[1992]210号）。
[xlii]参见王军编著：《美国合同法判例选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70-71页。
[xliii]王军编著：《美国合同法判例选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70页。
[xliv] 《法国民法典》第1157条。
[xlv]王军编著：《美国合同法判例选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175页。
[xlvi] 1987年10月24 日国法办函字[1987]025 号文附件《关于工矿产品、农副产品、通用产品、专用产品的划分意见》第一条第（一）款。
[xlvii]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102条（一般定义）第（16）项：“‘过错’是指不当行为、懈怠或违约。”第1-204条第（3）项：“在约定的时间或在约定的时间内为一定行为；如果没有约定的时间，在合理的时间或合理的时间内为一定行为，均为‘及时地’。”
[xlviii] 1990年8月19日法（经）复[1990]11号文。
[xlix] 1990年8月19日法（经）复[1990]11号文。
[l]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92页。
[li]成虎、钱昆润：《建筑工程合同管理与索赔》，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lii]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5条第（4）项。
[liii]李进：《警惕合同欺诈》，载《法制日报》1997年1月7日第五版。
合同 1、合同在国内外法律上的表述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5条：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注1、上述是关于合同的传统界定，所关注的是合同的行为侧面，现代的学说则倾向于从过程的侧面把握合同，认为合同是一种从合同缔结前的阶段到履行完毕后的一个连续的过程。 注2、《合同法》中第43条关于合同缔结过程中的保密义务规定和第42条的缔结过失责任规定以及第92条关于合同终了后的义务规定等等如果借助合同过程论则可以获得较好的说明。 1．3《法国民法典》第1101条规定： 合同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某物、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 这是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经典定义。 1．4《德国民法典》第305条规定： 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同。 1．5美国《法律重述：合同》（第2版）： 合同是一个允诺或一系列允诺，违反该允诺将由法律给予救济；履行该允诺是法律所确认的义务。
2、合同的分类 学理上合同有广义、狭义、最狭义之分。 2．1广义合同指所有法律部门中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如民法上的民事合同、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际合同等。 2．2狭义合同指指一切民事合同。 作为狭义概念的民事合同包括财产合同和身份合同。 上述财产合同又包括债权合同（即下述的“最狭义合同”）、物权合同、准物权合同。 上述身份合同又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 2．3最狭义合同仅指民事合同中的债权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所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全部是债权合同。注 制定《合同法》之时，中国的《物权法》尚未制定，故物权合同、准物权合同当时仅停留在学术探讨阶段。 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留置合同、探矿权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承包合同等物权性质的合同在没有特别法规范的情况下仍然适用合同法总则或类推适用合同法相关分则。 3、调整财产关系的合同，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3．1合同是两个以上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 3．2合同以产生、变更或终止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 3．3合同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4、“合同”和“协议”的概念区别 合同是一种比较正式化比较严谨的契约，而协议更趋向于口头化。双方的意思都表示一致而达成的一种契约.简单地说，就是你情我愿,然后我们把大家都同
（管理制度）论合同效力 待定制度
论合同效力待定制度 摘要 合同的效力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将对合同当事人乃至第三人产生的法律后果，或者说是法律拘束力。于合同的效力分类中合同的效力包括：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撤销可变更。其中较为特殊的就属效力待定的情形。效力待定的合同又分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无权代理而签订的合同、无权代理而签订的合同这三种情形。效力待定合同和无效合同、可撤销可变更得合同区别其实很显著很好区分。和无效合同的区别于于，无效合同由于欠缺合同成立的实质性要件（即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所以是自始无效的，效力待定的合同是具备合同生效的要件的。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是由于当事人于订立合同时，其意思表示由于某种原因而存于瑕疵，所以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此类合同归类于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可是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中，订立合同的相对人于表达意思表示时是不存于瑕疵的，只可能是由于行为人资格权利的欠缺而导致合同的效力待定。正是由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所欠缺的条件是可实现的，合同的成立取决于权利人的意愿。所以合同的生效和否，取决于权力相对人是否承认合同的效力。 关键词：合同效力效力待定无效
目录 摘要 壹、效力待定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壹）效力待定合同的概念 （二）效力待定合同的特征 1．合同已成立，但其效力待定 2．合同所欠缺的生效要件具有可实现性3．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最终取决于权利人二、效力待定合同的种类 （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二）无权代理而签订的合同 （三）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 三、效力待定合同和其他合同的区别（壹）效力待定合同和生效合同区别（二）效力待定合同和无效合同的区别（三）效力待定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区别四、有关效力待定合同法律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论述合同的解释原则 廖兴存 合同需要解释,源于客观需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通过磋商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口头、书面、行为默示、或其中各项的组合形式。但是无论合同采取何种表现形式,合同当事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将其权利义务规定下来,从而规范着他们以后的行为,可以说当事人在为自己制定法律。当事人自己应该已经预见到行为后果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将之合理规定在权利、义务之中,用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于外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使得表达出来的文字不能完全表述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或者出现多种理解而引起纠纷。另外,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没有思量到的事项,这些事项又影响着当事人重要的权利和义务,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对合同依据一定的原则,遵循一定的方法去解释或补充合同条款。 本文在考察了两大法系合同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原则的基础上,认为公平、正义和对弱势的人性关怀是两大法系在合同解释原则理论的崇高理念和方法原则选择的重要标准,这也是我国合同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原则追求的目标和取舍的依据。 一、合同解释的主体和对象 在探讨合同解释的理论和原则之前,本人认为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释的主体和对象,这有助于加深对合同解释理论和方法原则的研究和理解。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合同的解释主体给予明确的规定,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 1、广义的合同解释主体说 此观点认为合同解释是所有的合同关系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对合同所做的解释。其中包括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第三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合同争议调解人、公证机关、鉴定机关、批准机关、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等。 2、准狭义的合同解释主体说 此观点认为合同解释是指当事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为了解决合同纠纷对合同约定不明确或矛盾的内容所做的阐述和说明。 3、狭义的合同解释主体说
合同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在社会交易中，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时并不能充分表示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语句含义模糊或有歧义，或是订立合同时没有考虑某些事项，而这些事项日后显得很重要。如果当事人发生争议，就需要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解释。 1804年法国民法典确立契约自由原则，探求当事人意思为唯一目的的合同解释制度应运而生。“显而易见，只有在同意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才有必要去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愿，从而确立有关合同解释的制度。”[1]合同解释是为了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消除歧义和误解，由有关人员对合同中内容进一步明确真实含义的过程。合同解释是合同法中的重要制度。 在我国，有人认为合同解释是指对合同内容含义的理解和探讨[2]，未限定解释主体。反对的观点认为，“合同解释，非指合同当事人或其他任何人对合同条文或所用文句所作的解释，系专指受理案件的法庭或仲裁庭依其职权对合同条文所用文句的正确含义所作的解释。”[3] 一般理解，合同解释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解释，是指合同当事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对合同所作的解释。狭义的合同解释，是指在解决合同争议过程中，仲裁机构或法院对合同所作的解释。法院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用语句的含义，从而依法确定其法律效力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过程就是合同解释。“合同解释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合同内容归于明确、
具体，使当事人间的纠纷得以合理解决。因此，在合同解释实践中，当事人间不发生合同争议或虽有争议但已协商解决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解释，是没有法律价值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赖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诉讼参与人的解释，也无法实现合同解释的目的。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解释，只能是在处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对作为裁判依据的事实所作的权威性的说明。”[4]各国立法、司法均以仲裁机构或法院对合同纠纷的解决为着眼点，研究合同解释的问题。本文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合同解释的理论，对合同解释中若干问题进行分析。 一、合同解释的性质 合同解释为事实问题或是法律问题，在理论和实务界历来有不同看法。大陆法上有三种观点。事实说认为，违反交易上一般观念的解释是违法，证书文字的解释是法律问题，除此之外的合同解释均是对事实的确定，因此合同解释一般是事实问题，日本司法实践中多持此说。[5]法律说认为，合同解释不是对事实的确定，而是运用解释规则，对合同文字、交易习惯、交易目的等事实进行法律判断，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理明确和补充，确定表示行为在社会上所应有的合理，因而合同解释是对意义的确定，是法律问题。折衷说把合同解释分为两类，一类解释仅就合同的意思表示的事实的客观性进行判定，是事实问题；其二是对合同意思表示的法律价值作出判断，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保护救济，此类解释是法律问题。[6] 普通法在理论上认为合同解释是明确当事人赋予合同的合
论合同解释的原则(一) 【摘要】 合同通常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难免产生歧义。在应然意义上，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外观上符合成立条件的合同往往隐含着争议。合同解释即裁判者（法官、仲裁员）运用法律思维、遵循一定的原则、运用一定的方法对合同争议事项进行分析和说明。解释原则的提炼对合同解释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合同解释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其一是最小介入原则：在裁判的态度上，基于意思自治的要求以及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裁判者应当尽可能以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事人的争议，合同解释的对象应仅限于争议的内容。其二是宁使合同有效原则：裁判者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首先应当对合同的效力作出判断。合同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有细小的瑕疪，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尽可能维持其效力。其三是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合同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它包括内心意思和表示行为两个基本构成要件。在合同解释过程中，根据解释的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还是通过表示行为所体现的意思，存在意思主义（或称主观解释）与表示主义（或称客观解释）的争论。片面探求内心意思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孤立看待行为本身，容易导致形而上学；因此应该采取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以表示行为作为合同解释的基础，以合理第三人的立场探究当事人的内心意思，衡量各方当事人利益，才能作出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解释。“合同”作为法律用语，各国立法和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为之下过多种定义。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通常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卡尔．拉伦茨认为：语言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具有适应能力的，常常充满歧义的表达工具。某个表达方式的意义，可能随着它所处的不同的上下文，它所指的不同情况以及说话者所属的阶层所独有的表达特点，而具有不同的意义。1]在应然意义上，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外观上符合合同成立条件的合同往往隐含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裁判者必须运用法律思维、遵循一定的原则、运用一定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说明，并依法作出判决。当事人和局外人对争议的事项也可能作出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于辩明讼争事项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尽管合同解释人人可能作出，但只有裁判者作出的合同解释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关于合同解释，国内合同法论着通常都有相应的章、节介绍，但大多不注意严格区分合同解释原则、解释规则、解释方法。“原则”一词，意指“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2]解释原则是为解释行为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指导性的价值准则，而解释规则是处理具体问题时的行为规范，解释方法则是解决问题的路径。笔者认为：在合同解释中，解释规则和解释方法的研究侧重于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而解释原则的提炼更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合同解释的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类合同的解释，对合同解释的结果具有限制、选择、修正的作用。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基于合同自身的特性，合同解释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最小介入原则，宁使合同有效原则、主客观相结合原则。一、最小介入原则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以法律调整的对象为标准，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两大领域。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公法的规范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遵守。而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可以由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3]这种划分得到了后世学者的普遍认同，历代学者的研究丰富了其内涵。私法强调意思自治。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4]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在合同法领域的具体化，意思自治是契约行为的本质属性。无意思自治的行为即使有契约的形式，也无契约的实质，不是真正的契约。人们对契约自由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深化的。在罗马法时代，对契约自由的认识尚停留在直观、感性的层面。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条款
合同：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合同法：合同法是指调整合同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诺成合同：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便告成立的合同。 实践合同：又称为要物合同，指除了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 格式合同：是指合同必要条款的内容直接由法律规定的合同，又称标准合同。 合同法基本原则：对合同关系的本质和规律进行集中抽象和反映、其效力贯穿于合同法始终的根本规则。要约：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要约邀请：又称为要约引诱，是指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约的撤回：是指在要约发出以后，尚未到达受要约人之前，也就是在要约发生效力之前，要约人使其失去法律效力的意思表示。 承诺迟延：是指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届满后才发出的承诺。 承诺撤回：是指受要约人再发出承诺通知以后，在承诺正式生效之前而将其撤回。 拍卖：拍卖是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等拍卖标的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拍定：拍卖人在竞买人所有应价中选择最高那一个予以接受的意思表示，在法律性质上它其实就是承诺。强制缔约：是指就某一类合同而言，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方的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法定义务。这也就是说，此方合同当事人在对方提出要约的时候，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 附合缔约：是指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有附合该条款表示出来的意思，方能成立合同的缔约方式。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尽的义务，而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某种事实状态，并以其将来发生或不发生作为该合同生效或者解除依据的合同。 附期限的合同：是指以将来确定到来的期限作为合同的条款，并在该期限到来时合同的效力发生或终止的合同。 合同无效：指合同已经具备成立要件，但欠缺一定的生效要件，因而自始、确定、当然地不发生法律力。可撤销的合同：是指已经生效但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没有表现其真实意志，违反自愿原则而可由一方当事人请求撤销的合同。 效力未定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欠缺一定的生效要件，其生效与否尚未确定，须由第三人作出承诺或者拒绝的意思表示才能确定自身效力的合同。 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 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的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完成各自承担的合同义务，使合同关系得以全部终止的整个行为过程。 全面履行原则：又称正确履行原则或适当履行原则，是指合同的当事人必须按照合同关于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的约定，正确而完整地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协作履行原则：是指当事人在合同的履行中不仅要适当、全面履行合同的约定，还要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对方当事人的履行债务行为给予协助，使之能够更好地、更方便地履行合同。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在未约定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以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是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因他方财产显著减少或资力明显减弱，有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形时，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权利。 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在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后履行的一方有权要求应该先履行的一方先行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应该先履行的一方未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后履行的一方有权拒绝应先履行方的履行请求或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撤销权：指债权人在债务人放弃对第三者的到期债权、实施无偿处分财产或以非正常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妨害其债权实现时，依法享有的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上述行为的权利。 合同的变更：所谓合同的变更，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于其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完全履行完毕之前，由当事人达成协议而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合同的转让：是指在合同的内容与客体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将合同由原来的主体转移给别的主体的一种法律行为。 合同权利和义务的概括移转：是指债权债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由其完全代替出让人的法律地位，成为
合同解释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民事主体进行交往最重要的形式是合同，法院处理的民事案件中有相当比例的是合同纠纷。当事人通过合同条款来约定权利义务，同时，当事人的约定也是法官裁判合同纠纷所依据的最重要的事实。对于合同事实的认定正确与否直接决定案理处理的正确性。当事人的合同约定是不是清楚明白，不需要任何解释呢?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幻想。由于语言文字的多义性模糊性、多义性和歧义性，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所限及法律知识欠缺，也往往造成合同中的用词不当，使双方真实意思难以明确表达。另外某些当事人故意使用不适当语言文字，以达到其不正当目的。因此，法官在裁判合同纠纷过程中，需要对合同进行解释，以正确认定事实，明确裁判逻辑思维中的小前提，得出正确的裁判结果。笔者发现，部分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对大前提即法律规定的解释比较重视，但对小前提即决定案件事实的合[1]同条款的解释重视不够，以致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当做法。笔者认为，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对法官裁判来说同等重要。法官在裁判合同纠纷的过程中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合同解释理念与掌握正确的解释方法。 一、合同解释的含义 解释，又称诠释，含有分析、阐明、说明、注解之意。
合同解释是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从而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的活动 [2]。就合同解释主体来分，合同解释有当事人解释和法官解释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是法官解释。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难免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解释合同条款，而法官为裁判需要亦需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但是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是权威解释，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解释对法官解释有参考作用,但是没有约束力。实践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可以成为合同条款的广告、要约、宣传注明：某某享有最终解释权。这样的说明是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事实上，对合同的最终解释权只能属于法院。 合同解释目的是通过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以探寻当事人的真意，从而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因此,合同解释过程也是一个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过程。但是究竟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合同解释的结果符合当事人真意呢?对于单方意思表示，我们不难确定当事人的真意。但是，订立合同是双方甚至多方的行为，每个人都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而且可能他们的“真意”存在差别;如果以一方的真意为标准，那么还存在对另一方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此，在合同解释的标准问题上出现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争。主观主义坚持把探寻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意思放在首位。客观主义则拒绝这样做，而是以一个理性人在此
逐条解读《合同法解释二》 一、合同的订立 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解读：具备基本三要素：当事人名、标的和数量，合同一般即视为成立。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读：合同签订三形式，口头、书面和行为。 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解读：悬赏声明可构成合同。 第四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解读：本条没明确认定合同签订地的目的和背景，实际上合同签订地主要在于争议管辖
条款约定合同签订地时才有其法律价值，此条规定会出现合同的签订地的认定，虽然明知实际签订地点，淡也按合同约定地点。 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解读：合同签署三方式：签字、盖章或手印。本条“手印”应为指纹印迹，而非人名章。 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解读：虽然这条要求不让把敏感条款（实际上有点像霸王条款）遮着掩着，但这这种提示很容易做得到，描黑加粗就行了，至于说明得是否在理就另当别论了。注意其举证责任（本质上是谁主张谁举证）。 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解读：凡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的行为地习惯、领域习惯、行业习惯，还有双方或当
简述合同的解释原则 论文关键词:民法合同解释原则自由裁量权 论文摘要:合同解释原则具有行为准则及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对 司法实践中法官(仲裁员)解释合同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应进行有效规制和引导。我国对合同的理解与大陆法系是基本一致的,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而不强调外部表示。 合同需要解释,源于客观需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通过磋商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口头、书面、行为默示、或其中各项的组合形式。但是无论合同采取何种表现形式,合同当事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将其权利义务规定下来,从而规范着他们以后的行为,可以说当事人在为自己制定法律。当事人自己应该已经预见到行为后果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将之合理规定在权利、义务之中,用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于外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使得表达出来的文字不能完全表述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或者出现多种理解而引起纠纷。另外,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没有思量到的事项,这些事项又影响着当事人重要的权利和义务,这在客观上就要求对合同依据一定的原则,遵循一定的方法去解释或补充合同条款。 本文在考察了两大法系合同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原则的基础上,认为公平、正义和对弱势的人性关怀是两大法系在合同解释原则理论的崇高理念和方法原则选择的重要标准,这也是我国合同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原则追求的目标和取舍的依据。 一、合同解释的主体和对象 在探讨合同解释的理论和原则之前,本人认为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释的主体和对象,这有助于加深对合同解释理论和方法原则的研究和理解。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合同的解释主体给予明确的规定,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 1、广义的合同解释主体说 此观点认为合同解释是所有的合同关系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对合同所做的解释。其中包括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第三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合同争议调解人、公证机关、鉴定机关、批准机关、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等。 2、准狭义的合同解释主体说 此观点认为合同解释是指当事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为了解决合同纠纷对合同约定不明确或矛盾的内容所做的阐述和说明。 3、狭义的合同解释主体说 该观点认为合同解释则是专指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对合同争议条款所做的阐释或说明,从而明确当事人在合同中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活动过程。[1]
关于技术合同的司法解释 关于技术合同的司法解释 、产品、设备、服务以及接收非必需的人员等; 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购买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或者设备等的渠道或者来源; 禁止技术接受方对合同标的技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或者对提出异议附加条件。 第十一条技术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技术开发合同研究开发人、技术转让合同让与人、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并且造成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过错在对方的，对其已履行部分应当收取的研究开发经费、技术使用费、提供咨询服务的报酬，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因对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给其造成的损失。 技术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履行合同所完成新的技术成果或者在他人技术成果基础上完成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当事人不能重新协议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由完成技术成果的一方享有。 第十二条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侵害他人技术秘密的技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善意取得该技术秘密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其取得时的范围内继续使用该技术秘密，但应当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并承担保密义务。 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或者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另一方侵权仍与其订立或者履行合同的，属于共同侵权，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侵权人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和保密义务，因此取得技术秘密的当事人不得继续使用该技术秘密。 第十三条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可以继续使用技术秘密的人与权利人就使用费支付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处理。继续使用技术秘密但又拒不支付使用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判令使用人停止使用。 人民法院在确定使用费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通常对外许可该技术秘密的使用费或者使用人取得该技术秘密所支付的使用费，并考虑该技术秘密的研究开发成本、成果转化和应用程度以及使用人的使用规模、经济效益等因素合理确定。 不论使用人是否继续使用技术秘密，人民法院均应当判令其向权利人支付已使用期间的使用费。使用人已向无效合同的让与人支付的使用费应当由让与人负责返还。 第十四条对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对于技术开发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根据有关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成本、先进性、实施转化和应用的程度，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以及技术成果的经济效益等合理确定; 对于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根据有关咨询服务工作的技术含量、质量和数量，以及已经产生和预期产生的经济效益等合理确定。 技术合同价款、报酬、使用费中包含非技术性款项的，应当分项计算。
建设工程合同的名词解释 篇一：建设施工合同名词解释 四、筒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5分，共25分）31．简述定金的法律特征。 答：（1）定金在性质上属于违约定金，适用于债务不履行的行为。 （2）定金责任是一种独立于其他责任形式的责任方式。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3）定金具有从合同的性质。 32．按照FIDIC条件规定，在合同履行中出现哪些情况或条件时，承包商可以放慢施工速度或者暂停施工？答：出现下列情况或条件： （1）工程师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签收支付证书。（2）雇主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提供资金证明或没有按时支付工程款。 （3）雇主不能按时提供其他施工条件如材料、设备等。 33．通常按照工程变更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工程变更可分为哪几类？ 答：可分为五类：设计变更、施工措施变更、计划变更、条件变更及新增变更。 34．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答：风险管理的任
务是：（1）识别与评估风险。 （2）制定风险处置对策和风险管理预算。（3）制定落实风险管理措施。 （4）风险损失发生后的处理与索赔管理。 35．按照FIDIC合同规定，当实际测量的工程清单项目的工程量增减出现哪些情况时，应采用新的费率或价格？答：FIDIC合同规定，当实际测量的工程清单项目的工程量增减出现下列情形时，应采用新的费率或价格：（1）该项工作测出的数量变化超过工程量表或其他资料 中所列数量的10%以上 （2）此数量变化与该工作上述规定的费率的乘积，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 （3）此数量变化直接改变该项工作的单位成本超过1% （4）合同中没有规定该项工作为“固定费率项目” 30．简述无权代理的主要表现形式 答：无权代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根本无权的代理。 (2)授权行为无效的代理。(3)超越代理权范围进行的代理。 (4)代理权消亡以后的代理。 31．通常按照工程变更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工程变更可分为哪几类？ 答：可分为五类：设计变更、施工措施变更、计划变更、条件变更及新增变更。
论合同解除制度的重构(一) 摘要]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中，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导致了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方面充满混乱和矛盾。为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性，应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中分离，由合同订立制度加以规制；准确理解恢复原状的功能和含义，确认合同解除的一体溯及力；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上，采用瑞士债务法的思路，由过失方赔偿无过失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关键词]协议解除，溯及力，恢复原状，信赖利益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的规定，还是学说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解说都存在诸多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合同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及由此导致的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状态。鉴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法律发挥实际调整作用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合同解除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着眼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方面进行逻辑清理，使该制度的构造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更为精致，与合同法乃至民法体系更为和谐，以充分发挥其调整功能。一、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对待一项法律制度不能仅从法律后果立论而不加区别地将可以导致某种特定法律后果的诸种法律事实笼而统之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待。具体到合同解除制度，可能导致合同解除这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有：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当事人协议成立新合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上几个方面的法律规则虽可达至相同的法律后果-解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但在构成上却大异其趣。学说和立法上在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的归属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不把它们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部分，而视为并列于合同解除的独立法律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两立并存。由此带来的启示是，立法上，着眼于体系化和确定性，诸种法律规则是否构成一项法律制度，不仅仅在于要求这些法律规则均导致相同的法律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各法律规则有基本相同的构造，具有整合为一体的基础。但耐人寻味的是学说和立法都无视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在法律构造上的区别，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解除的基本类型。（注：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以下。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作者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规制协议解除。首先，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规则都是针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和行使而设，对协议解除均没有意义。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解除权的发生原因（条件）、解除权行使方式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基本规则都旨在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协议解除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行为，它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解除行为也不是解除权的行使。（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其价值也恰恰是于解除权不存在或不成就场合，解决合同的解除问题。因此关于解除权运作的规则，对协议解除没有适用余地。协议解除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在构造上大异其趣，没有必要将二者“拉郎配”式地捆绑在一起。其次，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协议解除和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捆绑成合同解除制度，势必使合同解除制度内部充满矛盾，甚至可能“因为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无视逻辑捆绑起来的规则，根本不可能构成内部和谐一致的制度。因为协议解除的介入，合同解除制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使该制度承受着不能承受的张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拼盘式的合同解除，还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其一，在合同解除的标的问题上，如果将协议解除纳入其中，解除的标的就不能只是有效合同，（注：我国学者多认为合同解除的标的为有效成立的合同。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因为当事人各方完全可以通过协议解除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结束该类合同效力的不确定状态。没有任何理由将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排除在协议解除的标的范围之外，而且通过协议调整当事人间业已存在的法律状态，安排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较其他方式更能体现合同法的意思自治理念，更应该得到提倡。其二，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对于协议解除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协议解除场合，各方当事
合同法的解释 案例1：李某与王某是中桂公司的股东，双方于2001年10月10日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协议》，约定李某将股权转让给王某，转让款19万元，支付期限为2001年底，王某负责出资办理公司的工商年检，并清偿公司债务，追收公司债权。协议最后双方还约定：王某出资办理公司工商年审，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协议立即生效；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开始实施，所有条款履行完毕之后协议开始生效。中桂公司因未办理年检于2003年6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李某于2004年3月8日起诉请求王某支付股权转让款19万元。 案例分析：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协议是否生效？这一问题的准确认定，将决定案件能否正确处理。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按照协议的约定，王某出资19万元是协议生效的要件，现其拒绝出资，导致协议未生效，中桂公司的股东仍为王某和李某，因此应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请。另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支付李某19万元转让款是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双方将该协议的履行作为协议的生效要件，同时又约定双方履行完所有义务后合同才生效。这一约定颠倒了协议的生效和履行的顺序，解读当事人协议中的真正意思，不难看出，协议的约定依法成立后即生效，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王某出资办理公司的工商年检，并支付股东转让款后，协议立即生效”；还约定“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开始实施，所有条款履行完毕之后协议开始生效”，该两项协议约定，真正目的是为了明确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以免王某先变更股权登记手续，取得公司的经营权后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李某。这样理解协议的内容，就应认定王某违约，并判决王某应支付李某股权转让款，同时判决李某自王某付款之日起十日内协助王某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本案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的“王某出资办理公司的工商年检，并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协议立即生效”、“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实施，所有条款履行完毕之后协议开始生效”两个条款内容的真实含义。按照上述第一种意见，将义务的履行作为协议生效的要件来理解，分析协议中约定的生效要件，可见李某和王某约定了两个协议生效的要件：一个是将出资办理公司工商年审和支付股权转让款作为协议生效的要件；另一个是将所有协议约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作为协议生效的要件。显然，根据协议中约定的两个协议生效要件，是无法确定协议生效的具体时间的。这一约定将因与法相悖而无效。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五款关于附条件的合同效力的规定，在附条件的合同中，能够成为条件的事实必须属于将来不确定的、可能发生的、何时发生无法预知的、合法的、由当事人约定而不是法定的事实。王某在2001年年底支付股权转让款19万元及其他约定的义务自协议签字之日起开始履行，都是在协议成立时已经确定的王某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既成事实不能构成条件。再者，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
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合同解释是指当对合同条款的意思发生歧义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按照一定的方法和规则对其作出的确定性判断。《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保险合同应遵循合同解释的原则有： 1、文义解释。文义解释是按保险条款文字的通常含义解释，即保险合同中用词应按通用文字含义并结合上下文来解释。保险合同中的专业术语应按该行业通用的文字含义解释，同一合同出现的同一词其含义应该一致。当合同的某些内容产生争议而条款文字表达又很明确时，首先应按照条款文义进行解释，切不能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中承保危险之一“火灾”，是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构成火灾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有燃烧现象，即有热有光有火焰；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燃烧失去控制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而有的被保险人把平时用熨斗烫衣被造成焦糊变质损失也列为火灾事故要求赔偿。显然，按文义解释原则，就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 2、意图解释。意图解释即以当时订立保险合同的真实意图来解释合同。意图解释只适用于文义不清、用词混乱和含糊的情况。如果文字准确，意义毫不含糊，就应照字面意义解释。在实际工作中，应尽量避免使用意图解释，以防止意图解释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3、解释应有利于非起草人。《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由于多数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的，保险人在拟订保险条款时，对其自身利益应当是进行了充分的考虑，而投保人只能同意或不同意接受保险条款，一般不能对条款进行修改。所以，对保险合同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非起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解释，以示公平。只有当保险合同条款模棱两可、语义含混不清或一词多义，而当事人的意图又无法判明时，才能采用该解释原则。所以，《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4、尊重保险惯例。保险业务有其特殊性，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业务。在长期的业务经营活动中，保险业产生了许多专业用语和行业习惯用语，这些用语的含义常常有别于一般的生活用语，并为世界各国保险经营者所接受和承认，成为国际保险市场上的能行用语。为此，在解释保险合同时，对某些条款所用词句，不仅要考虑该词句的一般含义，而且要考虑其在保险合同中的特殊含义。例如，在保险合同中，“暴雨”一词不是泛指“下得很大的雨”，而是指达到一定量标准的雨，即雨量每小时在16毫米以上，或24小时降水量大于50毫米的，方可构成保险业所称的“暴雨”。 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存在的问题 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缺乏统一性且适用顺序不明。 长期以来,国内的法律条文对保险合同究竟可以适用哪些解释原则尚无明确规定，实务中也存在不统一的现象；同时，在运用过程中，司法部门大多是将很多解释原则罗列出来，没有明确这些原则的使用顺序。另
合同法解释三 时间：2011-02-27 10:48:15 作者：郭保全律师文章分类：合同法规 （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2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9〕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于2009年2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合同的订立 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应用于建筑施工承包合同 1 合同术语定义和解释 1.1 定义：在本合同中，除合同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系列词语和用语应具有本条所指定的含义。 1.1.1 发包人（甲方）：指在协议书中约定，具有工程发包主体资格和支付工程价款能力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简称甲方。 1.1.2 承包人（乙方）：指在协议书中约定，被发包人接受的具有工程施工承包主体资格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简称乙方。 1.1.3 分包人：指乙方选定的并取得甲方批准的已分包了和将要分包本合同工程的一部分的当事人，或合同中指明作为分包本合同工程一部分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 1.1.4 独立分包人：指甲方选定的并与甲方直接进行核算的已分包和将要分包本项目工程的一部分的当事人，或合同中指明作为分包本项目工程一部分的当事人，以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 1.1.5 监理：由甲方选定、乙方认可的负责本工程监理并具有相应工程监理资质等级证书的单位。 1.1.6 设计单位：指甲方委托的负责本工程设计并取得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等级证书的单位。 1.1.7 工程造价管理部门：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造价管理机构。 1.1.8 检测机构：根据实际需要，由甲方或乙方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材料或工程质量测试机构。如为甲方委托的，乙方无合理理由不得反对。如为乙方委托的，应经甲方先行批准。 1.1.9 项目经理：指乙方书面委派常驻施工场地负责管理本合同和执行本合同的代表。 1.1.10 项目技术负责人：指乙方书面委派现场负责管理本合同和执行本合同的总工程师或技术总负责人。 1.1.11 本工程：指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范围内的永久工程和为永久工程服务的临时工程以及保修期内、对工程缺陷进行处理的修复工程。 1.1.12 技术要求：指本工程应适用的国家规范、地方标准，以及本合同的《工程技术要求》的规定。两者以要求较高者为准。 1.1.13 图纸：由甲方提供或乙方提供并经甲方审批，满足乙方施工所需的所有图纸（包括配套说明和有关资料）。 1.1.14 《工程量清单》：指已标价、经算术性修正无误且经甲方确认的最终的工程量清单。 1.1.15 《工程计价表》：指根据工程定额计算规则计算工程量，套用相应的工程定额，按约定的取费方式、取费标准和材料价格编制的工程计价文件。 1.1.16 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