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７卷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４月 淮 阴工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ｉｙ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１．２７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８
‘‘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背景下标志性文化研究
——以大运河苏北段为例
王娜，郑孝芬
（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淮安２２３００１）
摘要：大运河沿线主要城市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标志性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精髓，是地域特色文化的重大载体。近代 以来随着大运河运输功能的衰退，大运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生态民俗学的角度审视城市文化变 迁的过程，以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习俗传统为着眼点，提炼出体现地方社会生活整体特征、当地民众生存智慧和发展能力 的标志性文化特征，并从标志性文化产生的生态本源、传承通路、发展格局三方面人手，揭示当前标志性文化建构所面临 的现实困境，及其现代化重构的基本模式与主要动力，可以为当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体现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标识性 特色提供思路。 关键词：大运河城市；生态民俗；标志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ＧＯ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７９６１（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０６—０５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ｌ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ＮＧ Ｎａ，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Ｈｕａｉｙ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Ｍ ａ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２３００ 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ａｒｅ ａｌ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 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ｉｎ ｍｏｄｅｍ ｔｉｍｅ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ｍｏ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ｉ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ａｎｄ ｉ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ａｎ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 引言
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以运河为载体的 运河文化传承功能、运河文化交流功能，逐渐得到 加强，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运河文化多元价值体
系。近代以来随着大运河运输功能的衰退，大运 河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２０１７
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重 要批示，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
流动的文化，要统筹好、传承好、利用好。”这既是 对流淌千年的“运河文明”的历史定位，更是贯彻
十九大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１６ 作者简介：王娜（１９７８一），女，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学、地域文化研究。
第２期 王娜，郑孝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背景下标志性文化研究 ７
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 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不仅包括文物修缮、环
境整治，聚焦于沿线景观提升和生态修复，更应该 深入研究运河沿线城市的标志性文化内涵，剖析
运河城市标志性文化现代建构中的困境，厘清“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背景下标志性文化重构的文化
表征，归纳重构的基本原则、动力和模式，才能在 保护历史遗存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将运河沿线文化亮点连起来，实现“一条河
尽显江苏文化之美”。
１ 城市发展中的标志性文化
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标志性文化”的意
义和价值主要在于指导民俗志的写作。最早提出 “标志性文化”概念的刘铁梁，将其定义为从民众
生活层面筛选出的体现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 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社
会的具象概括，旨在促进民俗文化调查的深入和 研究范式的创新 ；蔡磊认为标志性文化的准确 界定是书写民俗志的关键所在＿３ ；覃琮（２００９）从
民俗志的学术传统出发，肯定了“标志性文化统领
式”的民俗志是民俗学意义上的民俗志 ；笔者
（２ｏ１５）对标志性文化的内涵做了初步提炼，并在 此概念引领下对区域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过程给予
完整的考察，并以近代运河城市为例，考察了城市 变迁中的民俗文化嬗变，以市民生活及习俗传统
为基础，从民俗变迁角度揭示了城市变迁的本 质 。
“标志性文化”是从民众生活层面筛选出的体
现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事象， 是对于一个地方或群体社会具象概括。标志性文
化是区域社会生活整体特征体现。作为在社会交 往、交换和协作中形成的知识和习惯，标志性文化
体现当地民众生存智慧和发展能力、蕴含当地民 众历史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经验，并具有族群
认同的功能。其形成和变化反映着区域社会特殊 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一个地方民众集体性格、共
同气质和生活方式，体现出当地民众生存发展的
适应与创造能力，具有薪火相传的内在生命力，是 区域群体自我认同，并展示于外人的事象。
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正处于可行性研究
阶段。需要我们在对大运河价值的新认识、新理 解和新赋予的认知基础上，探索在宏观和微观层 次上缔结人与运河的新型关系，形成对大运河文 化带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系统科学的定义；需要在
研究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总体性建设规 划，指导各地将运河与所在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 发展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焕发运河城市的新活
力。超过三分之～的大运河在流经江苏，江苏运 河城市文化资源尤其丰富，其标志性文化是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资源，是弘扬地域特色文化
的重大载体，也是构建“１＋３”功能区格局、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起点。
２标志性文化的变迁体现了大运河
城市变迁的本质
２．１ 生计样式的转变是城市衰落的起点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计样式作为
生产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因生计选择趋 同性而形成的区域特色劳作模式，是区域社会民 众在经济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群体行为特征。由 于区域社会独特的资源、技艺和社会分工，民众的
谋生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具有较 为统一的外部形态特征。生计样式既是区域标志
性文化系统的重要一环，又是阐释标志性文化的 基础。生计样式的变动引发标志性文化链条上其
他事项的变动，是城市变迁的起点。 淮河流域是近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苏北 运河城市位于黄、淮、运之交汇点，淮水泛滥导致
湖泊变迁、河流改道、土质恶化等负面影响，使土 壤盐碱化、沙化程度严重，形成大量沙碱地，“为硗 确者十之七，为斥卤者十之三” ，而土壤肥力严重
下降。“三亩仅可当一亩”②。由于沙碱地无法保 持水份，有雨则涝、无雨则旱，而汛期排水不畅又
导致土壤的次生盐碱化，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 产耕作。而频繁的治水活动又使大量的农田被工 程取土、开浚新河挖废。淮河安流期间，当地耕作
制度基本上以稻作为主。黄河夺淮以后，水系瓦 解造成土质恶化、水利设施被破坏，区域内民众的 劳作模式被迫改变。或由稻作变为旱作，或由双
季稻变为单季稻，粮食产量低且不稳定，农民广种 薄收甚至有种无收。农民精耕细作的信心被打 击，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大大削弱，大批饥民为了生
存不得不大规模外出逃荒躲避水患，“逃荒”讨生 活代替了安土重迁的男耕女织成为主要的生计方
式。位于大运河中段的淮安，在清中期城市发展
达到历史最高峰，成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政府 ８ 淮 阴 ｌｒ学 院学报
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带来了饮食、洗浴等服务 业的快速发展，城乡间的巨大反差诱使当地居民
弃农耕而游惰，依恃市井为生。漕运、河防、盐务 又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春夏有粮艘
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 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能饱，或白手空游 而得厚实”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
移和集中，“惟市井是食，语及田夫则退让不屑”，
“中家以』二皆仰食于佃户，游手贫民则皆次生于漕 河盐煲” 。
２．２社会习俗怠惰奢靡是城市衰落助推器
社会习俗是指人们Ｕ常的行为爿惯和风俗。 社会习俗涵盖了与特定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
方面，是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缩影和体现，具有 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它在较长时期里逐渐养成，且
一时不容易改变。社会习俗的变化反映和见证着 社会的发展，一经变化必然会给社会的其他方面
造成无形的、长远起作用的影响。明清时期淮安 地区冈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的改变不仅造成人
ＬＪ、耕地损失和生计样式的改变，还带来当地社会 风习的改变和对区域民众心理层面的消极影响。
淮河安流期问，和谐的水环境和汇集南北农
作物精华的渔稻生产相结合，产生了带有明显的 生态化倾向的稳定的小农经济。流域内民众躬耕
乐道、安土重迁。民谚有云：“走千串万，比不上淮 河两岸，吃米有米，吃面有面。”黄河夺淮后，频繁
的灾害、贫 的生活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
风随之更易。由于随时降临的天灾使人们逐渐丧 失了精耕细作的信心，辛勤劳作得不偿本，百姓只 能授权于天。灾害来临时，或外出逃荒或坐等赈
济，如此往复循环，田日以瘠，民日以贫。积极进
取的风气逐渐衰退，消极保守的怠惰思想渐渐成 为主流。明清时期经济的畸形繁荣，驻运河沿岸
城市的朝廷机构贪腐渎职使民风日趋奢靡和浮 夸。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官员驻节
和漕运服务。政府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实用 之Ｔ程者 卜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
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
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即以宴席言之，一豆腐 也，而有二十余种；一猪肉也，而有五十余种”；举
宴席为例，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 未有终席者，“而其余若衣服，若车马，若玩好，豪 侈之风，莫不称是，各厅署内，白元旦至除夕，无日
不演剧”⑨。“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 有事则动至千万”，高级别官僚机构的驻节更是 “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所在，百族聚焉，第宅 服食嬉游歌舞” 。大运河江苏段城市除了发达的
餐饮业，还包括经营奢侈品、高档消费品的商业， 以及鳞次栉比的烟馆、浴室、妓院等其它服务性行
业。久而久之，居民“惮于远涉，百物取给于远商， 即有行贩，自粱秫麦菽酶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
布帛、盐鹾诸利薮，则皆晋、徽侨寓大力者负之而 趋矣” 。
２．３ 社会心理的扭曲使得城市发展丧失原
动力
社会心理是社会运行或变迁过程巾社会群体的 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 和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诸多差异，形
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特点的社会心理模式，并以带
有地域性和集团性风俗习惯行为表现出来。１２世 纪以前，淮河安流、尾间畅通，洪涝灾害很少发牛，稳
定的小农经济孕育了乐观向上、质朴善和社会心理。 黄河夺淮后，频繁灾害、贫闲生活加上城市的畸形繁
荣，促成了生存观念的扭曲，使得运河城市民众心理 整体性趋于消极、保守、宿命。
漕运的兴盛刺激了大运河城市消费经济的发 展，漕运、河防、盐务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
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 中。由于河流淤塞、决口发生后政府会对漕运重
地调拨大量财物赈济，而河渠疏导、水利修缮，又 可带来大量工作机会，百姓“则惟偏灾是望，相率
侥幸于国家豁免之（田赋）” ，甚至出现盼望灾害 发生的畸形心理。清中叶以后，漕运腐败呈蔓延
之势，官员争相谋取私利、互相欺瞒，不但利用职 务侵吞、挥霍国家资财，使脂膏流于街衢，还经常
欺诈和刁难过往商民。此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对 社会心理产生消极影响，滋长民众埘政府的不信
任感和不满情绪，加剧了价值观的混乱和倾斜。 民众的消极保守是在水害频发、地理条件恶化的
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安贫宿命观一｝丁．形成，就 会对新事物产生极强的抵制力。清乾隆年间地方
官员为提高生产、改善民生劝谕淮民“以植桑、种 棉、习纺织为务，并为之募师制具，设立程度以诱
之，而民莫应其后” ，便是保守思想的典型表现。
清末民初以来，作为社会主流的地方十绅少有身 份和观念的转化，仍保持根深蒂同的传统观念。 其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展延至一般民众，造成了民
风的闲散与保守，
缺乏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