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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会工作的困惑

一名医务社工的困惑 2010-11-10 22:04:51| 分类: 社工实务 | 标签: |举报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李和昕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10.10(上)

成为一名医务社工已经两年了,我经历了从“学生社工”到“职业医务社工”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转变。对于我来说,从理论学习转入实际的专业辅导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没有直接督导辅助的情况下,这一过程显得更为艰辛。

记得刚到医院时,我对医院的整体架构、患者就诊流程、医院规章制度、科室情况、医护人员分布等信息都没有足够的了解,平时只是帮助科室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同时接触一些专业工作,如帮助病人申请社会公益救助金、进行简单的医疗救助,以及进行一些危机介入、病人及其家属情绪疏导、医患关系协调等。由于绝大多数病人及其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对医务社工并不了解,很少有人来向我寻求帮助。

随着对医院的情况逐渐熟悉,也积累了一些实务经验,加上在工作中不懈地宣传、积极探索,我的工作渐渐步入专业的轨道。一些患者在我的帮助下走出了困境,我的工作也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认可,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其家属了解了医务社工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医生、护士也主动转介个案给我。而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一方面,我感到自己的专业能力有时无法适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作条件的限制也影响了社工工作的开展。

面对“三无”患者的两难选择 患者A,男,13岁,父母离异,父亲再婚。A不愿意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便偷偷从老家来到深圳,以乞讨为生,因患重症肺炎,在医院门口奄奄一息,被保安发现后送到

医院急诊科。 患者B,男,40岁,以乞讨为生,因到饭店偷吃东西时被打断了双腿,行走不便,又患有严重胃病及并发症,在医院门口被保安发现后送进医院。

医院常常会接触到A和B这样的“三无”患者(这里指无姓名、无亲人陪同、无法联系家人的患者,而这类患者往往无法缴医疗费。根据医院的规章制度,患者没有缴费就无法拿药,从而难以接受一环扣一环的医疗救治。此时,医院及其医护人员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不实施救治,患者可能有生命危险;如果实施救治,由于医院在付出救治成本后却收不到医疗费,医院的经济利益则会受损。从社工的职业价值观出发,对这类患者实施救助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社工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权几乎为零,加之复杂的工作关系,积极的决策很难产出。

关于尊重未婚先孕者的自决权 赵某,女,20岁,未婚先孕,孕18周,由家属陪送到医院妇科住院引产;入院后,赵某的家属履行了引产的签字手续,但赵某上了手术台后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同意引产,医护1人员劝解也无效。

面对这一状况,我决定先让赵某回病房冷静,再让其家属配合,共同动员她引产。在此过程中,我首先要承认、尊重赵某的自主权,在她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让她全面评估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并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清晰的认识。同时,虽但即使劝解无效也不能强制她引产,而且不能对其有任何歧视。但是,由于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赵某的家庭成员却对她有歧视性看法。当我试图改变他们的歧视性看法时,却显得很勉强。赵某自己想要小孩的个人愿望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导向是矛盾的,这使我很难从专业的角度作出判断。

关于产后抑郁的认知疗法 张某,女,28岁,顺产一男婴。护士发现,产后的张某白天总是无精打彩,晚上又睡不着觉。她心情压抑、烦躁、易发脾气,对什么都没兴趣,而且茶饭不思,奶水明显减少。她还总担心孩子会生病,怀疑自己没有能力把孩子养大,常常强迫自己不去靠近孩子。张某日渐消瘦,其家人都很着急,但他们怎么开导她都没有用。无奈之下,其家人找我帮忙。

张某的症状是典型的产后抑郁。接案后,我全面评估了张某的情况,采用认知心理治疗法,并配合医院的辅助药物治.疗。两周后,张某的情况明显好转,脸上又出现了笑容,往日自信、开朗的她“复活”了。送走张某之后,我却陷入了思考:一方面,产后抑郁的高发率投射出对产妇关怀缺失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产后抑郁的认知疗法是否会在家庭关怀不充分或缺失的情况下失效?有没有更持久、更彻底的方法避免产妇们产生心理负担?医院、家庭、社会和医务社工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行动?协调社会资源的困难 一天,医院保安发现医院门口有个纸箱。打开纸箱一看,一个瘦小的女婴躺在里面,全身长满了皮癣,身边的一张纸条上写明女婴已6个月大。女婴被医院收治,经医生诊断,女婴患有遗传性皮疹、先天性皮肤病。

像这种患病弃婴,医院也经常会遇到。弃婴的治疗费用一般都是医院先行垫付,这是医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涉及转院治疗时,就存在不少困难。比如,弃婴转院治疗需要收治医院与有关专科医院协调,但很多医院包括福利医院都不愿意接受患病的弃婴,导致弃婴的救治陷入了困境。我虽然见证了这种惨剧的发生,但是如何争取资源,改变弃婴的困难处境,医务社工的具体责任又是什么,都是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此外,很多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本来就不富裕,一旦患有严重疾病,往往就陷入生活困境。虽然社工可以帮助困难患者申请一些救助基金,但对于大多数困难患者及其家属来说,这些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很多服务对象对社工的期望和要求过高,他们提出的一些申诉求助往往是社工在能力范围内无法满足的。

工作条件的限制 医院虽然成立了社工部,也配备了基本的办公设备,但工作条件仍有诸多限制,如办公场所不足、社工与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关系缺乏协调性等,这些都影响着医务社工开展实务工作。 就拿办公场所来说,社工缺少独立的办公环境,就无法给服务对象提供一个保护隐私的谈话空间。很多服务对象有难言之隐,很想对社工诉说,但碍于办公室人很多而不便表达,社工则只能对其进行简单的疏导、安慰,不能挖掘服务对象内心深处的困惑与需求,也就无法制订符合服务对象需求的服务计划,从而无法很好地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

另外,对于一些面临着共性问题的患者或家属,如产后抑郁患者、长期病患者、PICU患者家属、早刊L患者家属等,可以用小组活动的形式开展工作,但是由于缺少活动场地,小组活动的开展就受到了限制。此外,开展社区宣传活动也受场地、工作员、物资等条件的限制。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成长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医务社工也不例外。走在医务社工这条道路上,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挫折。但我相信,只要坚持走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医务社工的队伍,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社工是什么,社工干什么的?在不少街坊眼中,他们是聆听唠叨的好听众,解决烦心事的最佳跑腿。不过,社工们的烦心事又有谁知?11月2日,在海珠区新港街南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广州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发起“社工嘉年华”活动,近10个社工机构的新旧社工们一起“大吐苦水”。

尴尬:常吃“闭门羹”被当成“小姐” 一线社工们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里的“老弱病残”。为了融入社区,社工经常会“洗楼”,上门进行陌生拜访。金沙街社工国良说,被拒绝是常有的事,有些中年人还以为他们是搞传销的。“看到我们就喊传销仔又来了。”加入社工行业近一年的梁寓菲已经被“喊”过多次。

“有时候明明家里有人,但是敲门没有人应门。”即使有人应门,社工热情地递上宣传单介绍后,有时候得来的答复只是冷冷的一句:“哦,社工啊。我不需要,你们走吧。”就此拒之门外。

半年前加入社工队伍的小静,觉得社工给她的感觉是“求别人来让自己帮忙”。去探望老人家时可能被当成“卖药党”,要提供免费服务别人也不相信。 一些城中村的外来工对“社工”一词更不了解,甚至把女社工当成了“小姐”。海珠区某街道“外来工组”的社工阿德便有过这样的经历。小组成员常在外来工下班后,跟路边的外来工搭讪,介绍中心提供的免费服务,却遭到几个外来工调戏:“那你是不是免费的啊?”

无奈:常被当万能 成免费义工 除了拒绝,社工们经常会遇到另一个极端:街坊以为社工是万能的。在恒福社金沙中心的个案室里,一位家长找到了社工曹姑娘。家长希望中心的社工能给他的家庭一些物质资助,并想社工出面帮他申请低保。

“如果家庭情况确实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联系像狮子会等慈善机构。低保申请有专门政府部门负责,社工机构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曹姑娘只能这样解释。“有些街坊把我们当成政府部门。”

也有一些街坊把社工当成了长期的免费义工。阿友就遇到相似的案例。一位独居老人致电希望社工能帮她买饭,背她下楼看医生。虽然社工在跟进,但也要花一天的时间联络和协调。“不是帮人解决困难吗,为什么不能立刻派人上门?”

社工不是来解决一件又一件具体问题的,“助人自助”才是社工们的最高理念。阿友无奈地说,“社工达不到街坊的要求,街坊往往就会失望,以为他们是在做秀。”

委屈:常成出气筒 成发泄对象 除了上门探访,不定期举办的小组聚会、社区活动等也是社区服务的重点工作。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学毕业生李梅(音)在负责一个美食小组活动时,就受过不少委屈。

由于小组每次参加的人员比较固定,有些街坊便以为社工“大细超”,把资源都留给了某些内定的居民使用。尽管李梅向她们解释了无数次,材料工具是街坊自己负责,中心只是提供场地作为交流平台,但是部分街坊依然不相信。

同样是女性社工的阿华说,街坊的不理解有时候会带来过激言辞,一些新入职的女社工常委屈得要哭,甚至有的连班也不想上。

为了维持社区和谐,社工们很多时候需要进行矛盾调解、心理疏导,在社区内散发正能量。 2011年5月,金沙洲芳和花园一妇女突然纵身从18楼跳下。国良接到消息到现场协助安稳家属,对家属进行心理疏导。“当时死者就躺在一边,家属在另外一边大喊大哭。我一直劝他们说,‘不要再看了’。”身为基督教徒的国良并不忌讳死亡,但直面生死离别的场景,他说“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往往有调解需求的街坊都带着情绪,而社工们常常是“躺着中枪”,成为了街坊发泄情绪的对象。一次“洗楼”期间,一位上夜班的阿姨一见曹姑娘上门连忙大吐苦水,投诉周围的噪音问题。说着说着阿姨的婆婆也加入进来,两个人情绪激动地你一句我一句,缠着曹姑娘足足聊了一个下午。“她们投诉无门,心里面有怨气。我们社工所做的就是赶走负能量,发出正能量。”

专家说法 社工服务如中药花时间才能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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